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传记《高志远传》第一部《高翔云》第三章 高翔云 1-3
高志远画像
1、多余屯
多余屯，高志远的家乡。民国时期属滦县第三区 (马城），由多余屯、南行子、南坨子、东坨子等四个自然村组成，今属滦南县马城镇。北距滦县县城12.5公里，西北距马城镇2.5公里，距滦南县城(倴城)15公里。
《滦南县地名志》记，多余屯“姓氏有陈、刘、赵、李张等。据查，明朝永乐年间，外省移民来此定居时，大部分都给了住宅，陈、杨、刘等八姓由山西山后六州移至此地较晚，没给住宅。立村后故称多余屯。”“地势平坦，属沙壤土，耕地2694亩。”（见滦南县地名委员会办公室编《南县地名志》，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7年3月第1版，第180页）
民国《滦县志·地理志下·(十二) 区域》“编者按”记，“滦县自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因倡办警政，划分十区。至民国十九年(1930)，每区设区公所一处，置区长等员。嗣于二十三年省令颁行改进地方自治原则，以十区并为五区，迨至是年终，一并裁去云。”但虽云“裁去”，光绪年间所划十区却在地方流传下来，并载录于志中，分别为：
第一区，本城，五十一编乡；
第二区，张各庄，距城四十里，五十编乡；
第三区，马城，距城二十里，五十二编乡；
第四区，倴城，距城六十里，四十五编乡；
第五区，胡各庄，距城九十里，七十二编乡；
第六区，曾家湾，距城一百二十里，五十二编乡；
第七区，钱家营，距城九十里，五十五编乡；
第八区，稻地，距城一百二十里，六十编乡；
第九区，开平，距城九十里，五十一编乡；
第十区，榛子镇，距城九十里，八十五编乡。
其《地理志下·(十四)乡村户口》“编者按”又记，“自民初分区域，废屯社，于是有改编乡村之制。区编若干乡，村之小者或二村为一乡，或三四村为一乡，村有正有副，继义改为乡长乡副，乡长副之外，有闾长、邻长。"
当时的滦县第三区(马城)辖五十二编乡、一百二十个村，高志远的家乡多余屯，属第三区第二编乡，故后来由第三区(马城)民间出资兴办、以高志远为大队长的民团，习称“滦县三区民团”或“马城民团”。
2、家世
据故老相传，高志远的祖上，为明朝永乐年间由山西山后六州移居多余屯的八姓之一。
高志远的长孙高小平记：到明末清初，高家已有一顷“坟地”(沙地)。（高小平《我的一家》，见高小平、陈俊忠《惊涛》，北京麟思东方文化，2015年5月第1版，第211页）
高志远的长子高继志记：清末民初，高志远的父亲高贵掌家的时候，有一年滦河发水，坟地所在的“沙地被淤泥覆盖，都变成了良田，因此，日子过得比较富裕，曾雇有长工二三人，有一个比较宽敞的宅院，有正房五间，对面厢房六间。另有牲口棚、猪圈、碾棚等。”（高继志《为国家的兴亡流尽了最后的血》，见《魂系冀东》，第87页）
原天津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秦戈考证：高志远的“祖父和父亲是贫苦农民，在乡村为地主作雇工、短工，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父亲高贵三十岁时，滦河闹水灾，他家几亩没人耕种的坟地被水冲击成良田，自食有余，开始有了积蓄。高贵置田产、娶妻生子，几年后盖起十一间房，田产最多时有195亩。除自己参加劳动外、还雇请长工二、三人，成了当地富裕的农民。”（秦戈《冀东抗联司令高志远》，第11页）
高小平记：高贵“曾在兴隆庄杨家和李家扛活做月”，并与杨家结下了交情，“把自己的亲外孙女于翠兰许配给兴隆庄杨氏第十世孙杨占岱。”（高小平《几代人的渊源》，见高小平《红叶集》，北京麟思东方文化，2016年4月第1版，第23页）
又记：高贵“识文断字”，“会批八字，看阴阳宅”，“会种庄稼，懂得治理家务，又同乡亲们关系处的非常融治。比如：每到青黄不接的年月，只要有人借粮，高家有求必应，将来能还则还，不能还就免，其它东西也是如此。特别对于行乞讨饭的，答对的圆满”，每到讨饭人多的时节，“必嘱咐家里人每天多蒸几屉窝头来，以招待四乡来的讨饭者。”
“滦河发水后，大片沙滩地没人敢种，老人家就白捡着种了一年，到了秋后，喜获丰收，一年打的粮食没处盛，都卖了，得不少钱”，“老人家熟悉水性，滦河发大水时，他不顾个人安危，曾只身从滚滚的洪水里捞过箱子、柜子之类的东西，也发了点财”，“陆陆续续的置了两顷多地，这两顷地基本上属于好地。”发了家之后，“因为没有儿子接续香火，继承家业”，40多岁的高贵“曾到滦县城南三里庄高家本家去过几次，打算从三里庄老高家本家过继一个儿子，但是三里庄的老高家过得也不错，孩子们谁也不愿意来，其实大人们也舍不得”，就给高贵出主意，“让他再娶个二房”，高贵“后来也没再提过过继的事。”
“有一年春天，又是青黄不接的时节，忽然有一天来了兄妹(据说是安徽凤阳的)两个讨饭的”，“高家关照他们，不但给了吃的，还安排了兄妹二人的活计，哥哥做些零活，妹妹做些女工。”后有人提起“娶个二房以便生儿子延续香火的事”，建议纳妹妹为二房，“征得原配夫人的同意，便择日完婚。
第二年，1907年6月7日，高贵的新妻诞育一子，高贵为这位晚来喜得的儿子取名高翔云，字腾霄。高贵给儿子起这个名字，“是寄予很大希望的。”
但是，高贵给儿子“批八字”卜卦，得到的谶语却是：“大爵位，主凶，九死一生。”信奉此道的高贵“忧心忡忡，三天没出门，就像得了一场大病。”（参见高小平《我的一家》）
又记：高翔云长大后卖地买枪，组织“义勇军”，自发抗日，筹备暴动，父亲曾反对说：“抗日救国那是国家政府的事儿，与你小老百姓何干?”高翔云说：“您常教育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破则家亡，国家有难，我不出头谁出头呢?”
高贵说不服有主意的儿子，以后只能听之任之。（参见《惊涛》，第8页）
民国时期农民
3、少年
高翔云虽然是父亲高贵在40多岁时才得的唯一儿子，但高贵却并不娇惯他。
高小平记：高贵经常讲，“子不教，父之过”，“认为只有对儿孙后代严格要求，才是对儿孙后代负责，否则，将贻害下一代。”因此，从懂事起，高翔云“就和大人吃一样的饭菜，到了8岁(虚)上私塾时，也是安排该上学的时候上学，放学后就帮家里干活，干不了重的可以干轻的。”
1917年，高翔云11岁，其生母在又生育了两个女儿后因病去世，其舅舅回了南方老家，“家里人少地多，非常缺人手”，高贵为高翔云娶了媳妇。“媳妇是滦县三区史庄史氏”，选择史氏进门，主要符合高贵夫妇的两个条件：“一是史氏出身贫寒”；二是年龄比翔云大七岁，“会治家过日子。”
高翔云14岁时，高贵中断了他的学业，让他回家务农，“与伙计们(扛活的)一块下地干活”，“与伙计们一块儿吃”。（参见高小平《我的一家》）
高志远的同村好友董士瑞记：董“与高志远同村，又给他家扛活，所以非常熟悉，别看他是少东家，可没有一点架子。我比他大两岁，在家里排行老二，高志远就喊我‘二哥’。”（董士瑞《高志远、王仲华领导我们暴动》，见《魂系冀东》，第51页）
王凯东记，“2002年11月7日，我去多余屯采访，村干部外出办事说下午回来。我与街头的一位老者介绍了我的来意，他说了解当时情况的人不多了。接着他说高志远在青少时代的情况：’高是个孝子，外出跑事先告诉妻子照顾好老人；在庄里人缘好，联合青年，常谈打日本鬼子的事，他勤学、尊师。’”（王凯东《七十年漫忆》，见《魂系冀东》，第300-301页）
但七年的私整学习，使高翔云的内心离开了家里的庄稼院、庄稼地。
高家“都是棵枪，百中刘落地
高继志记：“记得我们村中有个叫李麟生的老先生和我父亲系密切，经常在我们家中吃饭、谈论国家大事，李麟生老先生但是个爱国者，还是个知识广泛有才学的人......父亲和李麟生常常谈论‘东三省沦陷，国难当头，匹夫有责’的话。”（高继志《为国家的兴亡流尽了最后的血》，见《魂系冀东》，第87页）
李麟生的孙子李迪记：“李麟生教私墓时，常常向学生们讲关羽、岳飞、文天样等民族英雄的故事，并向学生们灌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理念，所以深受高志远的敬重，......常以“爷’相称。”（李迪《高志远走马换将救战友》，见《魂系冀东》，第46页）
高志远的同村好友周士亭记：李麟生比高翔云大20多岁，“但知识面广，还颇有爱国心，且为人正直，还常常以岳飞、文天祥的事迹鼓励我们年轻人”，“为此，深得高志远敬重、总称呼李麟生为先生”。（周士亭《我跟随高志远抗日》，见《魂系冀东》，第35页）
高志远的同村好友陈维记：可能正是李麟生的教育和影响，使得“高志远从小就不说谎话，聪明；尽管家里比较富裕，却从来不摆富家子弟的架子，疏财仗义，广交期友。”（陈维《我两次跟随高志远除霸》，见《魂系冀东》，第5页）
高小平记：高翔云更“抓空儿摸空儿的舞枪弄棒，勤于习武”。高家原来有个老火枪，高翔云把它放在对门陈秀玉家，每逢下地，“都是与伙计们一块儿走，收工一块儿回来，走时从陈秀玉家带着那棵枪，回来把枪又放在老陈家。”（参见高小平《我的一家》）
陈维记：“到20岁时他的枪法已是练得百发百中。比如看见天上的飞鸟，他不用瞄准，只把枪一顺，飞鸟即刻落地，这是我们村里的人都亲眼见过的。”（陈维《我两次跟随高志远除霸》，见《魂系冀东》，第5页）
高翔云的朋友、滦县三区小闫营的张福堂记：“民国二十二年秋天(1933年秋)，我们马城三区也成立了自卫团，高翔云被公推为大队长，需要购买部分枪支弹药，钱凑足了后，打听到滦河东昌黎县靖安集上有卖枪的，但又听说滦河东的土匪与枪贩于联手，原来是一家。枪贩子在集上卖，谁如果买了枪，他们就盯上，打听好了到半道上截去，主要是截枪，其次才是钱财和物品。
我和高翔云了解到以上情况后，就选了靖安集日，也略做了些准备。随后我就和高翔云带几个团丁去买枪，由于事先同枪贩子联络好了，所以到了集上时间不长就选好了枪，付了钱我们就一块儿往回走。
等走到滦河滩上(也就是滦河套里)，还真看到有好几个人拎着家伙追了上来，一边追一边喊：‘要想从这儿走，先把枪留下，不然你们一个也别想过去。’因为当时仗着高翔云壮胆，又因为我是年岁最大的 (当时我30多岁，高翔云20多岁)，所以我先答了话：’你们想要枪不难，我是同意，就怕我这个兄弟不同意！’我一边说一边用手指着高翔云。
这个时候，我和高翔云等几个人也没往前走，等着那几个打杠子的，看着他们快到跟前的时候，高翔云大声说：‘我想把这枪送给你们几位，可我身上这个家伙不答应，你们看该咋办呀？’话音还没落，真是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高翔云突然把腰里的手枪往外一抽，只往南飞的雁群里一顺，随着响声，一行大雁应声落地。
这时，只见那几个打杠子截道的同声喝彩：‘好枪法！好枪！真是神枪手哇！’ 于是倒头便拜，连声说：‘小的有眼不识泰山，敢问各位爷爷尊姓大名?’
当时的场面真是又好气又好笑，我顺便说：‘大人不记小人过，今天的事就算过去了。’我指着高翔云说：‘这位是高翔云，以后认着点，我叫张福堂，其他的人也没有必要向做绍了。’那几个打杠子的连声称是。我又说：‘以后你们注意点，别再干这些勾当了。’高翔云接过去说：‘把那几只大雁两边分分，拿回炖着吃去吧！你们千万别为非作歹了，要好好过日子，缺住短住啥的，可到多余屯找我老高要去，不然的话，下次再撞见你们，我可就不客气了，快回去吧！’于是，那几个打杠子的千恩万谢地走了。
······民国二十三年秋天(即1934年秋天)，也就是滦县三区马城自卫团成立的第二年秋天。高翔云带着股庄的殷老二(殷勤章)、殷老三(殷焕章)和成秀、成一等几个人到我家过访。
······高翔云带着他们几个来的时候，正赶上我家起萝卜 ，我的几个伙计一看是赫赫有名的高翔云大队长来了，就都想亲眼目睹一下高翔云的枪法。我当时就向高翔云讲了大伙儿的要求，老高欣然答应，并让成一和他一块儿亮亮相(因为成一的枪法练得也是百发百中)。我说：‘啥当靶子，在哪儿打呀？’高翔云说：‘你家不是起了萝卜吗? 就用这萝卜当靶子，你安排俩人在二门里头往天上扔萝卜，扔得多快都中，越高越好，我和成一用枪打，等把这几筐萝卜扔完了，如果掉下来的萝卜没带眼，就算成一我们爷俩丢了手艺！’
于是，我跟两个伙计说：‘那么听见高大队长说的话了吗？‘
他们说：‘听见了！’
我说：‘你们准备去吧，扔的越高越好啊！’
一会儿的功夫，那两个伙计说准备好了。
那就开始吧。话音刚落，只见二门外头的萝卜接二连三地往空中扔，这边高翔云和成一的四棵匣子枪也没闲着。
一会儿，萝卜就不扔了，枪也不响了。只听二门外头的伙计说：‘两多半大栅子(筐子)萝卜扔完了。’
这边高翔云和成一的枪也收了。待旁观的人察看萝卜时，还真的是没有一个不带眼儿的。于是，大家都佩服得五体投地，齐声喝喊:‘真不愧是神枪手哇！’
......到了大暴动的时候，高翔云又起了大号叫高志远，我因为与高翔云的关系非常好，所以我始终没叫过他别的名字，只叫高翔云。”（张福堂《高翔云降服土匪有策略》，见《魂系冀东》，第1-4页）
高志远的盟兄赵云昌之子赵瑞记：“1934年春，有一天有两个张鲁庄的强盗到多余屯陈维家抢东西，陈维家里的一喊，这两个强盗抢了东西就跑，当时高志远和陈国武听到喊声就追过来了，到庄外头一看，刚能看到两个影影绰绰的人影，高志远说:“这俩强盗不教训教训不行呀！’说完话，把陈国武手里的长枪要过来一顺，就把那俩人撂那了。”（赵瑞《赵云昌、高志远与吴佩孚的关系》，见《魂系冀东》，第269页）
自古英雄出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