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家邓伟志口述学习室的几个意外收获：张锡媛是谁？

毕业论文意想不到地发表在《学术月刊》上

我是1960年从上海社科院经济系本科毕业的。一提"1960"大家就会知道，在那年代我们是"一切听从祖国召唤"。1960年3月下旬，我在毕业志愿表上写了首打油诗，表达了自己"哪里需要哪里去"的心愿。不料，3月30日上午我正在教室里上课，年级党小组长把我从教室里叫出去，指引我登上了学校的解放牌的大客车。车上大约有三十多人，有老师，有同学。去哪？我不问，看得出是好事就是了。不一会，车子开进了延安西路33号市委大院后门，走进了市委宣传部的会议室。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社科院院长杨永直进来，宣布社科院成立两个室，一个是学术情报室，再一个是毛主席著作学习室。随后就宣布了名单，学习室好像是十九人。我被分配在毛主席著作学习室。

毛主席著作学习室的主任由社科院副院长庞季云兼任。他是1958年从中宣部下放到中科院上海经济研究所的。他本是胡乔木的秘书、中宣部理论处副处长（于光远任处长）。大家对他都很敬重。

有一天，庞季云同志找我谈话，问我毕业论文写的什么。我说：是写的人民内部矛盾。庞季云要我送他看看。我就誊写了一份送他。6月初，我们到南汇航头参加夏收夏种。休息时，忽然有人把1960年6月10日的《解放日报》塞到我手里，说："大作发表，旗开得胜。"我看了《解放日报》上的《学术月刊》第6期目录，简直是无地自容，这是我做梦也不敢想的。从航头回到室里，《学术月刊》还没有发行，几个人说起这件事。庞院长说是他推荐的，因为6月正是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发表三周年，需要这样的文章。他又说："我在你的文章上就加了一句，还不知道编辑会不会把这句话删掉？"我深为庞院长提携后人的精神所感动。没有他的推荐，我那文章是不可能发表的。再就是，他能在我文章上加进文字，是我莫大的荣幸。他却留有余地，谦虚地说："编辑会不会把我加的那句话删掉？"他这句话对我一辈子起作用。几十年来，每当我对我的学生讲文章时，都会忆起庞院长对我说过的这句话。我不敢把我对学生的批评绝对化。

事过境迁，今天看来我那文章充满了"左"的字眼，当时看是旗开得胜，后来看是马失前蹄。这就是我治学的起点。

毛选四卷怎么少了一篇？

学习室的主要任务是迎接毛选四卷出版。可是，毛选四卷有哪些篇章，谁也不知道具体的，连有条件通天的庞院长也毫无所知，只晓得一个时间段：解放战争时期。于是，庞院长就叫冉兆晴、强远淦带领我自编《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好在院党委书记李培南是红大、抗大教员，多次听过毛主席讲课。尽管解放战争时期他到了山东，但也知道很多中央的情况。院长杨永直是《解放日报》和晋察冀《人民日报》编辑，也知道哪些社论是毛主席写的。庞院长也在中央研究室工作过，毛泽东、朱德都对他有书面批示。他们都会不断地提示、提醒我们。为了编得好一些，还从市委党校（当时好像称"中级党校"）请了两位党史教师坐镇指点。庞院长安排我翻阅延安《解放日报》、重庆《新华日报》、晋察冀的《人民日报》，指示我把署名"毛泽东"的要收入，没署名"毛泽东"的、认为有价值的也要收入，并且写出文章背景。到了6月（也有可能是5月），聂荣臻元帅来上海同柯庆施讨论研制导弹问题，并且带来一个《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目录。拿来一对比，方知我们漏编好多。接下去，我们就按聂荣臻的目录继续搜集。9月中下旬，学习室先拿到一本绝密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样书。十几个人轮流看，上海有家的同事白天看，我们住集体宿舍的单身汉夜里看。10月1日起，全国开始发行。庞季云分配我一项任务：对照原文改在新书上，看看有哪些修改。因为在对照时会出错，改得较乱，我便把勾勾划划比较乱的一本留给自己，誊清无错的呈送庞季云。我这一本一直到今天还保存着，有时翻翻，对于为什么这样修改都会悟出点新想法。

在对照中，我发现正式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比聂荣臻的目录少了一篇《蒋介石李宗仁优劣论》。为什么单单抽掉了这一篇？这个问号，我默默地藏在心底，莫非不是毛泽东写的？直到1964年我跟随华东局第二书记曾希圣搞"四清"，不知怎么我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这还不容易理解吗？李宗仁在同我们拉关系呗！"我恍然大悟。几个月后，李宗仁到了北京。想不到这天大的秘密让我提前晓得了。

张锡媛是谁？

学习室成立时设在瑞金花园，就是现在的瑞金宾馆靠复兴路那一边。瑞金宾馆是过去日本的三井花园，樱花特别多。日本投降后是国民党的励志社。解放后一分为二，中间用竹篱笆隔着。靠永嘉路的那一边，是招待所，听说苏加诺、陈云、江青都在那边住过。靠复兴路这一边，有三幢小洋房，曾是陈毅、饶漱石、谭震林三家在解放初的住处。上海刚解放时，邓小平也在这里住过很短时间，后来他就从这里下西南了。我们学习室住在陈毅住过的、接近瑞金路的那座小洋房里。

在三幢洋房中间，有两处简易平房，一为食堂，二为乒乓球室。在乒乓球室里，有两口很小的棺材：一口写的是苏兆征，还有一口写的是张锡媛。苏兆征人人皆知。张锡媛是谁？没人知道，上海的党史专家不知道，从南京政治学院来学习室交流的专家也不知道。有一天，在议论张锡媛时，我调皮地说："张锡媛是苏兆征的妻子。"庞院长听了，马上批评道："不知道不要瞎说。"我暗自思忖：庞院长批评我瞎说，说不定他是知道的。有一天，庞院长叫我到旧书店仓库里买列宁布尔什维克的大管家波格丹诺夫的书。我花很大工夫买到了，不仅买到了波格丹诺夫的书，而且还买到了一本未署作者姓名的《辩证唯物论》一书。庞院长看了很高兴，同我拉起家常来。我乘兴问了一句："张锡媛是谁？"他顿了顿，说："是邓小平的第一个妻子。"

两年后，我调到中共中央华东局政治研究室工作。不久，跟随华东局机要局副局长葛非一道下乡。他曾在陈毅、饶漱石身边做机要工作，也在瑞金花园住过。闲聊后知道，我们都在同一个地方见过张锡媛的棺材。"文革"开始不久，马路上刷出大标语："强烈要求打开苏兆征棺材，有人在棺材里私藏武器"。我连忙把这条大标语告诉已"靠边"的葛非。他说："你赶快去看看，还有张锡媛的……"我到了瑞金花园，老传达告诉我："已平安转移了，你放心！"我回来就向葛非汇报。

"文革"后，葛非成了市委接待办的负责人。我们都住在吴兴路一幢楼里，他家住三楼，我家住二楼。他做什么工作，我不问，但能猜出三分。他什么时候不回家，我们就知道有要人来了；他能回家了，我们就知道要人走了。有一次，他突然打电话，问我张锡媛的棺材的事。我说："只知道安全转移了。不问转到哪里去？"他放下电话，立即通过市委办公厅正式渠道，当天下午就知道早已安葬在龙华烈士陵园了。

葛非知道了下落后，并没有马上告诉我。我仍继续向"文革"后负责清查市民政局并留在民政局当局长的丛局长打听。丛局长说："'文革'初，有人闹的时候，民政局明明知道邓小平被打倒了，但是张锡媛是烈士，他们出于正义感，出于对邓小平的尊敬，就悄悄地把张锡媛的棺材拉到龙华了。"

过了一段时间，葛非才跟我讲了寻找张锡媛的来龙去脉。

有一天，葛非陪邓小平散步，邓小平忽然问他："我解放后在上海，花很大功夫找到了张锡媛的棺材，现在也不知在哪里了？"几个小时后，葛非告诉邓小平：上海市委帮他找到了，安葬在龙华。邓小平便马上吩咐邓榕和秘书第二天各持一支玫瑰花，去了龙华，献给张锡媛。葛非还特别强调了一下，有人讲是一束花，不是的。邓是按国外的习俗，每人一支。邓榕从龙华回来后，向邓小平说："很漂亮！"邓小平开心地说："人比照片上还要漂亮……"逗得大家都笑了。找到张锡媛墓以后，邓小平一直很兴奋，直到离开上海时，还念念不忘上海帮他找到张锡媛的事。

我知道上述过程后，也专门找到上世纪30年代初中央机关的大秘书张纪安，他是张锡媛的上级。为了掩护身份，他与邓小平在上海现在的浙江路合伙开过一个杂货店。我请他谈谈他对张锡媛的印象，以及患病和安葬的情况。-﹣这可以说是在学习室时的又一"意外"收获。

【邓伟志教授，安徽萧县人，生于1938年11月。现为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上海市社会学会会长，中国社会学会顾问。1960年毕业于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系。曾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毛泽东思想学习室，研究室，中共中央华东局政治研究室，中国大百科全书上海分社，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所国际政治室工作，先后任研究实习员，编辑，编审，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