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为何多次撰文抨击梅兰芳？

提起鲁迅与梅兰芳的历史夙怨公案，恐在读者中鲜有人知，尤其是当代年轻人更为陌生了。为此，首先必须让读者了解梅氏其人其事。再探究为何竟惹得鲁迅先生在百忙中多次撰文抨击他呢？

梅兰芳（1894—1961），京剧艺坛翘楚；名澜，字畹华；江苏省泰州市人。他出生于北京梨园世家，8岁开始学艺，11岁登台演出，13岁搭喜连成科班演戏，演青衣，兼演刀马旦。在近60年艺术实践中，他上演剧目达400出；1915年起编演新戏，后又演昆曲《思凡》、《春香闹学》等，并改传统戏装为古装仕女服饰，采用灯光布景，当时称为“古装新戏”；革新唱腔、唱法，增添二胡为伴奏乐器，融会青衣、花旦、刀马旦演技创造新的旦行“花衫”，发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影响很广；世称“梅派”，列“四大名旦”之首，被旦行尊为“一代宗师”。

1929年10月，梅兰芳应美国总统邀请赴美演出。据著名史学家唐德刚著《梅兰芳传稿》载：在纽约首场演出《刺虎》，“戏中旦角是贞娥这个东方新娘，梅兰芳的扮相衣饰华丽，身段美好，一双纤纤玉手令人浮想联翩。次日，就受到纽约各大报纸的盛赞，美誉铺天盖地而来。媒体的褒扬就是最好宣传。”“一夜之间，梅兰芳的名字风靡全美。第二天，赶到剧院排队买票的观众数以千计。三天后，剧院就将两周的戏票全部售完。当时最高票价6美元，据说黑市炒到18美元，这在纽约的黑市票价是十分罕见的”。梅兰芳在美国演出“非常成功”。并被美国波莫纳学院和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授予文学博士学位。

1935年，梅兰芳应邀请赴苏联演出《打渔杀家》《贵妃醉酒》《西施》等，受到苏联艺术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等名家的赞誉。由此可见梅兰芳其京剧艺术造诣之深，名扬海内外。

九一八事变后，梅兰芳对国民党实行不抵抗政策深恶痛绝，出于爱国主义编演了《抗金兵》《生死恨》，借助于历史故事来激励人们的爱国热情和抵抗日本侵略的斗志。抗日战争时期，梅兰芳困居日伪军占领的上海孤岛，他蓄须明志、打伤寒预防针，摧残身体形成高烧来坚拒为日寇演出，表现了坚贞的民族气节。解放前夕，他应周恩来秘密邀请留在大陆，以参加迎接北平的和平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历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京剧院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等要职。1956年演出的《穆桂英挂帅》为其晚年杰作。代表剧目还有《宇宙锋》《贵妃醉酒》《霸王别姬》《洛神》《断桥》《游园惊梦》《黛玉葬花》《凤还巢》《抗金兵》等。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亲切关怀与帮助下，他于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1年8月7日，“一代名旦”病逝于北京，周恩来担任治丧委员会主任。梅兰芳去世后，夫人福芝芳唯一的要求就是不能火化只能土葬。为此周恩来立即建议将存放在故宫博物院的一只楠木棺材作为梅兰芳安息之用。这口上等楠木棺材原是为孙中山先生准备的，后来孙中山用的是苏联送来的一口水晶棺材，故这口楠木棺材一直存放于故宫博物院内。不过，周恩来表示白送违反制度，要福芝芳作价买回去，福芝芳当即支付四千元“巨款”将楠木棺材买下。梅兰芳因此就睡这口楠木棺材进行土葬。由此可见梅氏身价之不同凡响。其所撰论文编为《梅兰芳文集》，常演剧目编为《梅兰芳演出剧本选集》，另有自述传记《舞台生涯四十年》。

从上述梅兰芳传略介绍来看，他一生为人坦荡、坚贞爱国，在京剧艺术上苦苦求索、造诣极深，不愧有旦行“一代宗师”之称。

鲁迅是著名作家，1933年初，鲁迅与梅兰芳除了在上海共同出席过一次欢迎英国文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萧伯纳（1856—1950）的聚会外，以后并没有任何接触与往来，可以说两人关系是属于“素昧平生”，按理是不应存在什么历史夙怨的。但在20世纪50年代，北京举行关于纪念鲁迅的诞辰与忌辰的活动集会中，作为中国文学艺术联合会副主席的梅兰芳却很少出席，有时即使应邀来了，也十分勉强，往往是迟到早退，在会上从来不讲话，不谈论鲁迅的事。为何“一代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对被毛泽东誉称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态度如此冷漠，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这得从鲁迅少年时对京剧特别厌恶谈起。最早见于他于1922年12月发表在《小说月报》第十三卷第十二号的《社戏》。在这篇散文体小说中，鲁迅直言不讳地说，在20年间“只看过两回中国戏（指京剧）”，给他留下了深深的不良印象是“似乎这戏太不好”，“台上冬冬惶惶的敲打，红红绿绿的晃荡”，“看小旦唱，看花旦唱，看老旦唱，看不知什么角色唱，看老生唱，看一大班人乱打，看两三个人互打”，总之是“冬冬惶惶之灾”，实在“使我省悟到在这里（指戏台下）不适于生存了”。“这一夜，就是我对于中国戏（指京剧）告了别的一夜，此后再没有想到他，即使偶而经过戏园，我也漠不相关，精神上早已一在天之南一在天之北了。”小说中又说：“前几天，我忽在无意之中看到一本日本文的书，可惜忘记了书名和著者，总之是关于中国戏的。其中有一篇，大意仿佛说，中国戏是大敲，大叫，大跳，使看客头昏脑眩，很不适应于剧场……我当时觉着这正是说了在我意中而未曾想到的话。”云云。从上述可见，鲁迅在少年时代对京剧就是特别厌恶的。

后来到青年时代，鲁迅仍然十分讨厌京剧。他认为京剧是“玩把戏”的“百纳体”，“毫无美学价值”可言。据鲁迅的好友，左联作家郁达夫的《回忆录》中透露：“在上海时，我有一次谈到了茅盾、田汉诸君想改良京剧”，不料“他（指鲁迅）根本就不赞成”并很幽默地说：“以京剧来救国，那就是‘我们救国啊啊啊了，这样行吗？”对于人们一致公认的京剧表演中的“象征艺术”，鲁迅却极力反对。他认为京剧“脸谱和手势，是代数，何尝是象征？他除了白鼻梁表丑角、花脸表强人、执鞭表骑马、推手表开门之外，哪里还有什么说不出、做不出的意义？”鲁迅认为“脸谱”“我总觉得并非象征手法”“它更不过是一种赘疣，无须扶持它的存在了。”

如果说鲁迅仅仅是对京剧艺术的厌恶与否定，那也就罢了。问题是他多次撰文对梅兰芳指名道姓地进行尖刻的抨击，以致梅兰芳在鲁迅死后、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仍耿耿于怀，无法释怨，并在一些纪念鲁迅的公开场合上，以沉默、冷漠的态度对待之，从而表示对鲁迅其人言行的愤懑。

那是1924年，鲁迅曾写了一篇《论照相之类》的文章，语言十分刻薄，充满嘲弄、挖苦，对“素昧平生”的梅兰芳进行攻击。鲁迅认为梅兰芳饰天女、演林黛玉等，眼睛凸、嘴唇太厚，形象不美。鲁迅尖刻、挖苦地说：“我们中国最伟大最永久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异性大抵相爱。太监只能使别人放心，决没有人爱他，因为他是无性了——假使我用了这‘无字还不算什么语病。然而也就可见虽然最难放心，但是最可爱的是男人扮女人了，因为从两性看来，都近于异性，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所以这就永远挂在照相馆的玻璃窗里，挂在国民的心中。外国没有这样的完全的艺术家，所以只好任凭那些捏锤凿、调彩色、弄墨水的人们跋扈。”

鲁迅在1934年6月4日又写了一篇题为《拿来主义》的文章，收入《且介亭杂文》中。该文对梅兰芳拟应邀赴苏联演出，进行文化交流一事，给予无情的抨击。文中说：别的且不说罢，单是学艺上的东西，近来就先送一批古董到巴黎去展览，但终“不知后事如何”；还有几位“大师”们捧着几张古画和新画，在欧洲各国一路的挂过去，叫作“发扬国光”。听说不远还要送梅兰芳博士到苏联去，以催进“象征主义”，此后是顺便到欧洲传道。我在这里不想讨论梅博士演艺和象征主义的关系，总之“活人替代了古董，我敢说，也可以算得显出一点进步了”。

接着是鲁迅在1934年11月5～6日两天，在《中华时报•动向》上又发表猛烈抨击梅兰芳京剧艺术的文章，题名为《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令人费解的是，这是梅兰芳在美国演出成功载誉归国，受到国人空前热烈欢迎与祝贺之后不久的日子里，鲁迅在百忙与疾病缠身中撰写的挖苦、抨击梅兰芳的评论文章。鲁迅在文中说：“梅兰芳不是生，是旦，不是皇家的供奉，是俗人的宠儿，这就使士大夫敢于下手了。士大夫是常要夺取民间的东西的，将竹枝词改为文言，将‘小家碧玉作为姨太太，但一沾他们的手，这东西就要跟着他们灭亡。他们将他从俗众中提出，罩上玻璃罩，做起紫檀架子来。教他用多数人听不懂的话，缓缓的《天女散花》，扭扭的《黛玉葬花》，先前都是他做戏的，这时却成了为他而做，凡有新编的剧本，都只为了梅兰芳，而且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梅兰芳。雅是雅了，但多数人看不懂，不要看，还觉得自己不配看了。名声的起灭，也如光的起灭一样，起的时候，从近到远，灭的时候，远处倒还留着余光。梅兰芳游日、游美其实已不是光的发扬，而是光在中国的收敛。他竟然没有想到从玻璃罩里跳出，所以这样的搬出去还是这样的搬回来”，竭力抨击梅兰芳的京剧艺术与人生。

《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一文见报后，梅兰芳马上得知，看了这篇抨击文章，无疑给他当头泼了一瓢冷水，气得啼笑皆非，无言以对。因为鲁迅没有用真名而是用化名“张沛”发表的。当时梅兰芳正准备赴苏联演出，工作忙得很，也顾不上去打听“张沛”究竟何许人也，有何等政治背景。不过，天下没有不通风的墙，何况报界编辑、记者中，梅兰芳也有不少朋友呢。而且在旧中国时代，还有人专门以从事“包打听”为业。只要肯花费点儿钱，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事后自然会有人将化名“张沛”的其人真实姓名透露给梅兰芳。可是，当梅兰芳得知化名“张沛”者原来竟是文豪鲁迅的事实真相时，他惊呆了，他百思不得其解，他与鲁迅除了在欢迎英国文豪萧伯纳会上见过一面外，从没有再打过交道，更无恩怨可言，为何鲁迅先生不敢用真名实姓发表而采用如此“尖刻”文字、无情嘲弄、来抨击自己呢？梅兰芳知道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坛上拥有“圣人”的地位，作为京剧艺术家的自己根本无法在论战中同鲁迅抗衡，更何况当时鲁迅早已远游另一个世界了。梅兰芳实在无可奈何，于是也就采取以“沉默”和“冷漠”对待鲁迅了。这是常人之态，不足为奇。我们也无权来责怪梅氏的“沉默”与“冷漠”，因为夙怨毕竟是由鲁迅撰写抨击文章引起的。

平心而论，鲁迅的性格些许有些急躁。他的绝大多数杂文具有诙谐、尖刻的特色，这对敌人是可以的，但对爱国人士、对友人采用这种“刻薄”的文字，就不能理解了。为何鲁迅一生“树敌过多”呢？不能宽容待人，大约是个原因吧。他生前有不少好友诸如林语堂、徐懋庸、顾颉刚、郭沫若等等，就成为他撰文抨击的对象。鲁迅思想的锋芒，语言的犀利，以及观点上的寸步不让，在这里也可见一斑。明代学者吕坤在《呻吟语》卷中曾谆谆告诫学子们说：“处世以讥讪为第一病痛。”其意是说：喜欢尖刻讥笑抨击别人，这是为人处世的最大的毛病。鲁迅多次尖刻地抨击梅兰芳，可以说有“伤人伤己”之嫌了。但人无完人，我们又何必过分苛责鲁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