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英秘书扬帆口述：我家世代书香门第，从埋头读书到投身学生运动

（一）虞山镇上书香世家

我原名石蕴华，30年代在上海工作时取名殷扬，参加新四军后改名扬帆，写作时用过殷炎、殷扬、钱堑等笔名。一九一二年出生在江苏省常熟县城虞山镇。常熟县濒临长江出海口，是江南有名的鱼米之乡，也是国务院定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已有三千多年历史，在解放前人口已有十万，它虽不及苏州城大，但有"七溪流水皆通海，十里青山半入城"的特点。城南还有比杭州西湖略大的尚湖，所以，常熟城既有城市的繁华，又有湖光山色兼收并蓄之美，风景秀丽。这里也是文人荟萃之所，历史上出过不少有名的文人。早在春秋时期，常熟人言偃，就是孔子弟子七十二贤中的惟一的南方人，成为兴东吴文化的先驱。元代四大画家之一的黄公望，首创虞山画派的王石谷、吴渔山，唐代书法的"草圣"张旭，晚清当过光绪皇帝老师、参加"戊戌变法"的状元宰相翁同和也都是常熟人，大陆当代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中就有十八人是常熟人。

我家祖先原住常熟横泾（即今沙家浜镇），后迁到县城。世代书香门第，曾祖父石云山，字禹之，是江南恽南田画派中有名的画家，一生推崇恽南田，家里的画楼也称"拜恽仙馆"。曾祖母是个武举家的闺秀，据说练就一身好功夫，要是动武，几个壮汉也不在她话下。

祖父石金声是个维新派，才情横溢，落拓不羁，他是个医生，精通岐黄，又是数学家，听说著名数学家胡敦复和胡明复曾从无锡专程来向他求教。他这个人很怪，为当年常熟"城南三怪"之首。中日甲午海战以后，对日本加之于国人的屈辱，举国愤懑。当时有几个为逃避兵役的日本难民流落常熟，他竟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难民收养在家，还带着家人跟人家学日语。在小小的县城，一时群情哗然。

到了我父亲石立（号冠卿）时，家道已经中落。父亲毕业于江南高等学堂，也善于吟诗，在家乡中学任教。在学校受排挤，又转到申新纱厂当职员，也曾失业在家，他一生不得意，常以诗酒自娱，从不问家事，家庭经济就败落了。对父亲这样一位新旧交替时期的旧知识分子中的悲剧人物，我不无感慨和同情。

叔父石英，号辅成，在清朝末年毕业于张謇创办的南通高等商业学校，毕业后入大清银行，民国后入大陆银行任职。

我母亲是心地善良的家庭妇女，一生辛勤，艰难地支撑家庭，维持生活，困难时靠典卖陪嫁饰物过日子，把四个孩子抚养成人，我是她最爱的惟一男孩。我从小养成自信而倔强的性格，读完高小后，因无力升学，本人又不愿去商店学徒，同族一位叔祖父和父亲就在家里教我读书学诗，所以，我十二岁就开始学诌几句诗。这一阶段在父亲的熏陶下打下的国学底子，对我后来搞文艺还是有好处的。我二十岁那年以初中学历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居然名列第九，同父亲对我的悉心教养大概不无关系。

一九二五年我十三岁时，家里把我送到上海，依靠在上海大陆银行总经理处任业务主任的叔父石英。他当时可算是中产阶级了，由他的资助，进华艺中学读书。离家时父亲还把《十八家诗抄》和《随园诗话》等书给我带着，嘱咐我："不要荒了学诗。"在上海，我们父子有时也常对酌饮酒赋诗。我喜诗嗜酒的习惯，就是从小受父亲的影响。

一九二六年叔父调北平大陆银行任总管理处业务主任，我也随同到北平转入教会办的育英学校。在育英，我有两个要好的同学，一个是袁成隆，共产党员；一个是赵在田，国民党员。我还小，还是个无党派。但"五四"策源地北京的青年学生兴起的探索人生、寻求真理、在人生征途中选择自己位置的风尚影响激励着我，我和袁成隆、赵在田常在一起热烈争论，回想起来，当时那股"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劲头至今令人神往。初中毕业，我正踌躇满志，准备继续深造，甚至计划出国勤工俭学。这时远在家乡的母亲来信，执意让我工作，不让我再读书，要我挣钱补助家用。我也不愿长期依赖叔父周济，一九二八年三月便辍学入大陆银行，当了三年练习生。银行职员在世俗眼光看来是个美差，我却觉得无聊，青年人有的是过剩的精力，总想着"服务社会"。因受袁成隆（后知是共产党员，在监狱中牺牲了）的影响，我开始阅读了一些进步书刊，我发现银行中青年不少，决定把他们组织起来搞活动。我设计成立"同德会"，下面再办俱乐部、图书馆。向总经理提出来，总经理以为我在为他捧场，要让大家"同心同德"，竟同意了，还为此拨了款，让我去张罗。就是在这个"同人进德会"里，我读到了不少社会主义的书，第一次听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资本家花钱让青年学马克思主义，这自然是有讽刺意味，可我青年时期恰恰有过这段经历！

学了马克思主义，心就活起来了，更不愿在银行安分守己呆下去了。新春元旦，银行举行团拜会，总经理志得意满，祝酒时居然让大家就银行业务贡献意见。这本是礼节性套话，我却借着三分酒意，站起来侃侃而谈，大意是说银行是剥削机构，应当彻底铲除，还公然自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发这通高论时，心里好生痛快，觉得"举世皆浊，惟我独清"。这一下还了得，团拜会叫我搅得一团糟。我叔父自然是叫苦不迭，赶紧吩咐下属把我扶走了事。在银行当然呆不下去了，叔父赶紧掏钱让我再去读书，在朋友帮助下，进了文治中学。一九三二年九月，又以第九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读中国文学。

（二）从埋头读书到投身学生运动

我考入北大文学院中文系后，完全是个苦学生的典型，长发赤足，破衣敝履，不修边幅，拼命读书。学校规定，学生考试成绩总平均八十五分以上的可领取奖学金，每年一百元。我入校后，连续领取了三年奖学金以维持生活。但生活还是清苦的，终年布衣布鞋，晚上写文章，以烧饼充饥，冬天到了，还是那件蓝布长衫。我对社会现实不满，思想上很苦闷，在独自过着贫苦的生活中养成了怪癖，"满腔块垒费人猜"，喝点酒，来几首诗，独进独出，不愿接近任何人，更不让任何人窥探我生活的秘密，在孤僻中抚摸着思想的苦闷。我企图从苦闷中打出一条出路来。我在白天把房门倒锁，从房后的窗户里跳进跳出，在熄灯以后，点起蜡烛翻书本，摇笔杆，写一些诅咒社会、探索人生的散文。我的这些表现因此受到中文系主任马裕藻和周作人、余上沅教授及学院院长胡适等人的注意，我的旧辞习作也受到俞平伯、赵万里、许之衡等教授的赞赏，余上沅认为我"最赋剧作天才"，周作人将我的散文向外介绍发表，于是，我和杨振声、沈从文、巴金、靳以、闻一多、罗隆基等人得以认识和联系。我以"殷炎"为笔名，在新月派《学文月刊》登我写的小说；《文学月刊》上登我的翻译文章；还在《文艺书刊》、《华北日报》、《大公报》等报纸上发表过作品。小说写得比较幼稚，有人说人老了都"悔其少作"，我至今不悔，人无法越过稚嫩阶段。

我的真正转变主要得益于北大同学、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杨启哲（唐守愚）和刘江陵、袁成隆等同志的帮助。

被育英中学开除的同学袁成隆此时也进了北大。一天他忽然来找我，旧友重逢相谈很高兴。他是中共党员，见我贫苦攻读，很想影响我。他曾给我一份秘密出版半公开发行的铅印报纸，并盼我主编该报副刊，我看是左倾报，婉拒了。以后，他介绍我看唯物辩证法等书，我才逐渐感兴趣。杨启哲同志当时是文学院史学系学生，和我同住在北大"三斋"的学生宿舍里，都是穷学生。开始我和杨雨民、杨启哲凑在一起，交上了朋友，每人每月交五元钱，一块自己掌勺烧饭，戏称"三友合作社"，他们以地下刊物向我约稿为名来接近我，从此我对地下刊物和他借给我的进步书籍发生了兴趣，接触就多起来了。经常切磋学问，于是我成了赤诚的社会主义者。"三斋"里住了不少进步学生，学校当局认为这里是共产党员和左倾分子的大本营，千方百计想把这批学生拆散安插到其他宿舍去，借口修理房屋，勒令迁移去三院，并决定取消"三斋"。在发出正式通知后，遭到学生们坚决反对，我也在杨启哲的支持下成为"护斋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之一，曾作为代表和北大校长蒋梦麟谈判。经过斗争，学校当局被迫同意缓迁一年。因此，我在北大一度成为新闻人物，大概与此有关。从此，我和杨启哲在政治上进一步结合起来。他借我书看，与我谈论人生、宇宙观等问题，我开始知道他原系诗人，现在是个革命者，我受到他的影响最大，并由他介绍我参加左翼文艺团体，开始学习左翼社会科学文艺理论。在杨启哲、袁成隆、王举恩等同志的领导下，我日益左倾，他们也认我为最可靠的群众，不必瞒我。我在北平"左翼作家联盟"（杨和赵宗鎏是领导人）的领导下组织了"文学研究会"。当时北大学生的组织很多，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世界语学会"、"同乡会"、"乐友会"等等。我先后参加了十五个组织的活动，还担任执委。别人都认为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实际上当时我还没有入党呢！在这同时，我也积极参加了学生抗日运动，担任了北大学生会的执委和纠察队长，面对宪兵毫无惧色，在游行示威中曾和国民党警察搏斗，从他们手中抢过水龙头来冲击警察。

有一次北大被军警严密包围，不许学生进出校门，和校外游行指挥部的联系一时也割断了。一天早晨，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坐了小汽车进校来，我主动迎上去，对胡适说："学生宣布罢课了，你来了也无法上课。"胡适听了当即准备返回，我乘机对他说："我还没吃早饭，我搭你的车出去吃早饭好吗？"胡适同意了，我便利用这个机会跑到西单一家咖啡馆，和设在那里的北平各大学学生会的联络点取得联系。胡适大概不知道他帮了我一个大忙，因为当时北大校门被军警封锁，学生出不去，而其他学校的学生正在外面游行，并约定会议以便配合行动，我急于出去参加会，又出不去，正好利用胡适的车使我出了校门。在学生组织中，我成为在斗争中最积极最有力的炮手之一，从此不再死读书了。

在学校课程中，我专攻文艺创作，选读英文系一半课程及心理系行为主义的理学、变态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等，并学习俄文（英、法、日、德文均学过）。

我还参加余上沅先生举办的北平小剧院，成为基本会员又兼总务主任，还组织同学参加演剧活动，我当导演，也当演员。

还记得一九三五年北大有一位学生（当时政治背景不明），利用外国人的所谓预测，说："一九三六年将发生世界大战。"于是发起并组织了一九三六年（国际问题）研究会，要同学们对一九三六年的国际形势进行讨论。我接受唐守愚同志的指示参加进去，目的是和他们辩论。他们拟定了十几条所谓章程，第一条就是组织名称，我指出这个名称出自迷信洋人的心态，点穿一九三六年预测是洋人没有根据的猜测，为什么要以此命名？当前东北三省国土沦亡，从关外到关内，日寇步步进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什么对中国的现实问题不讨论，不研究？我和一批同学对章程逐条进行批驳，结果争取到这个组织有我们的人参加了领导，研究大纲也是我们制定的，扭转了讨论方向，使原来的发起人感到失望。这个组织以后也就不了了之了。这个组织的这位发起人，就是范长江，后来在共产党的影响下逐步转向革命，成为有名的新闻记者。当时我们互相不了解，在黑夜里打了一场《三岔口》。在相隔多年后的一九四二年，在苏北抗日根据地又遇范长江时，提到此事不禁相对哑然失笑。

我这时政治觉悟尚不高，没有提出要求入党，但杨启哲同志已了解我的思想倾向和为人品质，对我是信任的。在一九三三年冬，曾对我说："你现在已经很够了，是否愿意再进一步。"我知是征求我参加党的组织，当时我考虑后，夜里睡不着，且梦见自己被捕，母亲痛不欲生，于是我动摇了，竟拒绝了杨启哲的征求，自称愿在领导下参加斗争，暂勿参加组织。一九三四年春，我又自动要求参加组织，杨启哲说："你太红了，暂不参加为妥，我们一切当你同志对待的。"红五月时，杨启哲搬出校外去住，我便向王举恩谈及参加组织，王说："杨启哲不同意你参加，是因你正在谈恋爱，要求动机不纯。"我那时正恋着一位女同学，她是个左倾女生，她希望我是个党员或团员。我对王举恩竭力声辩，表示入党决心，他答应可以为我向组织上提出，要我等候解决。但不幸六月一日王在宿舍就被敌人捕走了，因此，我的入党问题也被搁置了。我目送他被捕走后，想到要赶快通知杨启哲，即去西斋杨启哲原宿处（他自三院迁去西斋，为了便于党的活动，又迁出校外与罗震寰同住民宅），他仍不在，又去顾麟生处告诉他王举恩已被捕，速作打算。正在此时，罗震寰率一特工前来捕顾麟生，我见事不妙，以东北口音（我略善方言）假装对顾说："你不念同乡之情，十元钱也不借，算了，看我会不会饿死。"说完拂袖而去。刚走不久，被罗震寰追出来一把抓住，他说："你还不跑。"我也忘其所以，和他一起向后面跑，到饭厅坐下要了两碗面，罗说："刚才特务问顾，那个青年是谁？顾说：一个同乡。特务问：是否是北大的？顾说，不是。特务问他穿着北大制服怎么不是？"即叫罗震寰来抓我。我俩才恍然自悟处境很危险，面也不吃了，逃到西斋一间房子，打开窗户，罗跳窗逃了。临行前，他说："你不要紧的，没有组织关系，我不是真叛变，是一时动摇迫不得已。"并说杨启哲已和他同时被捕，这个房主叫吕点春，是个同情分子，我去吕家换了一套便服，夹着书夹，回到三院（我已迁居三院，王举恩即在此被捕）。

这天中午，罗震寰的老婆张某来找我，对我说杨启哲被捕时密嘱她告我通知几个人逃跑，并说我太红，可以暂时躲避一下。我一一照办，用电话通知女二中的一位同志及警备司令部的俞处长等。我知道杨启哲叔父的通讯处，我也把杨启哲被捕的消息告诉了他的叔父，后来他叔父从山东赶来，设法营救他。这次由于叛徒出卖，在国民党关麟征部担任团长的一位党员（赵春善，河南人，黄埔军官学校毕业，中共党员，后英勇就义）被捕了，这个党员和另外几个党员平时都有联系，必须立即将这一情况通知他们有所准备。在这一危急情况下，杨启哲同志在被捕时密托罗震寰的妻子来通知我，要我设法去通知那几个党员，记得其中一个是北平卫戍司令部的一位姓俞的处长，我完成这一使命后，为防意外，也临时出城躲了几天。这次大破坏，后来知道是由于中共河北省委关某叛变而引起的，逮捕接踵而来。

风头紧了，我不得不躲进大陆银行办事处，但又不放心同学的安危，又回到北大打听动静，差一点自投罗网，赶紧跑了出来。北大呆不住了，回银行，怕叔父担惊受怕，回常熟吧，又不好向母亲交代。这时一般左倾群众垂头丧气，我的小资产阶级动摇性使我伤感、消极，觉得寂寥难忍，想在文艺上有所成就，便又钻进艺术之宫了，读书写文章，排戏。正在这时，意外地收到过去的老师余上沅的来信，要我到南京工作。这时王举恩又被放出来，我和他商量，他赞成我去，并对我政治上有所期望，我又燃起工作热情去了南京。

【扬帆（1912年-1999年2月20日），原名石蕴华，曾名殷扬。江苏常熟沙家浜镇横泾集镇人。1924年到上海读书。1932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是年参加“一二·九”运动。翌年，任《译报》编辑和特派记者。1939年年初，率领文化界救国协会组织的“慰劳三战区将士演出团”到皖南新四军军部慰问第三战区将士，后参加新四军，任新四军教导总队文化队政治指导员、副军长项英秘书、军法处调查科科长。1941年，扬帆任新四军军法处副处长、处长，兼任盐阜区党委社会部部长、区保安处处长及新四军第三师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兼调查研究室主任。1944年10月，任中共中央华中局敌区工作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联络部部长、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1949年6月，扬帆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扬帆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后上海市公安局改组，扬帆被解职。1955年4月，因“潘（汉年）扬（帆）案件”被逮捕并被关押11年。1965年8月，扬帆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75年，扬帆被送到湖北沙洋劳改农场安置劳动。1980年4月，公安部为扬帆平反。1983年8月，对扬帆所有不实之词全部推翻，获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和党籍，任上海市政协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