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六国后,秦始皇徙天下豪杰十二万户于咸阳,试图削弱旧贵族势力。可惜政权稳固不久便告终结。继之而起的西汉王朝在建国之初为恢复社会生产,不得不采取放任经济政策。豪商大贾由此迅速崛起,积聚了巨额财富。富可敌国的豪强,囤积居奇,扰乱市场秩序,严重危及王朝统治。为了遏制他们的气焰,汉武帝英明果断,一方面迁徙豪门权贵,另一方面在经济领域施加严厉政策予以打压。然而,就在豪强阶层濒临破产之时,一股新的势力开始悄然崛起......豪强是否就此丧失了一统天下的根基?它们又是如何最终演变成庞然大物的?
豪强阶层的兴起
公元前770年,西周成王迁都洛邑,周天子将其领土分割为诸侯国,实行宗法分封制。从此,一级一级的贵族世代承袭爵位与田土,成为周朝社会阶层的主体。《礼记》就明文规定:"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是谓制度。"
几百年间,宗法贵族凭借其世袭特权,长期占据了上层统治阶级的地位。除享有丰厚俸禄外,更主导着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的发展。这种情况直到战国时期才逐渐发生转变。
随着战国诸侯国的日益强盛,贵族之间为争夺土地和人口而征伐不休。在频繁的战乱中,原本蒙受世卿特权的宗法贵族无可避免地衰落,取而代之的是一批新兴地主阶级。他们凭借与君主方面签订盟约,获取土地俸禄,以军功封赏开创了自己的家族基业。
与此同时,秦国推行的县制改革打破了宗法制度,进一步推动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兴起。到了战国末期,贵族的阶级分化也已经十分明显:一部分渐渐向地主阶级转化,一部分则沦为穷困阶级。
可以说,宗法地主阶级的没落和新兴地主阶级的崛起,为秦统一六国后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奠定了基础。秦朝开创的高度集权制度,使得宗法地主阶级彻底丧失了其阶级基础。
军功集团的短暂辉煌
共和政权的建立者刘邦面对残破的社会,急需恢复生产、重振经济。于是在汉初,汉朝采取了宽松放任的政策。民众可自由占有和开垦土地,不必缴纳田赋。被遣散的军队成员也获得了相当的田土赏赐。
这些地主地主多为刘邦麾下的功臣,汉初期间,他们凭借手中的军功户口和田地,构成了汉朝地主阶级的主体力量。刘邦为了巩固这一统治基础,更是亲自下诏,赐爵给七大夫以上的将领,赐田给公卿大夫以下的人。
然而,军功地主阶级的至高无上时期并未持续太久。汉初因战乱蹂躏,国力凋敝,百姓流离失所。恢复生产和发展经济,已成为汉朝政权急需解决的重中之重。在这种背景下,商人阶层展现出了其独特的优势和活力,迅速成为新兴的经济力量。
商贾阶级的迅速崛起
汉朝中央集权的建立,有利于全国统一的大市场的形成。再加上汉初政府大力开垦荒地,废除重税累赋,商路也因此畅通无阻。《史记·货殖列传》就记载:"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
在经济政策高度宽松的环境下,商人阶层异军突起,垄断了铸钱、煮盐、采矿等行业,手中囤积了大量财富。为了谋取政治地位,他们还参与了朝廷实行的"输粟拜爵"政策,凭借纳粟获取官爵。
渐渐地,大商贾凭借巨额财富,不仅在地方形成了自己的经济垄断,甚至连中央政权也受到了他们的影响。当时盛行"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的说法,便反映了这一现象。
在文景两代,汉朝政府为了维护土地经营秩序,曾经出台了一系列针对豪强商人的法令,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到了武帝时期,豪强商贾已彻底成为威胁王朝统治的庞然大物,不得不受到强力打压。
豪强阶层对汉王朝的威胁
自汉初开放经济政策实施以来,商人阶层凭借其财富积累日益增长,对汉朝的统治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豪强商贾为了获取暴利,往往囤积货物、哄抬物价、操纵市场。他们利用资本优势,在全国各地大展垄断之势,把持着铁、盐、酒、钱等重要行业的生产和流通,囤私居奇已成常态。如此一来,供求关系严重失衡,加之路途艰难,民间流传"穷人挈生口,富者罗精货"的怨言。
豪强大多是大地主,他们雇佣佃户种地,剥削手段残酷。据说:"贫民负赋,乃以活计代之。岁荒,租长百倍。子女相卖以给粜役。"民间被掠夺一空,赤贫百姓不得不以身相许,沦为佃户和奴仆。
除此之外,大地主们凭借庞大的财富,还参与朝廷的"输粟拜爵"政策,凭纳粟获取从郎、大夫的官爵。这不仅使他们政治地位与日俱增,更在许多地方设置了自己的私人武装。于是,当地民众遭受的不仅是经济上的压迫,还有武力掠夺的威胁。
汉初为了恢复生产,曾一度豁免了赋役征收。然而,随着国力的恢复和财政支出的增加,政府重新开征税赋和徭役已势在必行。在中央权威不振、地方豪强作风的背景下,民间对徭役和赋税的抗拒始终很大。史书记载:"诸侯王年输汉家什二,而自留三。"
再加上豪强豪富,不愿缴纳应缴税赋,朝廷最终只能在地方聘请豪民富室充任行政官吏。于是,征税和徭役更多沦为这些官吏的私利工具,矛盾进一步恶化。
汉武帝时期,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官吏对民众征役的无度索取,引发了一系列造反和盗匪活动的发生。诸如冒顿、王尊两大起义,还有绿林好汉的活动无不与此有关。
其中,王尊之乱更是波及了十余郡,规模浩大。王尊建立了长期农民造反根据地,对汉王朝威胁重大。如此大规模的农民战争,既反映了地主阶级与农民矛盾的白热化,也直接威胁到了汉朝统治的根基。
面对豪强阶层给政权带来的重重威胁,无论是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还是地方武装对抗朝廷威严,汉武帝都意识到必须采取行动,遏止这股日益壮大的潜在祸患。于是,一系列打压豪强的政策终于拉开了序幕。
武帝时期遏制豪强的举措
面对日益严重的豪强问题,汉武帝首先采取的是迁徙豪门权贵的政策。同时,他还在经济领域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旨在削弱商人集团的财富基础。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大臣主父偃上奏武帝,建议将地方豪强迁徙至茂陵一带,即武帝为自己营建陵墓的所在地。这一政策名为《迁茂陵令》,其目的是将豪强集中管控,削弱他们在省份的根基。
武帝听从了这一建议,下令"徙郡国豪杰及财产三百万以上于茂陵"。这道软性剥夺豪强权势、财富的政令一出,果不其然遭到了举国抵制。河北名士郭解为逃过迁徙,曾托关系向武帝"讹称家贫",结果仍被强行迁徙。
迁徙途中,郭解仅从亲朋好友处接受的赠钱就达数千万,可见其家族实力之雄厚。最终,被迁徙至茂陵的豪强高达数十万户。武帝的迁徙政策,直接打击了豪门权贵的经济根基。
迁徙豪强之后,武帝又下令派遣酷吏和刺史分赴各地,严惩那些敢于囤私货物、哄抬物价的豪商大贾。当时社会风气开放,豪强大多囤积货物而不上市,导致物价飞涨。
一些地方酷吏级别很高,有的甚至是侍中和吏次祭酒。他们或是直接以武力没收豪商财物,或是强制豪商将商品低价抛售市场,暴跌了物价水平。
除了派遣酷吏严厉惩治外,武帝还在经济领域施加了一系列严厉的管控措施。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算缗令(即按绳节计算丝织品长短)和平准书负令(统一度量衡制)。
这两令的出台,直接规范了市场交易行为,限制了商人哄抬物价的手段和空间。与此同时,武帝还下令统一货币,禁止私人自行铸钱,切断了商人获取暴利的另一渠道。
此外,朝廷还多次派人盘查全国商贾的财产,对超过一定数目的强行征收。大规模的没收财富,使商贾阶层元气大伤。据说"天下之贲亿万之家,士大夫亿万之资,靡不半散焉"。
武帝连番重击之下,豪强商贾阶层日渐式微,他们的一部分财富和地位也转移到了官僚贵族手中。比如,著名豪富王莽家族就曾一度被剥夺了大半家产。
同时,一些仕宦出身的官僚贵族也开始结党营私,垄断土地和财富。他们迅速将武帝的打压政策钻了空子,构筑起了一股新兴的官僚地主阶级。这股势力更具威胁,随着时间推移愈演愈烈,最终在东汉时期达到了顶峰。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武帝密集出台一系列削弱豪强政策的同时,他也颁布了一道重要的人事政策——察举制。这一制度为豪强阶层进入官僚体系开辟了新的渠道,埋下了后患。
豪强阶层的反扑与东汉农民战争
尽管汉武帝出台了一系列打压豪强的措施,但豪强阶级并未就此彻底消亡。他们依旧存在并不断积累着力量,继续制造了一系列社会动荡。
汉武帝崩御后,昌邑王镇、灵帝和宦官他们权力渐盛。这伙人颇有投机倾向,坚持奢侈挥霍,导致国家财政日渐紧缺。
眼见朝政日非,豪强求贤人多次通过中枢人物周亚夫向灵帝上疏请命,力图调整太监宦官的权力,但均被阻挠于无形。
后来,河内郭季纲、杜钦等取道中京亲自上书于灵帝,也被宦官安阳、贺循别有用心地挟制,使访求无门而返。
于是,豪强乃由地方武装开始了全面反扑。自张骞始,天下豪民群起响应。末代田蚡、钟苹苓杀陨于乱军之手,但商、郡、丞相家属与诸豪强党于是结盟,与汉室争长斗短,天下大乱。
在动乱的环境中,明修夷旧的王莽很快就获得了全国各地农民和贫民的拥护,最终专权夺政,结束了西汉王朝。
然而,王莽执政后并未实现太平盛世,反而加深了矛盾。他依恃宦官和武官,纳女子为妻,更是与文景帝王莽家无亲无戚,引起豪强阶级的反感。因此,各路豪强迅速与农民起义混战,形成了多股反王莽武装。
在陈芝的领导下,豪门权贵陆贲、陈群等集结表亲党羽数万人,以陈芝为大司马,占领三辅。陈芝并发兵共迫王莽致仕,欲诱王莽就平息乱阙。而各地贫民农起则皆归附陈芝,纷纷要求陈芝帅师赴关中复汉室。
陈芝乃引军驻守河北,群盗四起,兵革丘墟于是作乱。与此同时,刘秀等残汉旧族亦起兵反抗,各路军队混战不休。局势一度胶着难解。
公元25年,刘秀最终在沛县建立东汉政权,定都洛阳。他采取宽和政策,诸路豪强多所宥赦,并汇集其人麾下,藉以重振龙种,巩固根基。
但刘秀未能根本解决豪强与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入主洛阳后不久,刘秀就被一股农民起义军打败。王莽时期的旧账仍在清算,新王朝也未能彻底平复。
混战的余波一直持续到光武帝时期。光武帝进一步削弱豪强势力,审时度势地收归中央集权。然而,豪强阶级并未真正消失,只是暂时隐去了而已。到了东汉中后期,随着经济发展,他们重新壮大,向地主阶级进化,逐渐主导了东汉社会的发展。
东汉中后期豪强与农民矛盾的持续
经过汉武帝的遏制和东汉初年的动荡,豪强阶层的力量一度受到重创。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豪强却重新抬头,并逐渐演变为新的地主阶级。
刘秀建立东汉王朝后,为了稳定统治,急于剪除豪强的权势。他曾派遣旧部下窦融等人到各地平复战乱,消弭豪强的威胁。此外,刘秀还加强了中央集权,加大了对地方的控制力度。
经过一系列努力,豪强阶层权势在东汉前期确实一度被压制。光武帝时期,有记载称"四方至于熙和,天下不聚党于山林,无盗贼亦不蜂起"。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东汉中央集权的削弱,豪强势力缓步重现。加之汉代重农抑商政策的推行,使豪富阶层渐次向地主阶级转化。
到了东汉中期,以买办贵族为代表的新兴豪强地主阶层已彻底兴起。他们纷纷置办大量良田佃户,雇佣农奴耕作,财富通过剥削积累日益膨胀。
与此同时,他们也沾染上一些旧习,如贪墨辞赋、奢侈挥霍、豪侈驰骛等。有记载云:"家产亿万,反覆宾主,多游冶于中州都会。"
为了保住自身的特权地位,这些新兴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控制日益严苛。他们长驱直入侵占田土,强占良田数百顷者众多。
尤其是在蔡邕等人变法推行自耕农政策时,地主阶级借机垄断了大量土地。这种占田掳地的做法,令广大农民陷入了赤贫困境,被迫卖身为佃或奴。
同时,地主阶级还纷纷设置私库,雇佣亲信豪杰充任长吏,独揽赋役。他们不断加重农民的负担,甚至派遣家丁武人,在乡里欺凌百姓。这一切都引发了农民阶级的不满和反抗。
东汉中后期,因农民被剥削愈加严重,导致社会动荡不断。不仅绿林盗匪猖獗,大规模农民起义也此起彼伏。据官方记载,每年遭到农民起义和盗贼骚扰的就有上百万人。
其中最著名的农民起义无疑是领导起义的张角和张宾兄弟。他们号召天下穷户,征集农民当年二十一万余人,夺取了二十四州郡的地盘,并立张角为"天公",大肆屠掠富户。
张角起义被神技瑰异的张鲁破袭,这场规模浩大惨烈的战争持续二十多年,导致天下百废待兴,民不聊生。东汉朝廷最终勉强才以重兵镇压下来。
这场动乱所折射出的地主与农民之间的深重矛盾,也为东汉时期阶级斗争画下了句号。拥有雄厚实力的地主阶级在此后一直主导着汉代社会的发展走向,农民阶级则再也难以翻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