在文学史上，柳永、晏殊、张先、欧阳修、苏洵、王安石、曾巩等灿若晨星。可以说，宋仁宗一朝，是北宋文化教育的“巅峰”。然而，人们快乐吗？非但不快乐，反而在一种“病态”氛围中，愈发癫狂。
宋词作品女性化倾向日益明显，男人日益“女性化”并非好事儿，尽管有助于一些问题地解决，但从古到今的世界都是“丛林化”。当你面对着敌人选择屈膝的时候，其实命中注定你将接受敌人是否“勇猛”或“保持勇猛”
传统文化讲究“阴阳和谐”，但不同性别的“和谐”应该是不同的，如果阴的外显阳气过剩，阳的外显阴气过剩，那么就不能称其为“和谐”了。宋词这种主题以男女离愁、男欢女爱的“艳美”为主要特点的文学形式，如果不是“豪放派”加入，就可以说“阴阳不和谐”了。
当然，这只是从主体上看，婉约派词人也有“豪放”的作品，豪放派词人也有“婉约”的作品，不能绝对化。一个社会的文化主轴如果成为“婉约”，那么，问题可就多了。因为，脂粉气过于浓厚、尚武缺乏对于社会并非好事儿。
流连于烟花的大师：争如这多情，占得人间，千娇百媚
宋朝的文人的自由度比较高，权力也比较大。但在“庞大的文人数量”里，任何一个文人都觉得很累。大家都是文人，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在超大群聪明人中争权夺利是非常耗费精力的。而且，宋朝不怎么杀大臣，被斗败的人不会像其他朝代那样，失败了就等于消失了。宋朝的大臣们大多都经历过几起几落。
由此，不如意的文人们很多，柳永就是其中之一。柳永从1009年到1034年五次科考，终于成为一名进士。从984年出生到科举成功，柳永用了50年。1049年，柳永以屯田员外郎这个七品职位退休，4年后以69岁亡故。
其典型代表就是宋词大家之一柳永，而且柳永常在青楼解忧排解的特点，在宋朝文人非常流行。因为其失意无聊，以流连坊曲为乐，所以其作品多以俚俗语言为能，这样也就有利于普通老百姓，特别是伎人传唱。
但作为文人，儒家文人讲究“尊卑秩序”讲究“等级”，由此，他的名声并不好。晏殊对于柳永“粗鄙”是很有意见的：一次柳永被降职，他很是不服，前去找晏殊问询为什么针对我。晏殊就问他:“贤俊作曲子么?”柳永回答:“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就像您也做曲子（宋词）一样。晏殊冷冷一笑:“殊虽作曲子，不曾道:‘彩线慵拈伴伊坐。”，柳遂退。
可见这二位的谈话并不愉快。晏殊认为柳永烟花气、过于阴柔，自己则比他更男人。
那么，柳永的词可以用这首作为代表：
飞琼伴侣，偶别珠宫，未返神仙行缀。取次梳妆，寻常言语，有得几多姝丽。拟把名花比。恐旁人笑我，谈何容易。细思算、奇葩艳卉，惟是深红浅白而已。争如这多情，占得人间，千娇百媚。
须信画堂绣阁，皓月清风，忍把光阴轻弃。自古及今，佳人才子，少得当年双关。且恁相偎倚。未消得、怜我多才多艺。愿妳妳、兰心蕙性，枕前言下，表余心意。为盟誓。今生断不孤鸳被。
后世对其品评也不太友好，李清照（1084年－约1155年）就说他“词语尘下”。王灼（约1081—约1160）说他“虽脱村野，而声态可憎”。更有俞文豹的《吹剑续录》说出了世人对柳永的看法：
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歌，因问：‘我词何如柳七？’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
那么，这个观点是否符合二人的特点呢？完全符合。
一生权贵说晏殊：苦闷异常为自身
柳永的词因为常在烟花之地，所以，其诗词的“艳俗”必然受到当时的人的鄙夷。柳永一生为官路上坎坷异常。与之相反，晏殊一辈子儿都是顺风顺水。他以神童进入政坛，病逝时也是善终，荣耀一生。
按道理说，晏殊应该比较惬意了吧，但他一生追随吕夷简、奉迎宋仁宗，在政治上庸庸碌碌，只是才学获得后世认可，对当时的贡献其实很有限。他培养、栽培的人众多：
范仲淹、欧阳修、孔道辅、王安石、韩琦等受其提携；富弼、杨察更是他的女婿；他的儿子们各个儿都是官员。其八子晏几道甚至说朝堂上有一半高官权贵都是他家的门生故旧，可见晏殊的地位。
然而，他的诗词被人评为“闲雅哀婉”，为何哀婉？就是忙着为自己的“地位”而繁忙，而累断柔肠，而困苦异常。看着眼前的一切，他哀叹着“朱弦悄，知音少。天若有情应老。劝君看取利名场，今古梦茫茫。”最终，临终前才发现“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的路上，自己仍然是孤孤单单地走入坟墓。
最后，出场的范仲淹，是我非常佩服的一位儒家文臣。柳永、晏殊的一生都是在为自己而活，范仲淹则是为天下而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