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尘岁月：李程九自述

引子

＊本文摘自《阳谷文史集刊》(上)(1999年4月)，作者李程九，原标题《我的经历》

此文是两篇文史文合并而来，前者应该是“平反”或者之前“交待”材料，后一篇是段延世老先生的对他人对李程九失实(误解或诬陷)材料进行反驳与更正。

在战争年代，做敌后、敌工等地下工作，最基本最基础的准则就是保密，甚至是对自己同志也是如此。在秘密战线上另一个原则就是单线联系，一旦上线牺牲或失掉联系，便无从证实自己身份。这样的无名英雄不乏其人，在各个时期都有被清洗，“清洗”这个词太有内涵——如同“薛定谔的猫”那样神奇。

正文

我叫李程九，原名李春鹏，现年84岁，中共党员，阳谷城北大迷魂阵村人。幼年时代，家庭地少人多，生活极为贫困，二十口人仅有二亩半沙地。9岁时承蒙恩师张守经，免交束修（即学费）准我入学，在私塾刻苦攻读7年半。虽然学业优良，终因衣食无着，生活困难，几位叔父带领二弟逃难东北，同年春我18岁时也去沈阳谋生，流落沈阳硫酸厂做工。因我勤劳好学，重义气,有正义感和爱国思想，该厂老工人地下党员逢焕宣于1931年春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刚刚占领北大营后，硫酸厂党的领导逢焕宣同志根据上级指示，立即带领本厂党员杜洪江（济南洛口人）等同志和部分工人转移通辽县，配合东北驻军二十旅参谋长×××（地下党员）和通辽警察局长蒋连瑞（党员），组建了近三千人的义勇军，番号是“东北义勇军第八路军”，蒋连瑞任司令，参谋长隋开运，我任副官长。由于党的宣传教育，部队士气高昂。

因为当时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独霸世界的野心和战争的长期性认识不足，产生了军事上的幼稚冒险行动，采取了固守城池的阵地战，但给疯狂的日寇造成很大威胁，使日军出乎意料,受到不能容忍的打击。日寇为了扫除障碍，顺利占领全东北，立即出动30架飞机，数十辆坦克，一万多步骑兵，进行了残酷的围歼战，我军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幸存者无几。

我冲出包围圈后，在郊区的一个村，巧遇阳谷老乡董万河夫妇（爱人尹氏阳谷东街人），留住他家隐蔽起来，董万河帮助找部队，听说全军覆没，东北军奉命撤退关里，在东北无法存身，我便决定回关里来找组织。承蒙董万河夫妇多年积存的5块现洋送作路费，经营口到烟台。

在烟台旅馆遇到韩复集第三路的一位军官冉传优，他见我天天扫院子，干零活，诚实勤快，产生了好感。经过数次交谈，又知道是跑散的义勇军，有强烈的爱国热情，敬慕之下更加喜爱。冉代我交房费，管吃饭，很快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至交。冉再三让我跟他到第三路军干事，但为了寻找党组织，我婉言谢绝。事后，冉移防掖县，约定安排好来信，叫我去找他。

我在烟台举目无亲，人地生疏，难以找到党的组织，又无谋生门路，于是决定去掖县找冉。抵掖后，冉传优热情接待，并又动员我参加第三路。就在这时见到冉和掖县警察局长黄云阁时常往来，关系甚密，我便托冉传优介绍到警察局当兵，冉欣然同意，局长也立即应允。警察局长思想较进步，有正义感，待我甚好。不久，适赶警察局长书记（即文书）请假不归，黄便提我接任。任职期间因公事常和法院书记官黄星一打交道，黄星一为人正派，有爱国思想，逐渐和我成为密友。黄星一因县长阴险狠毒，辞职去鲁南三专署投奔张里元专员任保安司令部军法处长。我在掖县很受局长重用，可是后来因查禁烟土和赤色嫌疑，得罪了地方势力派，局长设法让我脱险。离掖后我便去鲁南找黄星一，到黄家后经黄介绍结识了在沂水教学的汪洋（即汪洪波）和三专署行政科员崔和敏（即崔介，濮县人）。他俩是地下党员，时常到黄家聚会，汪洋同志对我了解后，又因是老乡，感情很融合，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于1936年6月介绍我重新入党。入党后曾随汪洋和李××(掖县人）去青岛崂山一带进行工运活动。1936年我曾将徐化鲁(阳谷徐良府人，在临沂乡农学校任教官）介绍给汪洋，不久徐化鲁也入了党，徐在抗战期间曾任淄博专员兼军分区司令员等职。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7月中旬，汪洋派我去掖县，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去时通过军法处长黄星一领取了三专署保安司令部的少校副官委任状和军衔、军服，全副武装前往掖县。抵掖后和老同事以及九中校长高象九经过一番努力，未能奏效，返回鲁南向党组织汇报。汪洋又考虑阳谷地处津浦、平汉、德石、陇海四条铁路的中心地带，比较偏辟，阳谷党的工作基础好，鲁西又富有革命传统，群众容易发动，于是1937年8月改派我回阳谷家乡进行抗日活动，并通过黄星一请示张里元专员，仍以三专署名义进行活动。

来阳谷后，我看到阳谷已成立了学生抗日救国会和文化界抗日救国会，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高潮。于是便立即和抗日救国会取得密切联系，又根据汪洋同志的意见和八乡师党员司银章、焦玉美见面。经过短时间的联络发动，有近百人自愿带枪参加抗战，我认为若以阳谷为基地，在鲁西拉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大有可为，于是决定立即回鲁南向汪洋汇报。同时为了活动方便，更好地利用三专署张里元，又邀请了搞武装的代表杨寿山（外号杨胡子）、李春谭、学生抗日救国会代表孟昭功（即孟子华）、孟光诰、段鲁猷等7人去三专署（除司银章因另有南下任务未去，其他都去了）。向张里元汇报后，他喜出望外，设宴招待，并主动拨款一千元活动费，发三百张空白委任状，鼓励我回鲁西大胆干，并嘱咐：和范专员配合好，你们走后我马上派人在六专署东阿城内设办事处；又说：经费不够随时派人来领，队伍扩充多了，我们可以给一部分枪支弹药。党的领导汪洋指示：继续利用三专署名义，依靠阳谷党组织。八乡师的学生焦玉美、段延铭、司银章、訾修林、谷传员都是党员，东街孟广生也是，必要时找他们，阳谷党员很多，段延铭可能知道一些。注意和范筑先联络，范是西北军冯玉祥部下，为人正直，富有爱国思想，在沂水当县长时勤政爱民，两袖清风，一尘不染，深受群众拥戴。做好他的工作，一定会和我们一同抗战到底，他在沂水时我已设法作了一些范的争取工作。张里元正统观念强，思想顽固，敌视共产党。对他要提高警惕，将计就计，采取利用反利用的态度，但是也要尽力争取团结。去鲁西后，环境可能急剧恶化，要有单独作战的精神。

起程前，为了工作需要，我在临沂买了二百条武装带，来阳谷后又买了一支三把匣枪。不几天张专员便在东阿旧城设立了第三专署办事处，范筑先专员责成专署经理处崔乐三处长专门和我联系。就在这时，社会秩序动乱不堪，旧政府、军警奉命南退，土匪四起，会道门兴风作浪，人心惶惶不可终日。为了稳定局势，我立即让孟宪章通知自愿带枪参加队伍的人员集合。以布永言为首的集合在大布一带，同时又通过城东薛庄孙雅亭发动了数十人枪，这时和三专署以及鲁南党组织已无法联系，范筑先也不愿我回鲁南，留我在经理处工作。

有了武装，我和崔乐三根据司银章和赵凤升的建议，借薛庄集合队伍之机，召开学生和文化界抗日救国会全体大会，动员参军参战。可是没想到薛庄自愿参加队伍的人不慎泄密。正当抗日救国会的人去薛庄集合的那天早饭后，薛庄周围各村的黄沙会带着红枪大刀集合在薛庄北门外，气势汹汹，看到外来的人就要杀要砍，我和崔乐三处长耐心地向黄沙会解释，避免了冲突。但是开会地点被迫转移到范海。由于黄沙会的干扰，很多来会的学生被截了回去，在范海集合不到一百人。对开会的人每人发了两元生活费，因参加会员未到齐，临时决定延期一天。可是当天晚上又被黄沙会包围起来，结果会未开成，仅将有枪人员带到阳谷西关，并和当地民团郭安仁部、土匪刘贵安取得联系，约定互不侵犯。

布永言拉起队伍后，因为我无暇亲自掌握部队，曾一度被国民党省政府内的汪派李英臣拉拢收编。

1937年冬，我和崔乐三随同范筑先专员去冠县收编了进步人士掌握的北杆石鸿典部，编为第六专区抗日第五支队（相当旅）,后派盛北光同志任政治部主任。与此同时，又和范司令冒着生命危险，说服收编了冠县南杆韩春合和堂邑土匪栾省三部，分别编为第六支队和独立团（濮县七里堂战役后因栾有战功，将独立团改编为支队，栾提升为支队司令），这时我在六专署经理处工作。

1938年3月，农历二月二，布永言、刘贵安、毕金海、李英臣等部在国民党反动派纵容指使下，联合攻打阳谷。我闻信，特地赴聊向范汇报，行至石佛和范相遇，范司令正率队去围攻阳谷，我随同返回。独立营、五、六支队将阳谷城团团围住。围城第一天，我便请命进城说服匪部弃暗投明，范司令不忍让我冒险，经我再三请求，才得范的准许。我只身入城会见匪首，经数次往返，排除了国民党汪派的阻挠和种种困难，胜利完成了收编任务，编为十九支队，范调任我为十九支队上校军法处长。

1938年5月前后，范认为我有胆识、有能力，便责成我去河北省大名县整顿十五支队，开辟新区，扩大战场。我受命后仅仅带领3人就完成了任务，制止了该部司令的叛变阴谋，以及部下牵牛架户、扰乱社会治安的作恶行为，同时推荐杨寿山任大名县长。6月下旬，我去濮县前线王堤口村向范回报后，受到范司令的称赞和表彰，调我任十五支队上校参谋长，并责成我负责主持大名一带军政工作和地方治安。

1938年11月，国民党反动派李树春和王金祥指使阳谷赵长衔（即忠学团头子赵二虎）去济南勾通日本特务机关，攻进聊城，范筑先中汁牺牲。聊城沦陷后，王金祥更加明目张胆地反共反人民，制造摩擦。他篡夺了专员职务，占据了阳谷、莘县、寿张、濮、范、观等县，在他盘据的范围内，排斥异己，残杀进步人士，扣留杀害共党员。在莘县杀害莘县县长吕世隆和地委负责人张炳南同志；备扣杀阳谷政治部黄主一、余文伟、豆洪年、张敬宇等同志时，我闻信又借第三专署的名义，将黄、佘、豆、张同志以及去南宫受党训的张新吾等十余人亲自送到莘县烟店，脱离险境。我回阳谷后，继续坚持活动，暗地发动群众，团结青年学生，阻止国民党反动派和我们争夺青年。

1939年春夏，我和赵凤升数次去冠县鲁西特委（当时冠县城内大隅首西南角是鲁西特委住地）、先遣纵队、筑先纵队（即十支队）联系。阳谷沦陷后，我去冠县汇报情况，鲁西特委军事部长王幼平同志指示：回阳谷后立即组织抗日游击队，迎接我们抗日县政府的成立。我回阳谷后不几天，发动城北三里庄张清彬等建立了近百人的抗日游击大队，和谷山游击队配合活动。是年秋，我发动和指挥联络阳谷丁团、王团、刘保敬部和谷山抗日游击大队转攻县城。丁团、王团攻西门，谷山游击队攻北门，刘保敬打南门，我率张清彬部攻打东门，并攻到东街小隅首。但是由于攻城部队多是新兵，没经军事训练，未能实现攻克县城的计划。

1939年秋，阳谷抗日县政府成立不久，我配合地方党组织收编了近500人的民团和绿林武装，组建了阳谷县抗日独立营（三个步兵连、一个骑兵连），我任营长，张新吾任政委。

1942年调任军分区军事参议兼做军事情报工作，并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建立了从城内到村镇直达司令部的军事情报网，对袭击敌人、打击汉奸，进行反扫荡起了重大作用。

1943年至1945年先后任阳谷、聊城大队副。

1945年冬，聊城、阳谷、东阿三县县大队合编为军分区二团，我任团参谋长，改编后接着对聊城进行了两年左右的围困战。直到聊城解放，鲁西平原的残敌全部歼灭，我才结束了戎马生涯。

1947年调四专署建设科工作。济南解放后任齐河县建设科长，在齐河县经邵俊东同志介绍再次加入共产党。我的两次失掉关系都是为战争年代和工作迫不得已而造成的，但是在暂时失掉关系时，始终严格地按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出生入死，为党的事业努力工作。

抗战期间，由于我们兄弟一齐参加抗日，又经常攻调堡，打据点，截击日伪，活动在敌占区，敌人对我恨之入骨。汉奸将我祖父杀害，全家逃难7年之久，抄家12次，为革命我家四人献出了生命。

全国解放后，我虽然在历次运动中遭到陷害，但始终坚信党是英明的，自己对党对人民是问心无愧的。粉碎“四人帮”后给我平了反，恢复了党的关系。我一生中虽受点挫折，但与无数牺牲的战友和革命烈士相比，我得到的太多太多。时已暮年，写点回忆录，为党尽微薄之力。

1989年11月

对关于李程九同志材料的更正

(作者 段延世)

《苍山文史资料》第六辑赵昭同志在《抗战初期兰陵第一支队抗日武装的发展和斗争》一文写道：“1937年7月7日芦沟桥的炮声，标志着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的开始。我听到消息后，就从蒙阴坦阜东门到国民党临沂专员公署军法处去见崔和敏（即崔介）同志，并接受了任务，与李成九同志一起到平度、掖县一带，协助汪洋同志收编那里的零散部队。为了工作方便，通过军法处长黄星一，给我弄了个张专员少校副官的头衔。我们刚到掖县，李成九就带着活动经费不辞而别了。我只好独自去平度，但没有探听到任何消息，然后又到掖县找到了汪洋同志，当时汪洋手下并未收编到任何部队。汪洋同志介绍说，崂山里有一股土匪，我们想收编他们，并叫我先去了解一下情况。当我到了青岛四方区，听说日本军队已经登陆……，我根本无法了解情况。当即乘车回到了潍县，次日骑自行车到了临沂，在崔介、韩云非等同志领导下进行工作。7月下旬又派我协助杨只晨同志（即杨文同志，他当时弄了个张专员部少校参谋的头衔）在兰陵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1938年3月……四支队的司令员洪涛、政治委员林浩接见了我们，把我们改编为一个小团，直接领导三个连，团长钱钧，政委汪洋，宋伟、谢辉和我分别任一、二、三连连长。”

其中涉及到李程九（文中写作李成九）同志有些地方与事实不符。为了澄清历史和对革命前辈负责，特作以下几点说明，并简略介绍李程九同志的革命历程：

一、崔和敏（即崔介）是在三专署行政科任科员，并不在保安司令部军法处工作。二、黄星一原在掖县法院任法官，1939年去临沂投奔张里元专员，在保安司令部军法处先后任法官和处长，是我党的利用关系。原来黄有正义和爱国思想，经常和汪洋、崔介接近，思想比较进步，但是他后来倾向国民党和我们作对。李程九和黄星一关系较密切，是在掖县认识的。李在鲁南做地下工作时常住黄家，汪洋、崔介也常去黄家。三、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至韩复集、沈鸿烈南退前，掖县、平度并无零散部队。韩复集退后，掖县、平度是否有零散部队和派人收编就不知道了。四、1938年3月，鲁西、鲁南乃至山东全省国民党统治区域没有公开的党直接领导并实行政委制的部队，只有党秘密组织掌握的游击队。这种游击队，只是根据人数多少和编制大小，设政治部主任、教导员、指导员，通过他们进行政治思想工作。

据我所知，李程九1936年由掖县去临沂重新入党后，随同汪洋（即汪洪波）同志在白色恐怖下进行地下活动，并同汪洋和掖县沙河镇西门外路北的李××去崂山进行工运活动，李××被害致死。

芦沟桥事变后的第四天，因为李程九在掖县有亲戚，社会关系较多，汪洋派他去掖县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去时是李程九单独前往。为了活动方便，行前通过黄星一领取了保安司令部的少校副官军衔、军服及武装带。抵掖后活动了半个多月，先后和老同事以及省立第八中学校长高象九会晤（高是进步人士，曾因赤色嫌疑被搜查），他们都有抗日心愿，但是由于国民党县长刘国斌思想反动，控制严密，工作难以开展，高校长认为条件不成熟，建议李暂时回鲁南。

李程九返回鲁南向组织汇报后，汪洋又考虑阳谷地处津浦、平汉、德石、陇海四条铁路线的中心，党的工作基础好，鲁西富有革命传统，因而改派李回阳谷家乡进行抗日活动。经黄星一请示张里元专员批准后，便于8月份以三专署副官的名义来家乡活动。

李程九来阳谷后立即和学生抗日救国会取得密切联系，又根据汪洋的意见和司银章（八乡师党员）、赵凤升等取得联系，利用杨寿山等经过短时间的联络和发动，有近百人自愿带枪参加抗日队伍。李看到阳谷群众的抗日情绪十分高涨，认为以阳谷为基地，在鲁西拉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大有可为，于是决定立即回鲁南向组织汇报；同时为了更好地利用三专署张里元专员，又邀请了搞武装的代表杨寿山（外号杨胡子）、李春谭、学生杭日救国会代表孟昭功（即孟子华、孟光诰）、段鲁猷、司银章等7人向三专署张专员汇报（司银章因党内有任务未去）。

走到曲阜城东××村常××家中给张里元打电话，张立即派车接到临沂，汇报情况后，张喜出望外，设宴招待，并主动拨发一千元活动经费（多是民生银行，山东省省库纸币）、白委任状三百份，并指示李程九返回鲁西后，注意和第六专署配合，避免引起冲突，又说：“你们走后，我马上派人和范专员联系，并在东阿设立三专署办事处，经费不够时可随时派人来领，扩充的人多了，我们可以发给一部分枪支弹药……。”

李程九挤时间向汪洋作了详细汇报，汪十分高兴：并作了新的指示：“继续利用三专署名义，但是第六专署或其他方面有阻力，可随机应变。注意依靠地方党组织，阳谷党员很多，注意联系配合，协同活动。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范筑先专员原来是西北军冯玉祥部下，为人正直，在沂水当县长时，勤政爱民，两袖清风，一尘不染，是一位可敬的爱国人士，做好他的工作会和我们一道抗战到底。张里元思想顽固，正统观念强，敌视共产党，我们要提高警惕，采取利用反利用的对策。万一和党失联系，要有单独作战的精神……”

李程九等来鲁西前，为了工作需要，买了二百条式装带，回阳谷后又买了一只三把匣枪。来阳谷不几天张里元便派人在东阿县（旧城）设了办事处，范筑先派经理处长崔乐三专门负责和李程九以及三专署办事处联系。

李程九领取的活动经费除了买武装带、短枪外，还支援学生抗日救国会三十元，发给参加薛庄会议的学生每人两元，其余用作路费，事实上活动费并不够用，后来活动所用多是李自备。我县的老前辈杨耕心、盛北光、申云浦、王筱湖、段延铭、孟广生、赵凤升等很多人都是自备费用进行地下工作和抗日活动的。

李来阳谷不久，山东省局势急剧恶化，各县军警奉命南退，与鲁南的党组织无法联系。此后程九同志在鲁西坚定不移地跟着地方党进行抗日活动。在范筑先将军牺牲前，协助范专员收编了一个独立团、三个支队，又在大名整顿了一个支队，开辟了新区，扩建抗日武装近万人。与此同时，向范筑先推荐了一名少将支队司令和一名大名县县长。聊城、阳谷沦陷后，根据鲁西特委军事部长王幼平同志的指示，为迎接阳谷县抗日县政府的成立，创建了近百人的抗日游击队。

日寇占城不久，李主动联合本县丁团、王团、刘保敬部以及谷山游击队，攻打阳谷县城。阳谷抗日县政府成立后，李又为党收编扩建了近五百人的独立营（三个步兵连、一个骑兵连），李任营长，张新吾任政委。

战争年代，李曾任县大队副、团参谋长等职，驰骋疆场，浴血奋战，亲自率队攻击青杨李、西关、王子仪、石门宋等据点十余处，作战无数次。在李的影响带动下，其兄弟四人和前妻杨氏一齐参加了抗战。为抗日其祖父被汉奸杀害；二弟做军事情报工作，积劳成疾，早年亡故；三弟李伦转战南北，保卫延安战役中壮烈牺牲；四弟抗日杀敌时身负重伤，文革期间被摧残致死。战争年代被敌人抄家十数次，全家流亡七年之久。

据我所知，李程九同志从东北义勇军被敌人围歼后，先后两次为工作被迫失掉组织关系，两次重新入党，两次含冤受害，文革结束后平反，恢复党的关系。在失掉关系期间，组织上和政府以民主人士对待，而他本人始终以党员的标准来衡量和要求自己,坚定不移地跟党走革命道路，即在文革期间被诬为反革命，挨批受害仍然不计个人恩怨，坚信党的政策，安心工作，以良心对待革命。程九同志是经得起考验的老同志，是党培养起来的好战士，阳谷著名的抗日英雄之一。程九同志投身革命，戎马半生，我县党史、文史都有关于他活动的大量材料。我们对这样一位忠心耿耿、劳苦功高的革命战士，应该实事求是地给予公正的评价，以慰其暮年。

我之所以了解较多，是因为从1937年8月和司银章、赵凤升等发起组织抗日救国会，相识后相处数年，上述材料有的是彼此交谈所知，有的是侧面了解，大部分是亲眼目睹。

1989年10月26日

资料来源：

《阳谷文史集刊》(上)(199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