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郭阳】
自从去年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多方参与监督和保障的黑海粮食走廊的持续运行，为稳定全球粮食价格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在7月17日到期之后，俄罗斯单方面终结了所谓“黑海粮食协议”。
俄乌两国均是全球重要粮食出口国，从去年7月到协议中止前，乌克兰共通过黑海运粮通道出口了3290万吨粮食。俄罗斯中止黑海粮食协议后，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内的多方人士呼吁俄罗斯重返粮食协议。不过，克里姆林宫方面回应称，在与俄罗斯利益相关的协议得到履行前，俄罗斯不可能重返黑海粮食协议。
行驶在黑海航道上的运粮船
两个粮食出口大国“掐架”和粮食协议的暂停所带来的影响也在持续蔓延和发酵。迄今为止不管是粮食出口国还是进口国人人自危，粮食出口国限制出口，进口国拼命进口。受此影响，国际粮价自然出现了飙涨，同时也引发了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国家地区的人民对于饥饿问题的担忧。
该协议的暂停，对国际粮食市场产生的直接影响目前仍然在可控范围内。当地时间7月27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在圣彼得堡第二届俄罗斯-非洲峰会暨经济和人道主义论坛上宣布，向布基纳法索、津巴布韦、马里、索马里、中非共和国和厄立特里亚六国各无偿提供2.5万至5万吨粮食。但出于对世界粮食市场前景的担忧，各路专家学者还是不断地从经济学、金融学和国际政治学等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解读。而笔者认为，对这一问题产生的根源，我们的分析考察视角还可以再深远一些。事到如今，这一问题和局面的形成，还是与包括俄乌等国在内的东欧大地上自古以来就未能充分理顺的“三农”问题有脱不开的干系。
东欧平原黑土区农业生产的重要意义和地位
东欧平原地区一直拥有比较适宜发展农业生产的地理条件。其面积广阔，土地平坦，本身便于大面积耕作；伏尔加河、顿河、库班河与第聂伯河流域的土壤较为肥沃，水源充沛，且受到地中海的影响，夏季气温较高，适合一些农作物生长。当然，这一地区纬度高，太阳高度角小，年均温度低，靠北一些的地区被温带大陆性气候控制，冬季寒冷干燥，夏季温和少雨，河流的封冻时间长，春夏季节又有凌汛，客观上也对农业生产构成了诸多限制因素。
乌克兰大平原是世界上最大的黑土区，主要分布于该国的中部和东部地区，且主要依赖流经该地区的第聂伯河提供丰足的水资源。凭借自身的农业生产条件和粮食产量，乌克兰以有限的土地面积坐稳了欧洲第一粮食出口国的位置，其粮食产量甚至超过了土地面积远大于自己的俄罗斯，也为自身赢得了“欧洲粮仓”、“面包篮子”等美誉。
一望无际的东欧平原
据统计，乌克兰国内超过70%的土地被用于农业生产，农业收入在其国内GDP中排名第二，仅次于工业。该国的农产品主要包括各种谷物（以小麦和玉米为主）及其加工产品、油料作物（以向日葵和玉米分别榨取葵花籽油和玉米油）、蔬菜（包括西红柿、卷心菜、土豆、大蒜、甜菜根等）、蜂蜜（产量和出口量欧洲第一，世界第三）、鱼类（占全球鱼类需求的7%）、肉类和家禽（包括牛、羊、鸡肉以及奶类、鸡蛋等副产品）。
当然，以“乌克兰”为独立的国家、民族和区域对象来探讨其内部的农业问题，迄今为止也不过三十多年的时间。作为东斯拉夫文明的诞生地，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其区域历史发展也经历了相当长的一体化历程。而在上述历史时期内对该区域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进行探讨，自然也脱离不了这个极为重要的历史背景和前提。
沙俄“三农问题”的历史欠账
农业问题一直是传统东斯拉夫地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
东斯拉夫人的农业生产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九世纪。在罗斯国的统治范围之内，王公、大贵族拥有大量世袭领地，并通过强迫穷人服劳役的方式对土地开展耕种和放牧。十三世纪蒙古人的入侵不仅导致基辅罗斯公国的解体，而且这一区域内的农业生产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到了十五世纪，随着莫斯科公国的独立复国，以律法严格限制农民人身自由，“奴仆化”地加强其与领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来将农民紧紧束缚在领主土地上的农业生产方式也渐渐成型。当时，俄国农民大体上分为地主农民 、宫廷农民和国有农民3种类型。地主农民受压迫最深，既要为地主服劳役，又要向地主奉献各种农副产品，逐步失去了人身自由。宫廷农民从属于沙皇宫廷，专门供给沙皇必需品。国有农民不直接依附封建主，但要受封建政权的残酷剥削，担负着繁重的贡税和各种无偿的劳役。
十七世纪中期，农奴制在俄罗斯正式确立。根据相关法令，地主追捕逃亡农奴的时间权限从5年先延伸至15年，随后又规定可无限期追捕；封建领主在领地范围内有权对农奴进行审判并施以私刑，且能够干涉农民的财产、婚姻等家庭事务（包括臭名昭著的所谓“初夜权”）。
农奴到底属于“农”还是“奴”迄今史学界仍然有争论，但其遭受阶级压迫是不争的事实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随着《佩列亚斯拉夫条约》的签署，乌克兰哥萨克领袖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带着所管辖的领土正式与俄罗斯合并。十八世纪，农奴制又进一步推广到顿河和东乌克兰地区。在这片区域，灭绝人性的“农奴制”激起了农民的逃亡愿望和反抗诉求，因此顿河、库班河、第聂伯河等农业区也成了众多追求自由的“哥萨克人”（“哥萨克”一词源于突厥语，意为“自由人”）的聚居区，笔者之前的文章中提到的顿河哥萨克阿塔曼自治领就是其中的代表。
十九至二十世纪之交，俄罗斯帝国境内约有85%的居民生活在农村，其中又有90%以上为农民。他们占有大约70%的土地，为国家提供基本商品，其中包括四分之三强的商品粮。以农民为主要劳动力的农业经济，也是俄国整个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时的俄国作为一个农业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农业问题也是政权稳定、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同时，农民问题、政权出台的农业政策以及农民与政权的关系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影响俄国历史发展的重要变量。事实上，俄国社会进行现代化的尝试和社会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最终都依赖于促进了农业经济活动的改革。比如1861年的“亚历山大二世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对国家社会促进效果最明显的方面就莫过于“农奴制”的废除。当然，在富于俄罗斯封建特色的官僚主义和低下的工作效率影响下，“农奴制”改革的不彻底性也是众所周知的。
进入二十世纪，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外加俄国经济社会的固有问题对内带来了愈加尖锐的阶级矛盾，对外则引起了愈加强烈的战争风险。随着“一战”的爆发，俄罗斯帝国的大量适龄青壮年劳动力被赶进了前线无底洞般的“战争绞肉机”，给国内的工农业经济生产带来的损失也是显而易见的。由布尔什维克提出的、深入人心的“面包、土地、和平”三大口号，每一个都切中了当时日益严重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要害。最终，饥寒交迫、忍无可忍的农民与同样根源于农村地区的俄国工人阶级和基层士兵群体结成革命同盟，在布尔什维克的带领下，缔造出了一个全新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联盟国家。
在东普鲁士坦能堡战役中被俘的俄军士兵
苏联“三农问题”的不平衡发展
苏联成立后不久，1929年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农业集体化”运动。集体农庄开始取代村社自治，成为苏联农村基层主要管理方式。自此，苏维埃的土地上遍布大小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农业集体化消灭了富农阶级，为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开辟了道路，但也造成了诸多不良影响和后果。比如，中央到基层不同程度的官僚主义作风导致要求过急，强迫命令现象多，出现违反自愿原则、侵犯中农利益的过火行为；对富农不给出路；在开展全盘集体化运动时组织形式比较单一，等等。因此，在全盘集体化期间曾经出现了农业生产严重下降的情况，在此期间，农业总产值下降了23%，其中牲畜头数减少了50%。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随着农业减产，苏联国内一些地区逐渐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饥荒。1932年初，在乌拉尔地区和西西伯利亚地区开始出现一定规模的饥荒。不久，在乌克兰的44个区也出现了饥荒。这年夏天，饥荒一度停止，秋天再度发生，一直持续到1933年底。作为苏联最重要的产粮区，乌克兰在这场饥荒中受害最深。关于因饥荒而死亡的人数问题，不同的研究者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结论和数据，根据近年来解密的部分历史档案文献记载，有俄罗斯学者提出苏联1932-1933年饥荒中的总死亡人数不少于700万，其中乌克兰人有300-350万。这个数据也得到了目前学界较多的认同。
另外，这场饥荒也给俄乌两个民族之间制造了裂痕，并重新激发了原本乌克兰地区就存在的民族主义情绪。客观地讲，饥荒造成的直接后果除了损失大量人口之外，也让几年后爆发的卫国战争当中多出了一部分卖身投靠纳粹德国并同苏维埃政权为敌的地方民族主义武装力量。从长远来看，这场饥荒造成的民族裂痕也成为几十年后苏联国家解体分裂的导火索之一。然而时间已经过去了九十年，可时至今日这场饥荒仍然是两国之间解不开的死结。俄罗斯方面在谈论这一问题时更多强调政策、制度问题和时代局限，但许多乌克兰人始终一口咬定，这场饥荒是俄罗斯人针对乌克兰人的定向“种族灭绝”计划。
Кскудному обеду（贫乏的午餐）——1933年4月2日，一户乌克兰农家正在用午餐
回到三农问题上来。说到农业生产遭受的损失，也不能忽视战争的巨大破坏作用。一场惨烈的卫国战争，对包括乌克兰在内的苏联西部地区造成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当然，以社会主义的举国之力进行战后重建工作，也使得苏联的经济社会发展迅速得到了恢复。
战争结束后，大笔针对农业农村的投资到来，使苏联国营农场的机械化水平提高至90%，同期苏联集体农庄的机械化水平也达到了40%左右。这一时期苏联对农业的大笔投入不仅提高了农业机械化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基层农村生活。1966到1982年期间，集体农庄农民月平均工资增长了1.4倍，国营农场职工的工资增长了1.2倍，集体农民的养老金和补助金的总数翻了4倍。苏联利用国家财政拨款和集体农庄的部分收入建立了社会保障基金，农庄农民及其家庭享受一定的社会保障。集体农庄农民在退休之后，也可以享受到跟国营农场职工一样的退休金，部分劳模还可享受到国家安排的度假疗养服务。
左为在海滨疗养院享受疗养服务的苏联民众；右为在收获时节开展劳动竞赛的苏联集体农庄
此外，农村地区的设施也在改善。1980年，全苏联农村地区建住宅总面积达5亿平方米，这比战前1940年所有城市的住房面积还要多，农村的学校、俱乐部、医院等生活设施也逐年增多。许多地区的农庄农场甚至在纷纷谋划大规模地建设住房、生产和福利住房，极大改善了战后苏联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尽管当时苏联已经出现农村人口流失的问题。但是在苏联当时严格的人口管理和强有力的基层扶持之下，农村基层治理依然稳如磐石，城乡之间甚至出现双向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农村人口流失的影响。
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让苏联的农村基层呈现出一派人才济济、生机勃勃的景象。随着农业科技化的推进，从1965年到80年代初，农场当中会负责操纵专业器械的机务人员增长50%，专家人数增长1.8倍。机务人员和专家这类的农业专业技术人员队伍逐渐壮大，其在农业从业人口中比重从1960年的10%增长到1980年的24%。在这样一套相对行之有效的农村治理体系之下，国家和集体的农作物灌溉面积从1965年的990万公增加到1980年的1750万公顷，排涝面积从1965年的1060万公顷增加到1980年的1685万公顷。
苏联解体后的当代俄乌“三农”建设发展状况
但随着苏联解体，集体农场和不少国营农庄的好日子也基本到头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试图进一步在农业企业内推行承包制，但并不适合苏联国情，收效甚微。而苏联解体后，原有的经济体制也一同解体，不同的国家在独立后也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苏联解体后，独立的原苏联加盟国农业生产发展和转型走向大致有三种类型：
首先是平稳型（如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也就是独立后尽可能保存旧的农业生产关系（当然也进行了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农业经济中压倒性的主要经济成分是由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进一步改制而成的资本主义农业企业（以下简称农业企业），农民（主要是农业企业职工）在自留地上的个体生产是农业经济中重要的补充，国家通过农业企业对整个农业经济进行高度集约化领导，允许富农脱离农业企业建立雇工经营的私人农场但不给予积极扶植（乃至加以限制）；
其次是激进型（如亚美尼亚、吉尔吉斯、塔吉克斯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即在苏联解体后对农业生产关系进行了激进改革，土地私有化进行的比较彻底，旧有集体农庄基本解体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从个体农业发展而来的小农经济；
第三种是渐变型（如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乌克兰、格鲁吉亚、阿塞拜疆、摩尔多瓦等），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维持苏联末期农业生产关系的同时，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土地私有化，大力扶植富农和富裕中农脱离农业企业独立经营。渐变型国家当中也分两种情况，有的是激进型的改革遭到失败后不得不放慢脚步，还有的则是从平稳型的改革路线“迈了一大步”。而一些采用渐变型路线的国家，农业转型历程最初也是由积变形路线转化而来的。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是属于这一种情况。
将俄罗斯农业领上“私有化”道路的叶利钦。图片来源：微信公众号“地球知识局”
俄罗斯在独立之初对农业展开了激烈的私有化，但在1998年宣告失败：大量土地陷入从城市来圈地的不法投机者手中，私人农场的生产效率不仅远不如曾经的集体农庄，有些情况下甚至还不如自留地经济。此后，俄罗斯放慢了农业私有化的脚步，抑制城市资本下乡圈地，着力对既有农业企业进行市场化导向的改制，并转而扶植自留地经济中的富农和富裕中农发展生产。
到2003年，主导俄罗斯农业的成分变成了农业企业职工的自留地私人经济：2003年时，自留地以6.3%的耕地面积创造了51%的农业产值，农业企业本身的集约化经营部分则以82%的耕地创造了43%的农业产值，而私人农场以11.7%的耕地仅创造了5.9%的农业产值。俄罗斯农业以自留地经济为主，以农业企业（主要是大田谷物方面的）集约化经营为辅，而私人农场沦为鸡肋乃至骗局，这一事实具有深刻的现实背景，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结果：俄罗斯地广人稀，农民缺乏必要农业机械等资本来经营大规模的土地，同时在农资批发、农产品销售等方面也依赖于农业企业；因此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只有让农业企业集约化经营大田谷物生产，而让农民在自留地上精耕细作高附加值的农产品才是有利可图的。
2003年后，俄罗斯进一步扶植富农独立经营（当然不法投机者下乡圈地实质上也从未被彻底禁止），目前私人农场又有所发展，已拥有20%的耕地、生产近15%的农业产值，但无论是规模还是效率上依然都无法跟自留地私人经济相比，其产值份额在三种经济形态中也依然是敬陪末座。
世纪之交的俄罗斯乡村。图片来源：微信公众号“地球知识局”
乌克兰的情况基本上跟俄罗斯类似。乌克兰独立后，进行了激烈的私有化改革，把农业企业改制为股份制，把股份平分给职工，并且允许买卖；又鼓励农业企业的股东带自己那一股土地和生产资料从农业企业独立，发展家庭农场。结果激进的私有化打乱了原有的生产和流通体系，引起农业大萧条；旧有的农业企业陷入瓦解，新的家庭农场则因缺乏必要的资金、技术、农资、市场等而陷入破产。到2000年，乌克兰大约一半的土地在名义上转为私有，但分到土地的农民绝大多数都选择不退出农业企业，而是把所分得的土地并入自留地经营，实质上是扩大了的自留地私人经济；退出农业企业的农民和下乡购地者实际建立家庭农场35000家，占乌克兰耕地面积不到4%，就业人数和农业产值在整个农业中的占比也非常小。在此情况下，乌克兰当局在1999年通过法律放缓了改革，转向巩固既成的农村生产关系。
2000年，乌克兰原有的国营农场、集体农庄完成了改制，在万余家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基础上成立了6700家股份制的农业有限公司、3400家农业合作社、2900家个人独资农业企业（个人独资农业企业中土地依然属于改制前的职工，企业主向职工支付地租，因此又称个人租赁企业）等13000多家农业企业。这些企业的经营方式基本上沿用了苏联末期农业企业的方式，即集约化、单位土地产值较低的大田生产和私人经营、单位土地产值较高的自留地相结合，其中大部分农业产值由后者生产。2001年，乌克兰冻结了土地所有权转让（但依然鼓励农业企业职工带自己的土地退股独立经营家庭农场），此后乌克兰的农业生产关系基本上也保持了上述状态。2019年，乌克兰立法决定从2020年起重新允许土地所有权转让。
俄乌“三农”问题和现实局势之间的因果逻辑
然而，2022年2月开始的这场大规模“军事冲突”，不仅充分展现了两个国家的军事实力，也真实体现出了两个国家能够支撑现有冲突烈度的经济底色。对于俄乌这对难兄难弟来说，一纸“黑海粮食协议”所引发的争端，把三十年来看似“勃勃生机，万物竞发”，实则“临深履薄、十分脆弱”的“三农”发展建设问题暴露无遗。
首先，解体后多年来的“私有化”经济改革路径，并没有为包括农业在内的两国经济发展带来实质性的提升。
Мы хотим жить（我们想要活着）——“私有化”浪潮中普通百姓的心声
回想九十年代，两国政府都希望引入市场化的自负盈亏的经营体系，实现农业市场优胜劣汰。然而在工作实践当中，政府根本懒得去考虑农业农民的适应问题，强推市场化和私有化计划，甚至为了加快私有化进度而大幅削减农业补贴，导致遍布全境的各大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纷纷陷入危机。
后来，当大规模的农场发展危机可能影响“吃饭”问题时，当局对那些面临破产的农场又重新恢复国家补贴，但少得可怜的农业补贴根本难以维系农场的运转。而宏观经济领域的“休克疗法”又导致物价应声暴涨，反过来加大了农业生产的成本。这点农业补贴在飞涨的物价面前完全就是“杯水车薪”，农民们只能“勒紧裤腰带”，节制农业生产要素投入。这直接导致农业技术及设备变得难以更新和大农场生产的难以为继。
随后大量的农业企业开始倒闭，家庭农场也批量破产，甚至连基层农村都在消亡。这一点在地域宽广的俄罗斯体现的更为明显，根据俄罗斯学者统计数据，俄罗斯独立的20多年时间俄罗斯已经有2万多个村庄从地图上彻底消失，还有近3万个村庄处于极度衰败状态。
农业衰退也直接带来了粮食短缺风险。对俄罗斯来说，国内的农业生产难以满足其实际需求，出现结构性缺口，只能依赖进口来把这个口子给填上。一边是是坐拥广袤、肥沃的可耕种土地的基本国情，另一边是因为结构性缺粮而导致的食品价格问题。农产品部分紧缺，供不应求的局面导致农产品价格一直偏高，俄罗斯人均食品消费占其收入的比例远超发达国家。2014年有约40%的人用在饮食消费上的费用占到其收入的50%-70%，16%的居民饮食消费达到了其收入的80%。而对乌克兰来说，若不是（相对较少的国内人口带来的）较少的国内粮食需求，还有极为优异的农业生产条件和资源禀赋，类似的“改革”思路、相同的经济困境所带来的问题可能相较俄罗斯也不遑多让。
另外，解体后寡头利益集团和外国资本势力的“野蛮生长”，也使得国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失去了对经济的命脉的掌控。
众所周知，苏联解体之初，七、八个俄罗斯寡头就可以决定总统选举的结果。但随着本世纪初普京上台执政，俄罗斯这方面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解。至于新旧寡头之间的利益交割，以及俄罗斯国内现如今仍然严重的经济政治腐败问题，鉴于篇幅就不在本文的探讨范围之内了。我们重点说说乌克兰的寡头。
在乌克兰国内呼风唤雨的“寡头”们，从左至右为博戈柳博夫、平丘克、艾哈迈托夫、科洛莫伊斯基、诺文斯基
在独立后的国家制度重建的过程中，乌克兰采用了由美国人于1989年提出的“华盛顿共识” (Washington Consensus)，即推行自由化、市场化的经济体制。而且和俄罗斯类似，乌克兰所谓的国有企业私有化，也是一次不公平的财富分配，这一改革并未普惠众生，普通的社会民众极少从中获益，而有背景、有关系、有人脉的企业管理层和部分官员则鲸吞下巨量国家公有资产，由而衍生出了寡头利益集团。乌克兰的寡头政治，自第二任总统库奇马执政以来也愈演愈烈，虽然一直都有政客在呼吁要斩断资本与政治之间的勾连，但从决定采纳西方的“华盛顿共识”那一刻开始，乌克兰的国运就注定会走上寡头干政这条不归路。
乌克兰的寡头们并不是铁板一块，寡头集团之间的利益博弈也是明争暗斗。正是如此，乌克兰内政始终动荡不安，政党、议会和政府时常更迭内斗，这背后就是寡头利益的角斗所致。而所谓的“橙色革命”和“广场革命”虽然都打出了清除寡头的旗号，但结果仍是寡头政治的轮回。
和旧中国的官僚买办集团类似，乌克兰的寡头集团通过出卖国家利益和主权来挟（西）洋自重的问题也是“公开的秘密”。前不久，美国罗恩·保罗研究所 (Ron Paul Institute）研究员拉里·C·约翰逊 (Larry C. Johnson) 在研究所网站上撰文写道，在乌克兰，发生在俄罗斯的事情已经重演，旧制度的垮台根本没有带来民主，反而催生了一个寡头集团，他们为了西方的利益而掠夺该国的资源：“西方寡头正忙于与乌克兰寡头进行交易，以控制稀土和能源资源。你认为让亨特·拜登与前中央情报局反恐局长科弗·布莱克一起进入Burisma（主要在乌克兰经营的塞浦路斯能源公司）董事会只是巧合吗？”
正在被开采的乌克兰稀土矿。摄于2022年
在这样的经济状态和发展环境下，纵然作为“农业大国”和“欧洲粮仓”，纵然粮食出口量欧洲领先，可是这又能为乌克兰的经济社会发展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带来什么？但凡独立以来的历任政府和领导人能“争口气”，何至于让今天的乌克兰除了出口农产品和矿产资源以外对外贸易门类几乎乏善可陈？但凡能合理地、可持续地多吃几年原苏联留下的“老本”，何至于让曾经作为苏联坦克装甲车辆、航空发动机、制导导弹和作战舰艇研发中心的乌克兰，在军事冲突爆发后满世界地进行“装备乞讨”呢？
在俄军进军乌克兰之前，乌克兰的前100名富豪，有96名都早早逃离国境，溜之大吉；剩下的4名，都是因为涉嫌贪腐而被迫无法离境的。反倒是留下的大量乌克兰普通民众，不断承受着战乱之苦。可以说，富可敌国、权势滔天的乌克兰（包括俄罗斯）寡头们，通过不断的经济垄断和政治内耗，把原本资源丰富、潜力巨大的国家，糟蹋到如今的这步田地。而作为旁观者的我们除了对此一声叹息，又能说什么呢？
尾声
毋庸置疑，“三农”问题对国家和地区发展进步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农业发展的程度、农村建设水平和农民生产生活状况关系到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尤其能对二、三产业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形成有力的支撑。而排除外力介入的因素，黑海粮食协议被终止背后反映的正是东欧尤其是俄乌地区长期以来农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性。
这也凸显出大陆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尤其重视农业生产、重视农民增收、重视农村建设发展、重视粮食安全的深谋远虑。完全依赖对外经济关系，可以让一个国家完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但也必定会使其不可避免的受到世界政治经济局势波动的强烈影响。古今中外的无数历史事实都雄辩的证明，经济命脉和粮食命脉必须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这就是大陆独立自主建设发展乃至繁荣富强乃至的底气所在！对于我们来说，无论是“前三十年”热衷的“阶级叙事”，还是“后三十年”热衷的“发展叙事”，都能在现如今的俄乌问题当中继续找到分析案例和参照节点。
重视“三农”问题是确保粮食安全的题中之义
同样的道理，一个经济繁荣发展、社会井井有条、人民安居乐业的俄罗斯和类似的乌克兰，是绝对不会有产生社会矛盾、乃至爆发军事冲突的土壤和空间的。现如今俄乌两个国家和民族之间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局面，也正式包括“三农”问题在内的系列问题和矛盾不断积累之后迎来“总爆发”的结果，也是对从古至今的系列建设发展“欠账”的“总偿还”。而通过 “黑海粮食协议”和所谓“特别军事行动”来反思东欧“三农”问题及其发展历程，仿佛也再次印证了那个著名的“蝴蝶效应”——当敖德萨的粮船被精确制导弹药轰沉在了港内，而大量乌克兰和俄罗斯的粮船又纷纷漂浮在黑海上、拥堵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入口处时，之前曾经“亲如兄弟”而如今却兵戎相见的两个民族，是否会想起多年前，在曾经统一的帝国乡间，封建领主趾高气昂地对着眼中无比“卑贱”的农奴们挥起鞭子的那个下午呢？
参考资料：
《俄拒绝欧盟“开后门”，黑海协议难以为继，全球粮食市场再迎危机》（百家号“新农鸣”）
《俄国农业是如何被折腾残废的 又起死回生的》（微信公众号“地球知识局”）
《浅析乌克兰寡头现象》（李秀蛟，《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5）
《乌克兰、稀土和掠夺性寡头》（百家号“世界风雨变化2023”）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