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镇长助理
公众号 大树乡长
在上一篇文章《人是否会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滞胀又要来了吗？》中，我们分析了内部经济基础性疾病和外部供应链冲击是诱发“滞胀”的两条主线。
敏锐的读者朋友们已经感受到了“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
闲话少叙，我们直击主题：我们离滞胀究竟有多近？
从上游来说，其实我们已经在尽量降低外部输入性通胀的影响了。
2021年我们和伊朗签署了25年全面合作协议；中俄于2014年签署了为期30年的天然气供应协议，今年2月中俄又新签一份原油和天然气协议，对华天然气出口将增加100亿立方米至480亿立方米/年，对华将新供应1亿吨石油，协议期为10年。
这些协议均是以市场非公开交易的方式进口油气，换言之，受国际油气价格变动的影响较小。要知道，当年美国滞胀发生的时候，美国的用油成本足足翻了3倍以上。
虽然中国不是石油生产大国，但我们已经和油气资源大国背靠背了。粮食上，我们在确保主粮自给自足的同时，这两年也在积极囤积余粮，以至于被外媒“酸”了一把。
从下游的工业制成品来说，作为世界工厂，如果世界各国超市陆续出现短缺，那么中国的超市一定是最后出现的。
唯一要担心的，是新冠疫情对通胀的影响。
工业生产极其需要组织性和连续性，一个工厂集中爆发新冠或者反复有员工因新冠缺席岗位，那么工厂生产就没法组织。一旦我们因疫情在一年内甚至几年内都失去产能，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肯定会趁机转移供应链。
躺平之后恢复经济？不是说躺平之后现有的一切都还属于我们自己，而且在疫情之中，谁来生产，我们去买国外的高价货吗？国外各种躺平的时候，买的可都是中国货。
外部供应链不能说没有冲击，但是相对欧美而言，我们的情况显然要乐观很多。真正要重视和警惕的，其实是我们内部的“基础性疾病”。
通货膨胀的本质是“钱多货少”。前面分析了，输入型通货膨胀有影响但不会是决定性的，我们自身产能也够，“货“的影响有限，那对我们影响最大的其实是自身的货币超发。
2001-2021年中国M2货币供应量和M2与GDP的比值
自2008年起，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中国推出4万亿救市计划，中国货币供应量也随之激增。之后，又有一系列的刺激计划，为经济增长加码。
M2就是市面上流通的钱加总银行里的钱，换言之，就是整个社会的货币供应量。
可以看到，图中2009年M2/GDP的比值明显攀升，且这个比值自2008年后一直在增大。这意味着，这些年来货币供应的增长速度是超过经济增长速度的。
这么快的货币增长速度，按理说中国的通胀水平应该很高。但物价虽然再长，但反而没有80、90年代物价波动大。
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物资真的丰富了，另一方面是因为超发的货币很大一部分流进了房地产，而这一项各国都是不把它算在CPI里面的。
中国CPI增长率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简单说明一下大陆的货币派发机制，理解了这个机制也更有助于让我们明白为什么房地产过去是支柱产业。
大陆个人、企业融资主要依靠银行，过去主要的个人金融资产也是银行存款。这样我们每存100元，理论上也可以贷出100元；但央行规定了每个银行必须留存一部分放在央行，这个留存比例就叫“存款准备金率”。
假设存款准备金率是20%，那就意味着必须上缴20元，可以贷出去80元。拿到这80元的人拿着钱消费，比如买了双鞋，钱就转到鞋店老板手中成为他的收入。老板再把这钱存进银行，这样银行账面上就有180元。同时银行又可以拿出80元的80%，即64元放贷，然后新的人拿到钱又会存入银行，如此循环往复。
最终100元可以派生多少钱呢？经过数学计算可得500元。如果存款准备金率是10%，那就可以派发1000元。
降准就是央行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让商业银行可以更多的放贷，而信贷扩张就是我们国家主要增发货币的方式。
在大陆产业水平较低的时候，房地产行业算是上下游关联企业很多的行业，比如上游的钢铁、水泥等建材，下游的装修、装饰、家居和家电，经济带动效应很强。通过信贷扩经由房地产业将货币派发出去，就能起到刺激经济的作用。
我们理想的情况是：
钱从银行贷出来→鼓励买房，房价上涨→房地产行业上下游从业人员及房产持有者收入增加→消费市场（酒、服装等）繁荣→经济增长
可是，如今现实情况却逐渐变成：
钱从银行贷出来→鼓励买房，房价上涨→资产价值越大，能进行抵押拿到的贷款越多→贷款钱+省吃俭用的钱继续流进房地产→房价继续上涨
本来鼓励消费而信贷增发的钱应该最后流进各行各业，如今却在房市内空转，最后剩下的只有高高在上的房价。
为刺激经济我们超发货币，举债发展，一方面推高居民债务水平，形成楼市泡沫；一方面地方政府为完成“GDP锦标赛”，也在举债投资，形成大量的地方融资平台债，也就是隐性的城投债。
一般来说，普通的地方债问题不大，投资的项目有比较严格的要求，审核较严，安全边际比较高；问题大的是在2018年以前，各级政府利用自己控股的融资平台以企业名义发行的天量“城投债”（一种变相的地方债）。
政府融到资、拿到钱以后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而这种政府驱动的投资很容易和房地产发展合流：
因为城市建设好了，房子卖得起价；房子好卖，土地就好卖；土地好卖，那土地财政就能持续下去，政府就能继续借钱，政府也能一直有钱。
理想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城市建设好了，能吸引人才和企业到来，经济就会好；经济繁荣了，税收就会高；税源充足了，政府就能有钱，就能继续建设城市，继续吸引人才和企业。
但很显然，卖地来的钱又快又多；扶持一个好企业、一个好行业充满了不确定性，而且时间漫长。
而房地产企业买地的成本又会部分向居民转移，进一步加重个人债务负担；政府借债投资反过来又会推高居民债务。
这就是存在于我们国家经济当中的两座债务大山。我们国家通过信贷扩张的方式增发货币，一方面形成政府和居民高债务，一方面形成楼市的大泡沫，这是硬币的一体两面。
但是说债务驱动，或者说投资驱动经济发展并不是我们国家独有的，这是现代国家都会做的事情，只不过各国的货币增发形式不同。
换言之，只要搞需求刺激来追求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注定会形成资产泡沫。
我们印钱推高了楼市，如果大水漫灌钱会在楼市里打转；而美国印的钱容易在金融市场里打转，尤其是股市——其中，美国的“创业板”纳斯达克情形最为明显。
美国纳斯达克指数10年变化，近10年年化收益率能逼近20%
但同样是资产泡沫，房市泡沫比股市泡沫危害要大得多。
买房子有金融属性，但买房住更有刚需，而且买房一般是普通人一生最大的一笔支出，还会挤压其他消费，因此楼市泡沫会影响许多人正常的生活。
人们会说：结婚后没房子住，我没有安全感；人们不会说：结婚后你没买茅台股票，我没有安全感。
但债务是有尽头的。一旦债务大到一定程度，再狂热的人也会恐惧，还不起怎么办？一旦出现违约潮，那就极易引起可怕后果。
但债务还不是故事的全部。放水另一个巨大的问题是加大贫富差距。
理想的情况是，钱流进房市/股市，有了钱的人再花出去，钱流进各行各业，这样货币增发只要产能跟得上，大家的工资收入都会增长。
但现实情况是，越有钱的人越容易借到钱；而人性又是贪婪的，有了钱人还想挣更多的钱。结局就是大量的钱在金融、房产领域打转。
货币增发本应刺激经济让大家收入增长，可是现实只刺激了金融、房产的上涨。谁拥有金融、房产更多呢？富裕群体。
拥有资产的人，享受到了货币超发的好处，用增长的收入在买没怎么涨价的日用品；普通人享受不到货币超发的好处，反而收入离提供安全感的房子越来越远。
为了买房就要缩衣节食，社会消费下滑就刺激经济，越刺激资产越涨就越买不起房，消费进一步下滑。
用更抽象的语言总结就是，社会财富在资本和劳动之间分配不平衡。
这种不平衡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在年轻人当中引起“躺平”、“摆烂”的情绪。
不是人不努力，而是有些事非人力所能改变。
新冠疫情让全世界都在超发货币、疯狂造富的同时，越来越多人因为消费不足而失业，变得越来越贫困。
回到刚开始的问题：比起国外的滞胀，中国可能更需要警惕衰退和萧条。
因为债务问题，如果不能温和地着陆，很容易转化成可怕后果；
因为贫富差距问题，整个社会将会是生产绝对过剩而有效需求相对不足，社会缺乏经济活力；
因为中美摩擦和去全球化，我们又面临着外部需求下降的风险；
而新的经济增长点还尚未夯实：5G，物联网，新能源、人工智能、传统行业数字化转型等新增长点还仍在路上。
如果危机要来临，与其说像1973年的大滞胀，不如说有点类似1929年的大萧条。
可是危中有机。每一次危机，都是经济利益与资源失衡与再平衡的过程。
这里的平衡既包括国内分配的再平衡，也包括国际的再平衡。
疫情中经济表现如此优秀的中国都面临债务和贫富差距的问题，世界其他国家更不能幸免。
不过我们和美欧的表现并不一样，欧美的滞胀问题会更加突出。在这场可能到来的危机中，比拼的就是谁能活到最后，谁才能主导国际的再平衡。
但在那之前，我们还是要聚焦于国内。
我们的机会，就在于确保制造业立国的情况下，首先实现国内公平地分配经济利益。
后话：国内的问题讲完，但仍然不是故事的全部。
国内有着分配的不平衡，国际秩序上也有着分配的不平衡。国内的蛋糕要切好，但国际上国家也要为全体国人打开生存空间：
国际上切蛋糕的秩序改变，变相等同于我们做大了蛋糕。
下篇，我们将继续分析国外滞胀的情况，并就读者朋友们关心的普通人该怎么做的问题简单聊一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