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因为地理上的阻隔，中国与远方的其他文明几乎很少有直接交流的机会。即使在罕见的情况下出现冲突，也是以海战为主，这并没有充分发挥出华夏文明的本土优势。由于地理位置的限制，与外部世界的直接交流非常有限，即便存在一些冲突事件，也是极其罕见的。总的来说，这些冲突多数发生在海上，未能充分展现中国文化的强大之处。
虽然生活中总会有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但我们可以从历史长河中找出四个典型的例子来。这些例子虽然时间背景大不相同，规模也有很大差异，但都是非常珍贵的文明印记。
【班超逼退贵霜之战】
在大约公元一世纪初，汉朝与贵霜之间的对峙局面初步形成。
在公元一世纪，随着东汉王朝的重新崛起，洛阳的决策者们开始着手构建更稳固的帝国结构。在遥远的河西走廊尽头，存在着一个广阔的世界，它成为了帝国扩张的关键区域。与此同时，一个新的强大帝国——贵霜帝国，正在阿富汗和北印度兴起，并且为了经济利益，也尝试向东扩展。这两个大国之间的竞争无法避免，以至于逐渐发展到了兵戎相见、紧张对峙的程度。在这个时期，汉帝国与贵霜帝国的决策者们都积极寻求扩大自己的疆土和影响力。双方都视对方为潜在的威胁，并试图通过军事手段来确保自己的利益。这一时期的历史充满了战争与竞争，两个帝国之间的冲突也日益加剧。最终，这种紧张局势演变成了直接的军事对抗，双方都为争夺控制权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在公元90年，贵霜帝国的一位副王，名为谢，带领军队进行征讨。他的目的是要拔除那些妨碍他外交计划的障碍。不过，根据古书上的记载，他所带领的7万兵力数字可能夸大了以示威吓。这或许是为了展示都护府的成就而虚报的数字。贵霜帝国是采用类似古典波斯的制度。这种制度下，最高统治者之上还有许多区域管理者。因此，这位副王虽然有权力，但并不能调动所有资源，只能依靠他直接管理的区域。贵霜帝国在汉属西域的省份中，有一个地方特别引人注目，那就是大宛。大宛曾两次被西汉征战。除了贵族聚居的城市，这里大多是牧民居住的河滨草原。要动员足够的兵源相当困难。另外，为了减少统治成本，贵霜帝国常常将南北兴都库什山的士兵进行轮换驻扎。这种做法实际上进一步削弱了他们的战斗力。这样的环境下，谢副王的征讨之旅必将面临巨大的挑战。
贵霜核心骑兵的数目有限，主要被部署在南方战场上。
此时，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后勤运输的难题。因为当地环境不断恶化，所需的生存物资零零散散地分布在各个绿洲中，所以土著们容易将它们藏匿和挪走。由于辽阔的塔里木中央沙漠难以通行，贵霜军队只能改道进入盆地北部。为保证军队安全，沿途进行了多次驻扎，很快导致原有人数上的优势所剩无几。特别是大宛士兵作为主要力量，他们对于与文化相近的族群并不愿采取强硬手段，这导致任何区域的封锁行动都难以实施。因此，他们必须寻找新的策略来克服这些困难。
在众多不确定因素中，唯一的关键因素是来自吐火罗后裔的龟兹。龟兹拥有相当大面积的绿洲湿地，这使其成为少数几个能够提供充足补给的地方之一。因此，副王谢决定派遣使者前往龟兹采购粮草。然而，他们并未料到班超已经在此地设下了埋伏，结果使者被其士兵截杀。
在贵霜的北方堡垒，驻扎的军队主要由印度士兵组成。
当班超将死者的头颅作为战利品送到敌人面前时，这场看似荒诞的战争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如果贵霜真的拥有足够的人手去封锁一些城市，那么他们如何保持与各方之间的信息畅通呢？至于战后所谓的每年进贡和道歉，更像是一种帝国史官为了美化贸易交流而使用的修辞手段。
就总体而言，尽管在洛阳的东汉与白沙瓦的贵霜间曾有军事冲突，但两者之间并未因此结怨。因为双方还需要共同应对许多问题，如河中、七河流域、北印度、锡斯坦和西域的众多斯基泰-伊朗族群，他们自然不会因为微小的纷争而影响大局。两个地区间的关系依然保持稳定，并未因此次冲突而心生芥蒂。同时，他们也明白彼此的共同利益，故双方保持了合作的态度。总的来说，这个事件并没有造成两方关系出现破裂或者恶化的现象。
班超是一位擅长运用外交手段的智者，他善于借助他人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怛罗斯之战】
在历史长河中，怛罗斯之战无疑是当时中原军队所经历的一场重大失利，其影响深远。
在公元751年左右，位于现今哈萨克斯坦南部的塔拉兹市，发生了一场决定性的战斗。这场战斗是由阿拉伯帝国的阿巴斯王朝军队对抗大唐王朝的安西四镇兵马。阿拉伯军队最终赢得了胜利，这不仅仅是两个伟大文明争夺河流地区控制权的关键时刻，也是古代东亚与内亚军事力量之间一次罕见的对决。这一战的结果，对两个文明的未来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高仙芝的军队大约有1万4千名步兵，他们按照传统的唐军策略，排成了前后两层的阵型。士兵们每50人组成一个小组，每个小组都以经典的楔形三角阵形式排列，整个阵型如同棋盘般前后交错。每条战线又细分为前后两列，每名士兵都配备了长矛和弓箭作为武器。这些士兵大多戴着头盔，超过半数的人还穿着铠甲，他们的主要区别在于手中的弓箭。来自内地的勇士们使用的是中原特色的长弓，而从西域本地招募来的士兵则使用着斯基泰式的游牧弓。他们的装备和战术都体现了唐军的精良和独特性。
在唐朝的早期阶段，步兵在军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身着统一的战服，手持长矛和盾牌，是战场上不可或缺的力量。这就是唐朝中前期步兵的形象。唐代初期的步兵士兵通常以稳健的步伐和严格的纪律为特点，他们经常接受军事训练，以便在战场上快速、准确地执行命令。他们以团结协作的精神著称，相互扶持，共同抵御外敌。总之，在唐朝中前期，步兵是军队中的中坚力量，他们的形象代表着纪律、勇气和团结。
安西军大约有6000名骑兵，这些骑兵被分成了两支队伍，分别排列在二线部队的两边。他们中大部分是使用弓箭的轻骑兵，这种骑兵是突厥风格的。另外还有一小部分预备队，他们是来自北朝时期的重装骑兵，装备精良。高仙芝将军则带领一部分精锐近卫，位于整个军队的后方。至于葛逻禄突厥的骑兵，他们大部分被部署在唐军的左侧，负责保护全军的战斗。而在辎重驼队和运输线上，还有一支来自跋汗那部的队伍正在忙碌地工作。整体上，安西军的骑兵配置精良，分工明确，以保护全军的战斗。葛逻禄突厥的骑兵和跋汗那部人的工作也都对战斗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萨里的呼罗珊部队里，其阿拉伯步兵的数量可能不超过千人。他们采用了一种以十人为单位的组织形式，共编成了十个百人小队。这支部队的装备风格深受叙利亚-希腊化的前朝伍麦叶时期影响，与西方的拜占庭步兵相似。在前线，有六排重步兵，他们身披头盔和铠甲，手持长矛和盾牌，还配备有佩剑。而在后方，则有四排弓箭手，他们的防护装备相对简单，主要使用阿拉伯弓进行战斗，这种弓可以发射沉重的箭头。整支部队的编制和装备都体现了其独特的战术风格和实战能力。
唐朝的布阵模式主要采用标准化的军事阵法，包括方阵、长蛇阵等，这些阵法在战场上能够有效地保护士兵并发挥他们的战斗力。这种布阵模式不仅考虑了地形、敌情等因素，还强调了士兵之间的协同作战和指挥系统的有效运作。同时，布阵的宽度和深度也会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以达到最佳的战斗效果。总之，唐朝的布阵模式具有标准化、灵活性和实战性等特点，是当时战争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唐朝，战争中的排兵布阵有明确的标准方法。这包括了如方阵和长蛇阵这样的常见军事阵法。它们都被精心设计来有效保护士兵并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战斗力。这种布阵不仅考虑了地形和敌人的情况，还特别强调了士兵之间的合作与指挥系统的运行。在具体应用中，布阵的规模和布局会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灵活调整，以确保达到最佳的战斗效果。简而言之，唐朝的布阵模式是标准化、灵活且实用的，对于当时的战争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在战斗中，主要的力量是来自呼罗珊等地的波斯人。他们装备相对简陋，以传统的波斯方式组织为10人小队。前方的重步兵，虽装备简陋的柳条盾牌，但每人都备有两支可投掷的短矛。而后方的轻步兵则几乎无任何防护措施，主要依赖斯基泰式的弓箭作为武器。此外，由河中小国和波斯周边地区招募的大量士兵构成了全军的最前线。这些士兵没有任何防护装备，但他们采取的战术却与唐军有些相似，以长矛和弓箭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战斗。虽然他们的装备并不出色，但他们的勇气和决心在战场上展现得淋漓尽致。
来自河流地区、花剌子模和波斯的骑士们，组成了阿巴斯军队的侧翼。他们的队伍中包括轻装的游牧弓骑兵，还有装备齐全的波斯重骑兵。虽然阿拉伯骑士的马匹没有装甲，但他们自身配备了出色的防护装备。他们作为预备队，位于整个步兵战线的后方。萨里就像高仙芝一样，在少数侍卫的保护下，在全军的最后方指挥战斗。
在伍麦叶时期，该时代的步兵队伍被称作"麦叶卫队"。
怛罗斯之战，是古代东亚和内亚军事体系的一次重大冲突。有趣的是，唐朝军队所采用的战术，虽然当时被认为是标准，但实际上是几百年前从内亚地区引进的。在葱岭以西，步兵们已经用一手弓箭、一手长矛的战术战斗了数千年。而骑兵部队则融合了昔日鲜卑和现今突厥的战斗技巧。这场战役，无疑见证了两种不同军事体系的激烈碰撞与交融。
在唐朝的军事变革中，最显著的变化就是他们逐渐将步兵作为主要战术力量，并且改用了募兵制来替代过去的征召府兵。他们在对抗各种敌人的战斗中，采用了更为积极的战术，那就是轮番冲击。这种战术是如此的激进，每两轮箭矢齐射后，他们就会立即进行矛冲。通过楔形阵的突击，他们能够在敌军阵线上制造出许多缺口。如果前线遭遇了强烈的抵抗，他们会立即派出第二队士兵进行增援。这种前后两线的战术，至少可以进行四轮冲锋，使得大多数敌人难以抵挡。简而言之，他们军事战略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们的步兵主导的战术以及他们在快速反击方面的巧妙的策略运用。
在怛罗斯之战中，呼罗珊的军队和花剌子模的部队，以及来自河中的部队，共同组成了阿拉伯军队的主力。
然而，唐军此次所遭遇的敌军是阿拉伯军队，他们以坚韧不拔著称。在历史中，他们擅长于激烈的战斗，经常与拜占庭和萨珊波斯的军队进行长时间的交锋。他们常常利用敌人的疲惫来发动致命一击，成功击退对手。至于位于呼罗珊附近的波斯北境地区，由于其位于山区，民众具有坚韧的民风和勇敢的精神，这里是中亚地区最佳的步兵兵源地。因此，此次唐军所面对的挑战不容小觑。
在接下来的五天里，中亚的阿巴斯军队与东亚的唐朝军队展开了一系列激烈的战斗。这些战斗像火星撞地球一样引人注目，发生了数次对攻。阿巴斯的先头部队，也就是他们的炮灰军，面对唐朝步兵的冲锋显得毫无办法，只能稍微抵挡一下并消耗敌方力量。然而，丧失了冲锋力量的唐军，很快在波斯的步兵使用投矛和弓箭的密集射击下被压制住了。双方你来我往，反复进行射击和冲锋，但都无法彻底击败对方，不得不进行重组再次投入战斗。
阿巴斯军方的常用阵列编排模式。
在此一战中，高仙芝或已使用了他一贯的迂回战术，将最后部署的精锐步兵队伍派出，试图绕至阿巴斯军队的右翼后方。与此同时，萨里的阿拉伯步兵也从预备队的隐藏位置悄然迂回，以期截断敌军的退路。他们以这样的策略进行围堵与包抄，以图在战场上取得优势。
经过五天激烈的战斗，唐军开始显露出疲惫的迹象。他们可能在与两翼骑兵的交锋中遭遇了不小的困难。因为中亚本地的骑兵，无论是他们的护甲还是马匹的质量，都优于来自东方的唐军。在双方人数相当、战术相似的背景下，唐军的损失可能更为严重。而对于擅长冲锋的步兵来说，他们一次次被遏制，陷入了困境之中。阿巴斯巧妙的多线部署战术，有效地削弱了唐军的士气。在这样的战局下，唐军面临的压力不容小觑。
唐朝军队更倾向于与轻装化的敌军交战。在唐朝时期，军队的作战习惯更偏向于与轻装部队进行战斗。
葛逻禄人在两军外围警戒时，目睹了整个过程。他们观察到，一旦确定唐军无法取胜，内亚地区的传统习俗就开始起作用了，那就是抛弃那些被视为弱者的人。
在战役的第五天，他们与文化较为相似的阿巴斯人签署了合作协议。这突如其来的反击使得体力耗尽的唐军士气大挫，开始陷入混乱和崩溃的边缘。
从军事角度看，怛罗斯之战的结果是彻底失败。
【浯屿岛之战】
浯屿岛之战鲜为人知，少有人了解其历史。
在1541年，安东尼奥-德-法利亚，这位佣兵队长的确是个不可小觑的人物。他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贸易公司，经常带领不同规模的船队进行贸易活动。他的船队中不仅包括了一些经验丰富的葡萄牙老兵和水手，更多的是来自马六甲等地的奴隶和附庸。他们一起合作，共同经营着这个贸易团体，展示出了他的领导能力和组织才能。
由于受到台风等恶劣天气的影响，福建沿海的船队遭受了严重损失。部分船员因此走失，有些还遭遇了明朝军队的扣押。之后，依靠少量的本地人带路，他们最终找到了驻扎在名为诺乌岛的地方。明代的福建仅有数个沿海据点孤立于大陆之外，其中一个地点漳州卫下的浯屿岛和他们的目标最相近。岛上漳州卫驻军大约4000多人，不仅要看守东北方的金门岛，还需负责西北面厦门的安全，还应对抗从港口更深的月港频繁出现的一些当地海商私货等违禁贸易行为。
浯屿岛，它靠近漳州、厦门以及金门地区。
一开始，安东尼奥试图通过协商和讨论来化解矛盾。但当他意识到和平手段无济于事时，他决定采用武力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这短暂的小规模冲突，最终演变成了明朝正规军与早期欧洲军队之间唯一的陆地战斗。
安东尼奥成功集结了一支由300人组成的地面作战小队。其中包含由70名葡萄牙军人、水兵组成的力量，他们以火绳枪作为主要武器进行战斗。剩余的成员主要依靠长矛、圆盾以及轻剑来展开进攻。另外，一伙来自福建的走私海商在关键时刻与他们结成临时同盟，并派出230名武装人员前来助战。
在马六甲以东的地区，葡萄牙的探险家们通常会选用当地的船只进行冒险活动。
根据现有资料，明朝的军队在理论配置上应有约2200人的规模。然而，由于朝廷的财政紧张、防线后撤和土地制度的问题，浯屿岛上的驻军数量减少至大约1000至1200人左右。尽管人数减半，但这些士兵仍然坚持着标准的战斗程序和阵列部署。在军队中，有大约十分之一的骑兵，他们作为先锋力量，在战场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其余的步兵则分布在骑兵的后面和两侧，他们使用弓箭、早期的火铳或刀盾作为武器。尽管他们的地位相对较低，士气稍显不足，但他们依然坚守岗位，努力执行作战任务。简而言之，尽管明朝军队因各种问题而人数减少，但他们依然保持着基本的战斗组织和武器装备，骑兵作为重要力量引领全军，步兵则提供有力的支援。
在主场作战的明军，其实内心并不自信。他们尝试通过训练骑兵的技术来应对那些没有马匹的新敌人。然而，当一些未经训练的士兵从飞驰的马背上摔下，他们的心理战术立刻就土崩瓦解了。之后，他们重新组织了近百名骑兵，形成了一个个单独的方阵，准备对葡萄牙和福建海商的联军进行突袭。但因为缺乏实战经验，他们不得不重新停下来进行队伍调整。这样的状况使得他们更是失去了底气，缺乏了战胜新对手的信心。虽然进行了骑兵技术操练，但在实际面对敌军时，仍显得有些手忙脚乱。
葡萄牙的混合部队通过密集的火力射击和肉搏战，能够与东方沿海的任何对手相抗衡。
在这个难得的时机，攻击者开始进行火力猛攻，利用火枪的密集射击来打击敌人。虽然火枪已经在东南亚地区广泛传播，但在明朝的封闭环境中仍然罕见。对于明朝军队来说，这种全新的体验，使得密集的弹幕攻击带来了极大的震撼效果。在这次近距离的射击中，大约一半的明军骑兵倒在了战场上。更为可怕的是，葡萄牙人在射击后迅速发起了近身战斗，对敌人进行了更加猛烈的攻击。
由于马队的混乱无序，他们无法在原地坚守时有效应对这类问题。他们选择转身逃跑，导致数百名步兵纷纷效仿，相互践踏，整个场景显得异常混乱且惨烈......
明军常用的战术是利用骑兵与大量步兵配合进行射击，这种战法在战场上具有很高的效果。
【北线尾之战】
北线尾的战斗是郑成功在台湾复国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
在16到17世纪，西方世界经历了一段空前的快速发展时期。特别是在军事方面，他们逐渐扩大了与东方古老国家的技术差距。然而，地理上的障碍不容忽视，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减缓了这种差距的扩大。这导致双方对微妙而敏感的变化缺乏深入的理解。以1661年发生的北线尾之战为例，这场战役就反映了这种趋势的细微表现。虽然西方在技术上有所领先，但由于地理和文化差异，双方对彼此的认知仍存在局限。
当时，郑成功派遣了30艘战船，以强大的数量优势包围了3艘荷兰战舰，展开了激烈的围攻。与此同时，一队荷兰步兵被派往北线的尾岛登陆，负责与水上的部队合作，共同消灭沿岸的敌人。然而，由于其他部队已经无法提供支援，这支步兵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应对所有威胁。指挥官拔鬼仔上尉并没有太多欧洲高强度战斗的经验，他的部下也只有250人，且水平参差不齐。尽管如此，他仍然有信心依靠在印尼和台湾原住民战斗中取得的成功经验，击败郑军的进攻。
郑成功率领的军队成功登陆了台湾。
相较之下，郑军将领陈泽的应对显得更为镇定。这并非仅因他麾下的兵力超过一千两百人，更在于他早为那些冒然接近的敌军设下了周密的陷阱。他派遣副将黄昭，领一半兵力，带着轻便火炮，在荷兰人正前方构建防御工事。而另一半士兵，则悄无声息地绕到敌人后方埋伏起来。尽管多数士兵依赖弓箭等冷兵器作战，但他们早已对火药武器产生的烟雾、噪音以及其有限的杀伤力做好了充分准备。整场布局，陈泽都显得十分从容不迫。
更为关键的是，上尉对“拔鬼仔”的情报有着深入的了解。他非常信任关于中国人不善打仗，特别是惧怕火器传播的流言蜚语，所以他在面对即将到来的残酷战斗时缺乏充足的准备。当登岸任务完成之后，他立即下令他的下属组织了两个独立的战斗队列进行推进，分别是10列的纵深阵型，每列有12人。这两个方阵将各自独立行动，没有做好充分的战术规划和协调。这种行动方式可能让他和他的部队在战斗中处于不利地位。
十七世纪欧洲，火枪手们列队射击的场景。在十七世纪的欧洲，有一群专业的火枪手，他们按照队列整齐地站在那里，准备射击。这个场景至今仍然让人印象深刻。
荷兰军队与郑军相遇时，他们的士兵显得非常自信，并随着乐手鼓声的节奏协调地排成了经典的射击横队。士兵们发射完火枪后，会迅速撤到后方重新装填，而前方的空间则由后面的士兵接替继续攻击。与此同时，坚守在胸墙后的郑军受到了大量的箭矢干扰，虽然如此，他们仍然能够灵活运用五十多尊小型火炮来弥补杀伤力的不足。他们的指挥官骑马在队伍中巡视，并毫不留情地处置任何逃跑的士兵。尽管荷兰人的火枪具有更强的穿透力和连续射击能力，但他们并没有迅速取得胜利。这是因为郑军通过灵活的战术和火力压制来抵抗敌人。这样的战术对抗，双方各有优劣，而胜利的归属仍然未定。
虽然郑军在这次对荷兰人的胜利中取得了成功，但其中仍存在一些偶然因素。他们成功地运用了兵力数量上的优势，以至少四倍于敌的兵力迅速完成了包围。当时，他们的军事编制仍大体上遵循明朝的军制。他们通常以1200至2500人为一个独立的军事单位，称为镇，然后细分为6个刀牌班和4个弓箭班。这种组织结构使得他们无需临时拆分或重组部队，只需等待敌人落入他们预先布置好的包围圈中即可。因此，这种早已规划好的战术是他们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之一。总的来说，这场胜利是郑军精心策划和准备的结果，但也包含了一些不可预测的偶然性。
郑家军队在北线尾的胜利主要得益于兵力优势的发挥。
【总结】
客观来说，那四场战役的规模和结果都未能起到决定性作用，更像是由各种意外因素交织而成的局部战斗。虽然古代中国军队缺乏与外界的交流机会，但能够有这样的交锋，已经算是相当难得的经历了。
由于“优质冲突”的数量稀少，难以推动任何改进的行动，甚至连基本的情报收集兴趣都相当缺乏。如果这种情况不是真的，那么“天朝上国”的过度自信可能不会一直持续到19世纪。简而言之，由于缺乏足够的碰撞和挑战，才导致了自信过度和缺乏改良的动力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