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5月，二战名将、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
在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时，他说：“阁下所指挥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足以媲美世界上任何伟大的战役。”
而毛主席却以他特有的幽默，微笑着摇摇头，说：“四渡赤水才是我一生的得意之笔！”
毛泽东同志作为一名一生指挥战斗无数的优秀军事家，用兵如神，正如其所言：我平生最得意的一役莫过四渡赤水。
罗炳辉领导的九军团，正是毛泽东四渡赤水出奇兵这盘棋最重要的一枚棋子。
正是靠着罗炳辉的第九军团独自与敌人周旋，才为红军主力跳出包围圈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乌江天险重飞渡……调虎离山袭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这曲《四渡赤水》，是罗新安最难以忘怀的歌曲，每当他哼唱起这首歌，父亲罗炳辉那威武壮硕、英勇作战的身影便会浮现在他的眼前。
又不禁回忆起1946年的那个夏天。
1946年6月21日，在年幼的罗新安眼中，家中突然地多出了许多身影，他们有的高大威武、笔直地挺立在不同的地方，散发出可怕的气息。有的聚成一团，默不作声，时而能听到啜泣的声音。
这些都超出了年幼的罗新安的理解，不明白这些陌生人在自己家中做什么，仿佛自己正处在一个十分压抑的氛围中。
在罗新安跟妈妈一同吃饭时，年幼的罗新安跑到附近爸爸睡觉的地方，奶声奶气地喊着：“爸爸，吃饭。”
周围的空气仿佛瞬间凝固，他感到全场的氛围更加压抑了。
罗炳辉将军在成功领导枣庄战役后突发脑溢血，1946年6月21日，在陈毅等领导同志的守护下，罗炳辉将军结束了自己光辉而又短暂的一生，享年仅49岁。
当时，他的身份是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
6月24日，陈毅同志在给罗炳辉儿子们的信中曾嘱托道：
“罗炳辉将军是一个铁骨铮铮的硬汉，于苦难中诞生却为终结苦难而奋斗终身。你无需以别人为榜样，只需学你的父亲，将父亲的理念凝记在心并付诸实践，那你一生的事业就将光明而无穷尽。”
父亲的葬礼后，罗新安和妹妹罗鲁安一直与母亲张秀明相依为命。
母亲张秀明是一个标准的中国劳苦妇女形象，留一头方便打理的短发，手上有经常劳作而产生的老茧，略微的驼背展现出生活的重担，双眼却绽放着不屈的意志。
解放战争时期，作为烈士的家属，通常是部队到哪儿，他们一家人便跟到哪儿。好在军队并未亏待他们，部队每到新的驻地，一家人与其他烈士家属都是优先安置的对象。
尽管有军队的照看，失去了丈夫的张秀明依旧要忙碌许多，一家人的吃喝问题、衣物和住行上的问题也需要母亲辛苦操劳。
为了维持家庭的生计，张秀明长期处于忙碌状态，期间不可避免地疏忽了对两兄妹的照顾，儿时的罗新安在失去了父爱的关怀后也缺少了母爱的关心，他的成长便有些“放肆”了。
新中国成立前夕，国内环境日渐安稳，随着罗新安的长大，儿子的教育问题成为了母亲张秀明的难题。
与中国的大多数母亲一样，张秀明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有所成就，送孩子去接受好的教育是绝对要做的。
这却让张秀明犯了难，此时一家人虽然初步稳定下来，但周遭并没有好的学校，送罗新安兄妹去上学就意味着要抛弃已有的安定环境，去搬到一个全新的、陌生的环境中。
经过慎重思考，张秀明还是决定带着罗新安和妹妹罗鲁安进入上海定居。
作为当时中国大陆最大的城市，上海的教育条件毋庸置疑。
张秀明认为：凭借上海的教育条件，一定要让罗新安成为像他父亲一样为国为民的国家栋梁，为大多数人民的幸福而奋斗。
怀揣着对未来的美好期望，罗新安一家人搬迁进了上海。
此时，虽然国内的局势已经渐渐稳定，但母亲因为刚入上海，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忙碌，不可避免地缺乏了对子女的关心。
罗新安在生活中已表现出有些小任性，但母亲却以为是孩子的天性，并未深入关心疏导。
1951年春，罗新安7岁了，已经达到了上海的小学入学年龄。
但不知是母亲张秀明的过于忙碌而忘记了入学之事，还是对子女的不舍，张秀明在周围人的提醒下才把他送到了上海的华东保育院。
华东保育院于1948年成立，是为了解决南下部队孩子和烈士子女的安置问题而专门成立的学校，它分幼稚小班、幼稚大班和小学班。
罗新安被送入小学班，正式成为一名一年级学生。同年，妹妹也成功进入该保育院的幼稚大班。
在把罗新安兄妹送入保育院的那一刻，张秀明缓缓舒了一口气。底层的人民朴素地坚持着一个逻辑：受教育就能改变命运。张秀明认为：娃儿们以后一定能成为他们父亲一样能为国家做贡献的人。
因为缺乏母亲的教育，加上罗新安骨子里的不安分，罗新安在初入保育院时经常不守保育院的规矩，颇令保育员们头疼。
他不仅经常在上课时偷偷溜走，还经常在午睡时戏弄同学，这些调皮捣蛋的行为让他在保育院出尽了名头。
调皮的孩子有许多，但调皮到人尽皆知可不是容易的事，有保育员甚至在情绪极端波动时吼出：“这娃娃有病！”。
由于不肯认真学习加上逃课，学期结束后，学习成绩并不达标的他不出意外地被留级了，无法与他的同学们一起，升入下一年级。
然而，在学期结束的大会上，令年幼的罗新安挠头的事情发生了。
老师给同学们学期末总结时，竟然给他颁了一个“进步奖”，并与他单独谈话，深入地交流打开了罗新安的内心世界。
罗新安并不是一个天生调皮的人，年幼时自主喊爸爸吃饭的举动也表明他是一个懂事的孩子。但长期缺乏父母关爱的罗新安有了被父母讨厌、抛弃的感觉。
年幼的他选择了做一些能够吸引人注意力的事情来尝试得到周围人的关心。
有时候，小孩子从“调皮捣蛋”到“安静认真”需要的，仅仅是一点点关心和爱护罢了。
之后的罗新安开始努力学习，不再上课逃课、做一些捉弄人的事情。
随着罗新安的一天天长大，张秀明仿佛能从他稍显幼稚的脸上看到罗炳辉的模样。
小时候的罗新安在问及爸爸去哪里的疑问时，母亲张明秀总是回答：“爸爸在带兵打仗，要很久才能回来”。
母亲也经常给罗新安讲述自己的父亲罗炳辉的故事。
在故事中，罗炳辉十分喜爱与小孩子在一起玩耍，罗炳辉曾在战火连绵的岁月中，带着5个孩子到了延安；在乌江战斗中，父亲曾指挥300多名“红小鬼”进行战斗等等。
罗新安一直认为爸爸还在，他只是出去带兵打仗了，不常常回家罢了。等爸爸回来了，便会与自己一起玩耍。
年幼的罗新安也会幼稚地数算着天数，数算着多少天后可以见到归来的爸爸。
只是到他十九岁的那年，他发现他所凝记的数字，突然没有了意义。
1963年，19岁的罗新安在山东临沂烈士陵园看到了自己的父亲——罗炳辉将军的墓。
自己的父亲，连同千千万万个牺牲在新中国建立之前夜晚中的烈士一起，被葬在了他们曾浴血奋战的土地上。几千天的等待，无数个日夜的守候，换来了苦涩的答案……
回想起小时候陈毅叔叔给自己写的信，长大成人的罗新安仿佛明白了父亲的事业是什么，自己要做的又是什么。
父亲虽已离去，但父亲的光芒仍将照耀着我前行
从高中毕业后，他的母亲张明秀告诉他：“为大多数人的幸福而奋斗，这是你爸爸对你的期望。去报考军校，学习一门技术，是和平年代实现帮助国家的最好方式。”
回想起见到爸爸陵墓时的情景，罗新安暗下决心，一定不辜负父亲的期待。
于是，他果断选择进入哈尔滨军工大学，学习国家专业技术人员紧缺的无线电专业。
1968年，罗新安从学校毕业，当时新成立的无锡无线电厂需要技术人员，罗新安怀揣着秉父遗志、报效祖国的心情，奔赴了无锡。
4年后，苏州的电视机厂又调他去研发技术，罗新安一直坚守：“父亲想让我当军人、学技术，就是让我服从命令。和平年代，国家建设就是命令，哪里需要，我就去哪里！”
罗新安在不同的岗位上总能干得风生水起，并取得骄人成绩。
在苏州电视机厂积累了5年的工作经验后，罗新安不忘初心，听闻国家需要运动员的训练建设录像系统方面的技术，他又毫不犹豫的投入到这个全新的领域。
他的技术研发填补了国内多项技术空白，因此罗新安获得了三次国家级和上海市级的科技成果奖。
上世纪80年代，事业已经小有所成的罗新安受邀参加纪念罗炳辉将军的一个活动。但罗新安却发现了一个现象令他愤懑。
公社的人为了接待他而大摆宴席，桌上的食物不仅珍稀，而且多的吃不完，但公社的贫民们却还在为填饱肚子而努力。他陷入深深的思考中：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他将自己的思考报送给上海市委市政府，很快，市政府给予了肯定的回复，并设立了监察部来监察整治社会上的乱象。
身边同事曾开玩笑说他不务正业。但罗新安却不以为然，他相信严于律己、铁面无私的父亲是希望他这样做的。
罗新安与儿子罗承
罗新安大学毕业后到江苏进入无锡无线电厂成为一名技术员，这一年，罗新安已经31岁。
这已经是一个男生需要成家立业的年纪，好在，罗新安与一个姑娘喜结连理并生下了一个儿子起名为：罗承。
“承”这个字的寓意为承接爷爷罗炳辉的遗志：为大多数人的幸福而奋斗。
从儿子的名字上就可以看出，罗新安对儿子与同时代的其他父母一样，希望儿子能成就一番大事业。
怀揣着对儿子的期望，在如何教育儿子的问题上他颇下功夫，希望儿子能根据他的预想成长。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
一心想教育好儿子的罗新安却在实际的教育现实中屡屡受挫，儿子罗承并不像罗新安所想象的继承祖父的遗志，反而不断表现出对父亲的忤逆与任性。
面临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他还曾怀疑自己“不适合做父亲”。
1981年，罗新安的家庭又遭变故，罗新安和罗承的母亲离了婚。
在离婚判决上，法院将孩子罗承判给了罗新安，7岁的罗承面对父亲与母亲分离的现实，与父亲罗新安的隔阂日益加剧。
尽管罗新安对儿子的教育更加上心，但事实却是残酷的。
上小学后，罗承的叛逆倾向更加严重：他逃学，多动乱动，学习成绩也大幅波动，甚至经常在课堂上大喊大叫，干扰正常上课。
最为严重的一次，罗承竟没有在放学后回家而是躲了起来，直到晚上九点，焦急的罗新安才在公园的长椅上找到了儿子。
当时的罗承双手抱膝，看向父亲的眼神里有着浓浓的警惕。
自此以后，经常性离家出走竟成为罗承的正常活动。
这种种情况，让罗新安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中，不用想去实现大多数人的幸福，他已经连自己儿子的幸福都无法保证了。
1984年，因为罗承在校期间表现情况令人堪忧，被学校送到了特殊学校接受教育。特殊学校采用严厉的管理制度，是不少问题学生的噩梦。
这时候的罗新安意识到：自己的儿子罗承已经不再是有点调皮的学生，而是成为了问题少年。
到此时，罗新安的心中已经满是悔恨，回想起自己曾踌躇满志，意图将儿子培养成他爷爷罗炳辉那样的国家栋梁，却因自己的教育事务而使儿子与父亲逐渐疏远，成为了问题少年，
这是对他罗新安十年来教育的莫大讽刺。红军名将的孙子竟会有如此下场。
为了将儿子罗承重新领回正道，罗新安开始尝试从青少年犯罪心理和法律的角度来解决儿子的问题。
为了验证自己一段时间的学习成果，他还参加了中国第一次律师资格证考试，并取得了律师资格。
一位父亲为了挽救孩子的未来做出的努力不禁令人动容！
儿子罗承在被送入特殊学校后的行为表现不仅没有得到改善，反而变本加厉。
从学校毕业之后他就逐步接触社会上许多的闲散人士，即使罗新安送他去军校，罗承都可以做到从管理严苛的军校中逃跑。不得不说这也算是一门本事。
在罗新安研究过青少年犯罪知识后，罗承的种种行为可以说是将书中的犯罪名称实践了出来。
通过研究和判定，罗新安尽管心底很难相信，但事实上儿子罗承患有“反社会人格”。
在将儿子的情况向医生表明后，医生摇了摇头，告诉罗新安：“患有这种病症的小孩我已见过许多，但他们都未彻底痊愈，这种病几乎无药可救。”
但是面对自己的亲生骨肉，以及来自祖辈的期盼，罗新安并没有选择放弃。
罗承入院了，但在入院期间他又抢走了罗新安的一千多元并逃离。
罗新安的头发近乎一夜须白，双眼也透露出迷茫。他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儿子卷钱跑路，自己教育失败，祖辈期盼落空。
然而，人的伟大不在于建立丰功伟绩，而在于面对苦痛却毫不退缩、奋发向前。
年过半百，却失去儿子的罗新安并未就此沉沦，他心想：如果连儿子的幸福都无法保证，谈什么为大多数人的幸福！
在与儿子再次相遇之前，罗承一边搜寻儿子的下落，一边探寻儿子病症的解决之道。
终于，1996年，罗新安与儿子罗承在时隔多年后，终于再次见面。
此时的罗承在逃往南京之后因被人砍伤，不得不回上海治疗，这也是父子二人多年后的第一次重逢。
面对许久未见的儿子罗承，脸上皱纹更加深陷的罗新安曾双眼紧闭，又缓缓睁开，藏不住的，是心底那份欣喜。
在罗承住院期间，罗新安提议采用国外的催眠心理治疗方式来消除他的“反社会人格”。
或许是在外已经历许多，而这一次罗承竟然同意了。
治疗的过程异常顺利，在催眠心理治疗之后，儿子罗承明显表现变好了，而这时候罗承也有了回归正道的可能性：罗承迷上了电脑程序。
为了让儿子将注意力聚焦在其爱好上，罗新安全力支持他，提供了许多帮助以供其学习。
让罗新安欣慰的是，罗承终于有了一技之长，成长为了一名电脑高手，同时他还可以凭借自己的电脑技术找到一份体面的电脑工程师的工作。
在罗承31岁的时候，他的事业更进一步，成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电脑网络公司，看着儿子的事业逐渐走上正轨，罗新安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在晚年，罗新安继续把青少年教育作为自己的事业，研读了大量心理学、教育学方面的书籍，为中国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他编写的《理想在我心中》一书，更是成为中央宣传部推荐的百本读物之一。
罗新安在他编著的《中国道德新论》中的一句话印证了他的一生：“人区别于动物，在于有信念，我和父亲的信念一样——为大多数人的幸福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