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人们的物质生活变得相对富裕，精神生活却相对贫乏，甚至出现了精神危机。针对这一问题，不少人提出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营养。我们认为，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大量有益于人们身心健康的精神资源，从中寻求改善国民精神的良方应是一个被考虑的方案，而此方案能否发挥应有作用，取决于利用传统文化资源的方式。本文试着探索传播先秦儒家精神的有效路径，并以此说明如何利用传统文化服务于当今社会。
一、先秦儒家精神的实践性和道德性
先秦时代，由于特殊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当时的学者或学派大多拥有强烈的救世治世精神。比如，孔子带领弟子周游列国，是为了实现天下的和平稳定，救民于水火。在当时，每个诸侯国都蠢蠢欲动，相互攻伐，造成天下秩序失衡。孔子认为，治世首先要“治心”，人心的浮动才造成不守规矩、相互侵夺。以德行修养为基础的“修身”，是实现天下大治的根本。在孔子那里，政治和道德都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是群体的事业，一个是个人修养的工夫，二者都是人类实践的重要内容，都牵涉到个体与群体、个人与天下的关系。如何把政治与道德有机结合起来，是儒家所要努力实现的目标。
社会秩序的失衡和政治秩序的混乱，是先秦时代的基本事实，秩序的重建是主要任务。孔子强调“礼”，并不是把“礼”等同于外在约束，而是要人们在内心坚守道德法则，由内而外地遵守礼制规范，由外在约束走向内在约束。孔子认为，外在与内在相统一和相一致，才能够称得上君子，“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他强调，“礼”与内在德性相结合，“为仁由己”，才能够实现天下大治。践行“礼”是为了彰显内在美德，而不是为了展示华美的外观，“人而不仁，如礼何”，相比于外在的“礼”，内在德性修养才是根本和要紧之事。
孟子更是强调内在心性修养，并强调通过修养工夫打通内在的“心”与外在的“天”之间的关系，“尽心知性知天”“存心养性事天”。先秦时期的“天”具有宗教性与道德性，孟子试图把外在的“天”内在化和心性化，实现外在约束与内在约束的统一。荀子倡导礼治，也意在实现内在约束与外在约束的统一。相比于“法治”的外在约束，“礼治”更强调内在的德性。当然，“礼治”很容易流于表面和形式，比如不少礼仪活动、礼貌行为很有可能是在表演，而非发自内心的尊敬、崇敬等。后世不少儒者不把荀子而把孟子视为正宗，原因正在于“礼”有可能偏离道德而徒有其表。因此，儒家重点强调内在德性修养，并实现内在修养和外在行为的统一。
了解甚至明白很多有关儒家精神的说法，却不能因而提升精神境界和道德素养，并不算是真正了解儒家。我们知道，孔子最欣赏颜回，原因在于颜回“好学”，什么是好学呢？具体来说，就是“不迁怒，不二过”，不迁怒别人，同样错误不犯两次，这种“好学”并不是指学习多少书本知识和背诵多少理论信条，而是善于在实践中不断醒悟和反省自身，少犯错误。可见，儒家的学问是“为己之学”，即提升自身道德品质和思想境界的德性之学。
二、儒家精神与生活世界相融合
一些所谓的“民间学者”非常注重儒学的实效，强调用儒家精神化解实际问题，如促进人际关系和谐与身心健康等，而不在乎其学术性。按照某种说法，学术属于“术”的层面，即注重行文格式的规范，强调研究理路符合通行标准，思想内涵反倒成了次要的东西。可以说，仅仅满足规范和标准的学术研究，虽符合形式和格式上的要求，但能否起到教化人心的作用则无法保证。不少学术圈外的民间学者，有时候尚能教化一方、化风成俗。不过，有些民间学者往往为追求实效而放弃真理探求，则走向了另一极端。因此，圈内圈外的人往往互相鄙视。实际上，圈内学者和乡野的民间学者都有存在的合理性，二者理应相互借鉴，而不应互相排斥。
一些“乡村书院”把儒家精神的教育与村民生活实践相结合，组织村民学习交流，遇到困难互帮互助。为了让农民增收，还帮助开展网上展销活动，同时进行诚信、孝道、仁爱等的教育，把儒家精神落到了实处，这比起单纯地宣传儒学理论效果要好得多。不管任何形式的教育，都应该与实际生活紧密关联在一起，才能够起到“化人”的作用。概念化、知识化、规范化、体系化的儒学理论若不与人生发生关联，不与生活实践产生有效连接，并不能算作是教育。真正的教育应该与教养、素养、素质、德性等相联系。教育改变实际生活不只是让人们变得富裕，至为重要的是让人们变得更有教养、把社会变得更文明进步等。
多数学校里开设的儒学专业课程，以及社会中的一些儒学活动，如读经、宣讲、祭孔等，对宣传和渲染儒家精神都会起到一定的作用，而更为重要的是把儒家精神注入人们的生活实践，与人们的实际生活相融合，而不是停留于两张皮的状态。直面各式各样的现实问题，如用何种方式对待家人、朋友、长辈，以何种心态看待困难和遭遇等，而不只是举行一些有关儒学的活动、讲坛、讲座等。对于儒家经典，应像孔子的学生子路那样，学一句做一句，“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关键不在于学到多少道理，而在于践行多少道理。仅仅满足于了解多少有关儒家精神的信条，不能算是真正领会了儒家精神。学习传统文化的目的在于获得生活的智慧，让生活变得更轻松、人生变得更豁达、眼界变得更开阔等，而不只是咬文嚼字。背离身处其中的生活世界搞儒学教育，就背离了儒家的真精神。
三、儒家精神与日常生活相汇合
儒学经典平实无华，看似并无深刻之处，当深入到生活当中用心体会那些平凡的词句，其深刻内涵和无穷魅力方能显现出来。很显然，儒家的学问主要解决做人做事和身心修养等生活世界本身的问题，而非局限于理论论证，即使有理论上的建构，但终极旨归则指向生活世界。西方哲学的传统是建立严密完整的逻辑体系，西方话语体系下的“哲学”概念并不能完全涵盖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马克思认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换句话说，陷于理论建构而不解决生活实际问题的学问有其局限性。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漱溟到广大农村搞乡村建设和乡村教育，并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他所谓的“教育”不纯是书本教育，不是把有关儒家的说教灌输到民众中，而是把儒家精神灌注到生产和生活当中，在乡村改造中不断提升农民的思想道德水平。儒家精神不只是印在书本里，表现于文字中，还体现于实际的行为和作为中，梁漱溟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儒家精神。把学习和传播儒家精神与日常生活相结合，才有可能起到相应的效果和作用。不应满足于宣讲儒家的理论信条，而应在日常生活中学习和体悟儒家精神，在具体的日常事务中践行儒家精神。
何谓“日常生活”呢？对于多数人来说，工作占据了大部分时光，此外就是家庭生活、社会交往、读书学习、旅游娱乐等。离开这些，去寻找所谓的“生活”，无异于缘木求鱼。工作、家庭生活、业余生活等，都是生活本身的内容，把工作排除在“生活”之外是不对的。不少人谈到某某人只会工作、不懂生活，实际上是误解了生活。认为在工作之外的活动才算是生活，是把工作与生活对立起来的表现。以对立的态度看待工作与生活，工作便是令人生畏的，业余时光才是放松和惬意的，工作于是便成了地狱。事实上，在工作中也是可以放松的，关键是以什么样的心态从事工作。以放松、休闲的心态工作，工作就是放松和休闲的，否则便是令人痛苦和生厌的。
把儒家精神渗透到工作、学习、休闲、娱乐等之中，进而提升生活的质量和品质，提高人文修养和素质，才算是真正掌握了儒家精神。否则，只是学习有关儒家的话语体系，交谈时说出一些儒学词汇或概念，并不算是真正通达了儒家精神，甚至离儒家精神更远。就像一个人总是把道德挂在嘴边，有可能是远离道德的，甚至是不道德的，“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有道德的人并不特别地宣扬道德，也不会自我标榜，而是在人际关系中自觉照顾到别人的利益、尊严等，独处时保持谨慎和自律，经常处于自省、反省和觉悟的状态，这样才是道德的，也才会逐步接近儒家精神。
四、儒家精神与生活需求相吻合
在“儒家精神与现代企业”的直播课程里，一位企业家讲他如何把儒家精神运用到企业管理中，并且取得了良好效果，这是运用儒家精神的具体案例。对于企业来说，如何实现利润增长是首要考虑的问题，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调动员工积极性。儒家把人视作道德主体，强调道德自觉。发挥了人的道德主体地位，增强了人的道德自觉性，必然能够调动员工积极性和主动性，为企业创造更多利润。这位企业家用自身经历说明儒家精神的作用，相比于纯粹的理论说教效果当然更加明显。引导人们信奉儒家精神，应从人们最关心的事情入手，才能够达到预期目的，否则只能流于空谈。
在当前，由于物质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人们的精神和心理需求逐渐增多，唯有提供足够多的精神食粮和精神营养，才能够满足人们精神的饥渴。传统儒家以理性的态度对人生价值和意义进行了审察和思考，为中华民族设计了崇高的价值体系，必然能够满足那些对生活负责者的精神需求。儒家倡导的“修齐治平”，是不断扩充“自我”、变“小我”为“大我”的过程，也是自我成长、自我实现的过程。只有树立服务社会的意识，才能够成就自我。个人在满足他人和社会需求过程中，才能实现自我价值。对于那些期待自我实现的人来说，尤其需要儒家精神和价值观的指引，儒学传播者应该给那些生活中的迷茫者照亮前进的路。
儒学传播者如果深入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特别是精神层面的痛苦、烦恼与不安，一定会为解决时代问题绽放儒家精神的魅力。那么，儒家精神如何与人们的生活实际相结合呢？儒学经典的讲解者应让听众反思对待家人、邻人、朋友等的态度，用儒家精神唤醒听众内在的情感，引导听众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等。生活中的人们总会出现一些身心健康方面的问题，无论是治愈了人们身体上的疾病，还是安抚了心理情感上的痛苦，都是解决人们实际生活问题的表现。不管任何知识学问，如果不能够解决人们的实际问题，就要质疑其存在的价值。传播儒家精神，应关注当下人们的精神情感需求，解决人们精神或心理的困惑，才能被人们认可和信服。
五、儒家精神与时代精神相契合
人们有对“价值”和“意义”的诉求和需求，生活缺乏了价值感和意义感就会变得空虚无聊。因此，传播儒家精神过程中应引导人们挖掘生命的意义。德国心理学家弗兰克（V.E.Frankl）提出“意义疗法”，认为找到生命的意义才能够治愈“意义缺乏症”，获得人生幸福。不少人信仰基督教、佛教或道教，原因在于它们能够提供精神层面的帮助。有些基督教组织还给信徒提供物质生活方面的服务，从而轻而易举地俘获人心。传统社会并不缺乏传播儒家精神的媒介和氛围，比如传统政治实践大多参照儒家学说，科举考试的科目多数也都是儒家经典。在现代社会，儒家精神赖以存在的载体不复存在。宗教场所和组织机构给信徒聚会、学习、交流等提供了方便，儒学缺乏相应的实践场所和组织机构，又由于其非宗教的特质，不可能像某些宗教那样传播，所以儒学的市场非常狭小。
儒家特别强调道德的价值和作用，而道德具有非功利性，如果践行道德无法获得相应好处，就无法招引较多信众。佛教、道教、基督教等给道德行为一些非现实的承诺，比如成佛、升天堂之类，并设定了非道德行为的惩罚性描述，比如轮回、下地狱等。这必然令人生出向往或畏惧之心，从而弃恶从善。儒家学说缺少类似的承诺和惩罚机制，就显得实践性较差。先秦早期有确保人们德性实践的“天”，只有效法天地之德，敬天畏天，才能够得到上天护佑，但随着人在宇宙中位置的凸显，人的道德行为成了为自己负责的事了。在儒家那里，践行道德既不是为了向上天邀宠，也不是害怕上天惩罚，而是为了成就自我和“大我”，这虽带有某种功利性，但其超越性更是显而易见，正是由于太过于超越，反倒不被人接受。
当前情况下，如何发挥儒学精神的价值呢？崔大华在《儒学的现代命运》一书中提到活着的、已死的和缺弱的儒家传统，认为儒家提倡的伦理道德生活、理性精神和宽容品格具有永恒价值，仍然是活着的，而儒家的礼仪、典章制度等已经消失。在非伦理或超伦理的公共生活空间，儒家传统存在缺弱之处。崔大华的论述表明，我们应该汲取儒家精神本身而非外在形式，随着时代变迁已经消失的礼仪、典章制度等在一些场合展示一下尚可，而不应用它作为传播传承儒家精神的主要形式。儒家精神应与时代精神相契合，并汲取时代精神的某些元素充实到自身，才能够发挥改造现实的作用。事实上，儒家精神的实践品格决定了它本身就具有根据事态变化随机应变、与时俱进的特质。
六、儒家精神与时代缺失相弥合
不少人认为儒家的社会理想过于高远，根本无法实现。作为一种理想目标，儒家描绘的社会蓝图确实没有实际地实现过。然而，对人类的美好未来心存期望，才能够满怀信心地迎接生活挑战。任何理想都高于现实，不然便不被称作理想，理想的意义在于给人们的行为以指引，作为人类的灯塔引领人们不断前进，并作为修正个人行为或群体行动的坐标系。学习儒家精神并不是要拉低其标准，附和现实，而是要不断地靠近儒家设计的理想目标。当孔子与弟子们受困的时候，子贡抱怨为何不降低一下目标，孔子说不要因为不被人理解就降低目标。我们认为，正因为孔子的目标高远，才不被现实困境击倒，也才能照亮现实的不足，从而比同时代人走得更远。现实存在缺憾与不足，才需要精神的引领，并对之进行修正。
儒家伦理价值和人文精神建立在人与动物相区别的基础上，比如孟子认为，君子具有动物没有的善心和良心，并照此心而行。梁漱溟认为，动物只能顺着本能生存，人则有超越本能之处，具有限制本能的“本心”，“仁就是从本心里面流露出来的直觉”。接受儒家教育能够帮助我们认识本心（仁心），过属于人而不是动物的生活。现实生活中不少人的行为停留于动物层次，缺乏做人的基本素养，学习和传播儒家精神正是要补足当下的道德缺失和精神匮乏。
比如，在家庭生活领域，很多人认为让父母吃好穿好就做到了“孝”，孔子则认为，“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只是孝养而不是孝敬父母，不算是真正做到了“孝”，因为那与蓄养动物无别。发自内心地尊敬和敬重父母，不只是满足父母的生活日用，即不只是在物质上还要在精神上赡养老人，才是儒家心目中的“孝”。现实中，很多子女给父母不少吃的穿的，父母依然感受不到儿女的孝心，原因就在于其“孝”只停留于物质生活层面，而没有尽“心”。这是我们时代的缺乏症，儒家精神所要填补的正是这种缺乏。因此，学习儒家精神不是为了迎合时代、趋炎附势，儒家精神应成为补充我们时代的精神营养。
再比如，在政治生活领域，儒家主张把道德渗透于政治，同时用政治确保道德大行于天下，这是以德治国的要求，也是以德治国的表现。以德治国要求为政者具备较高的道德素养，即首先要修身，自觉过一种道德性的生活，进而以自身德行感化和教化民众，使民风纯正。现代社会把道德剔除于政治之外，政治变作纯粹的管理技能和程序操作，虽然保证了政治运行的合法性，但也造成某些行政人员消极应付等问题，而那些拥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人，则不会满足于按规定流程完成任务。政治制度与道德教化皆是维护人类整体利益所必需的，只有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才能够真正治理好一个国家。在弥补现代政治的缺失方面，传统儒家精神具有独特优势，应把其积极要素注入现代政治。
七、儒家精神与现代政治相结合
任何人都离不开政治，也避免不了政治的影响，“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如果能够有效地改造现实政治，就改变了每个人的生活环境。春秋战国时代，为了实现天下太平，各学派极力向世人展示他们的政治理念。法家主张运用强力集中力量发展生产、扩张军事实力，所以能够快速增强国力，并在争霸战争中占据优势。秦国采用法家思想统一天下，说明法家思想在迅速达成实效方面具有优势，而从秦朝快速灭亡的事实来看，法家思想缺乏持久维护和平秩序的能力，中国政治趋向成熟的标志是汉代以后的儒法合流。
儒家倡导德政，为政者通过修身养德，感化教化民众，从而提升民众道德素养，减少治理成本。儒家政治的基础是道德，即“为政以德”，那些道德高尚、恪守伦理规范的人才能够从事政治。现代政治摆脱了一切道德价值或宗教价值，道德不再是评价政治的标准，政治变成了非道德的“价值中立”的存在物。如何确保无道德政治的正义性与合法性呢？西方近代政治理论创造了“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模式，并以契约和规则作为政治行为的评判标准。权力部门做好该做的事情，从而实现政治的良性运转，这是依法治国的理路。依法治国强调依法办事，而不管是否拥有道德品质。然而，仅仅依靠法治是否完全可靠呢？
据《韩非子·二柄》记载，一个掌管帽子的官员给睡着的韩昭侯盖上衣服，韩昭侯后来处罚了他，同时也处罚了掌管衣服的官员，认为前者越权、后者失职。官员应做好职权范围之事，不必操心权责之外的事情。从依法治国角度看，韩昭侯的做法显然没错，且能够因而教育群臣遵纪守法，不要越权做事。但是，掌帽官只做职权范围之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哪怕韩昭侯被冻死也不管不问，难道不是典型的形式主义吗？不过，如果掌帽官为了获得韩昭侯好感为其盖上衣服，以便将来有个好的前途，其行为依然是一种形式主义。
如何做才不是形式主义呢？掌帽官不是为自己考虑，而是出于免得韩昭侯受冻，其行为便不再是形式主义。同时，如果掌帽官为了维护法治和法律权威，不管对待什么级别的官员都坚守规则，不做权责以外之事，即使没有给韩昭侯盖上衣服，其行为也不再是形式主义。我们发现，判断掌帽官行为是否为形式主义主要是依据行为动机。拥有为别人而不是为自己谋利益的动机，就不再是形式主义。然而，动机又是最难把握的。儒家倡导的德治正是从“动机”这一源头抓起，即强调治“心”和修身。可以说，把道德教化和政治制度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够根治政治中的形式主义弊病。
在《习近平关于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重要论述选编》一书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反对享乐主义、弄虚作假、贪图虚名，增强群众观念和群众感情，要求领导干部不断反省、尽心尽责，力戒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坚持理想信念，提升道德境界，追求高尚情操，远离低级趣味，自觉抵制歪风邪气等，这些言论皆是从道德境界层面对官员的要求，体现了德治精神。提升官员道德境界和道德素养，增强官员的道德自觉，让官员从内心深处生发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强烈愿望，做人做事必然不再流于表面，进而从根本上而非表面上根治各式各样的形式主义。
八、儒家精神与身心修养相会合
学习儒家精神不是用来约束和指责别人的，主要是用来反省自己的。“修身”要求修正我们自身的思想行为，而不是用来苛责别人。用“修身”这个词汇阐发一连串道理，或者用它评判别人，而不是审视和审察自己，就偏离了学习儒家精神的正道。让儒家精神在我们自己身上发挥作用，才能够说服和指导别人。学习了儒家精神，如果没能变得谦虚、平和、正直、高尚等，反而愈加不满与愤恨，愈加敌视敌对周围的一切，这样的学习一定是失败的。颜回被孔子视为最为“好学”的弟子，原因就在于他遵从“为己之学”的原则，“不迁怒、不贰过”，把学习作为提升道德境界而非用来炫耀的事情。
胡适认为，“教育是给人戴一副有光的眼镜，能明白观察；不是给人穿一件锦绣的衣服，在人前夸耀”。学习儒家精神不是用来夸耀的，而是用来审视自身和周围人事的，尤其是用来审查和反思自己生活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把学习与思考相结合，不断反省自身不足与缺陷，获得精神的成长与超越，才能够实现学习的目的。鲁迅说过，“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我们时代缺乏的正是那种“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的精神，我们已经习惯于评判别人，对自身的过错与过失往往视而不见。所谓的批判性思维大多只是对准别人和周围环境的，对于自己则“宽容”得多。而当谈到“宽容”，往往想着别人对我们宽容，实际上这正是对别人不够宽容的表现。
无论是学习还是讲授儒家精神，最为重要的是从中汲取改善自身的精神营养，通过不断的“修身”，提升思想境界和为人处世的能力。《大学》强调，“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如何修身呢？把接受到的知识学问与心灵世界产生连接，时时刻刻反思反省，不断改造我们的精神和心灵，“养吾浩然之气”。如何培养浩然之气呢？孟子认为，要以“德”养之，不断地进行德性修养和修为，一刻也不停止，就会孕育出一股浩然正气，同时不能拔苗助长。外在表现是长期内在修为的结果，外貌也是内在修为长期积累的外在显现。涵养和修养一定会表现在气质上，德行是最好的装饰。
现阶段，出现很多礼仪培训课程，多数人把礼仪等同于外在的服饰、礼节、礼貌、举止等，并把功夫用在外在修饰上。外在修饰若不与内在修为相结合，只能是徒有其表。言谈举止一旦展现出来，给人以浅薄无知、鄙俗粗陋的感觉，华丽的外表不但不能够增加自身的魅力，反而会适得其反。学习儒家精神，修身养性，用德性装饰精神面容，当出现在众人面前时，必然会呈现出很强的气场和能量。而在此之前，必须做足做够“慎独”的功夫：“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九、结语
先秦时代，孔、孟、荀儒学直面时代问题，针对现实政治、人文、教育、德性修养等问题，提出相应主张和应对办法，这是实践而非理论的态度。秦汉以后，儒学被作为一种学说对待，逐步被知识化和对象化。魏晋南北朝一直到隋唐，儒学在政治理念、治国理念、政治制度等方面占主导地位，宋明理学把儒学形而上学化和概念化，同时使得儒学在身心修养、精神生活方面占据主导地位，这是宋明儒学的贡献。近代以至于当今社会，又出现了所谓心性儒学、政治儒学、生活儒学等，不同时代发展了儒学的不同方面，儒学的实践性经常被遮蔽，又不断地被强调。
现如今，儒学在学术圈、官方和民间都获得了不同形式和程度的认可和复兴，不少人在宣传或宣讲儒学过程中，只讲儒学的概念、名词和体系，而不讲如何修身，对时代问题漠不关心。实际上这只是在讲儒学的传统，而不是在创新和发展儒学。偏离了儒学的真精神，只会把儒学带入死胡同。从儒家那里获得精神的能量，并转化为精神营养，才能够解决时代的问题，纠正时代偏差，弥补时代缺失。儒学复兴应服务于日常生活，提升生活品质和人文素养，防止堕入概念儒学和口号儒学的泥潭。
【作者：赵志浩，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本文是河南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先秦中原地区大一统思想的形上学认识论基础”（2021BZX006）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