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开始搞大跃进，大办钢铁，全区凡是有铁矿石的乡县，不论其含铁量和储藏量如何，不管是否具有开采条件，都要修炼铁高炉。没有铁矿石的地方，就由干部负责将劳动力组织起来到大办钢铁的地方去支援。支援又是无偿的，还要自带口粮、工具和行装。外出支援的多为强劳力，全家生活都靠他供给，他外出后，全家生活也无法解决。外出支援的人多牵肠挂肚，便半路逃跑，或住几天就开小差。结果闹得大炼钢铁落空，农活又误了时节，严重影响农民生活，群众极为不满。
炼钢铁得按科学办事，单靠干劲，怎能有收效？有的地方，建高炉全用泥土，泥土未干便投入生产，炉温达不到一定温度，铁水便结在炉膛里。我听叙永县领导汇报，他们县发现了出好铁的妙方。一个炉子一天可以出一吨铁。建炉也很简单，只需两三天即可建成，只要多建些小高炉，何愁不能完成任务，何愁不放卫星。我把这一发现立即向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作了汇报，他当即指示我在第二天召集川东南所属的地委书记，到泸州开现场会。我一听他的指示吓了一大跳，心想时间太紧，请他允许作好准备后再开现场会。他拒绝了，并说第二天一定来，准备事宜由我负责，开不成也由我负责。我后悔向他汇报反惹祸事，一想到第二天要开的现场会，深感责任重大。本来泸州地区的工作是数一数二的，这次搞不好会把这块先进的牌子给砸了。我越想越不安，便亲自前往叙永了解详情。出发时是黄昏，直到深夜才抵达叙永县。县委书记徐永志早在县委招待所等候。他把汇报时的情况又仔细叙述了一遍。我也及时提出了一些问题，终于把他这个"先进"的炼铁方法弄清楚了。炼铁的炉子不高，和一般炼铁炉不同的是较小。以前我们建的炉子很高大，他们这类炉子小，称为"溜铁炉"。我在现场看出铁很快，只需一二小时就出一炉铁，数量不多只几十公斤。如果多建炉子，一天生产的铁还是可观的，但他们的原料是废铁，燃料需用焦炭，这可给我们出了难题。我们从哪儿去找那么多废铁作原料？我们地区焦炭产量不多，每天所需炼铁的焦炭本来就紧张，再增加产量十分困难。我当夜就将了解的情况向省委书记李井泉作了报告，请求不要召开泸州的现场会。他不仅不同意，反而训斥了我一顿，我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吞吞吐吐地答应下来。
我十分紧张地行动起来，想方设法度过这一难关。我责成泸县和叙永县共同完成这一任务。泸县负责在福集镇口的公路旁，即玉蟾山脚下限期修好溜铁炉，准备好废铁焦；叙永县的技术人员向泸县的实际操作工人传授溜铁炉的炼铁技术，按要求配备好原料和燃料。现场会召开的当天上午九时，叙永县派工人向到会的领导和地区负责同志表演从配料、上料、点火、作业等全过程。为防现场会出错，我们在这之前试炼了一炉，数量不多，但铁的质量确很好。于是摆好桌椅、洗脸用具、茶等接待物品，准备迎接各方负责人。代表们陆续到齐，下午一时在玉蟾山脚下黑压压地坐了一片。叙永县书记徐永志先作了汇报，然后代表们又看了现场表演。来参观的同志都看得十分认真，他们回去要如法炮制。各地都有炼铁任务，每天要上报炼铁数目，各位代表重任在身，不敢有半点懈怠。会议结束时，李政委用简短的几句话作了总结。他说，这办法好，各地可照此办理。据说他回到重庆，在重大专家的设计下也建了一个溜铁炉进行试验，并以此指导全省建"溜铁炉"。来泸州开会的同志跟我开玩笑说："邓点子，你的点子真多。"面对他们的评价，我不知是喜是忧。我本人是不同意开的，李政委一定要开，我是无可奈何啊！
大炼钢铁是为了"超英赶美"。当时，英国钢的年产量是两千多万吨，美国就更多了，而我们当时仅几百万吨产量，要超要赶谈何容易。钢产量的多少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标志，是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结果，绝不能孤立的发展钢铁生产。盲目的将钢产订得过大，既不考虑实际国力的需求，又不考虑生产力水平，于是搞起全民大炼钢铁，突击产量达标。各地弄虚作假互相攀比的现象普遍存在，听说别处先于我省放卫星（达到高产量），便派人前去参观取经。当时，河南省委书记是个大放钢铁卫星的人物，我区派了几位专家专程去河南取经。他们参观后回来向我汇报时，只是望着我笑，却一句话不说。我不知何意，心想：真经已取回，我们也可放卫星了，说不定还会超过河南呢？我见他们不说话，便问："你们笑什么？"他们心情沉重地对我说："河南放的是假卫星！去参观的同志几乎把河南所有的炼铁场地全看了。真正能出铁、又合标准的铁很少。废物或用火过了一下的铁矿石也充铁向上报，甚至把铁矿石和木材、木炭放在放干水的大池塘里烧一阵，就按钢铁产量充数。像这样上报、登报的大卫星，岂不是自欺可笑吗？"我听完汇报后甚是着急，时已近年关，看来钢铁计划绝对完不成了，只等受批评，这个地委书记也只有不当了。
因为大炼钢铁投入大量的劳动力，小春作物没有按季节播种，有的地方晚稻没能收回，因为劳力缺乏。那年在大跃进的鼓励下，我们各级政府精心组织生产，一些地方小春丰收了，大春也丰收了，特别是红苕产量很高，但收获时因无劳动力，基本烂在地里，我和全区干部无不感到心痛。群众说："如果在解放前把这些红苕收回家，不知要救活多少人啊！"有的地方未按季节种，土地荒芜，情况更糟。农业收成不好，为来年生产埋下极为严重的隐患。我区每年的征购任务都是逐年增加，人口也在增加，农业不增产，人的口粮和完成上级的派购任务从何而来？全区干部都为此发愁。
因为大炼钢铁，森林、矿山资源破坏不轻。炼钢要木炭、焦炭，木炭炼铁含硫低，可以出好钢，大钢厂很乐意要。要木炭就得伐木烧，我们三番五次强调要间伐，伐大的留小的，可是谁执行，全采取剃光头的办法。因为间伐数量不易砍得多，影响任务完成。森林伐光了，水土难保持，形成恶性循环，又对农业生产不利。古蔺县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年年遭天旱，森林伐光后，旱情更趋严重，人畜饮水都非常困难。为了完成炼铁任务，大挖铁矿石，破坏了矿山资源。为收废铁，有的地方把群众的锅砸烂充作任务，甚至砸神像，收铁门、铁窗，群众对此意见很大。
大跃进在农业方面收到一定成效，大办钢铁则得不偿失，把我区的人力、物力浪费不少，接着又搞人民公社。
全国在毛主席的"人民公社好"的号令下，纷纷开始建社。我们泸州地区和全国一样推行公社化的进程。合作社从初级到高级阶段，到底是由点到面逐步推进的。人民公社没有任何经验就搞开了，人们感到突然，只知道人民公社有一大二公的特点。初级社农民的土地以入股的形式人社，高级社将私人的耕牛和大农具估价入社，而人民公社将粮食全部归公，家畜集体饲养，社员自己没留下什么私有财物。起初，社员和干部对人民公社化不理解，遭到了不同的反对。上面有令，下面只好强行，干部不从者就批评，戴上右倾分子的帽子，不仅挨批评还要受处分直至撤职；群众有不通者就入学习班，什么时候通，什么时候回家。通不通不能只听其言，而要观其行。看你的粮交食堂没有？自留地交公社没有，猪折价入社没有。经过了不同形式的动员工作，社员们都入了社，而公社的一些弱点，在以后的实践中逐渐暴露出来。
长期以来，大陆农村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自行开伙。公社建立后，大办食堂，粮食得不到计划开支。原先一家一户开伙知道粗细粮搭配，农活紧时吃细粮，农闲时吃粗粮或稀粥，一年内粮食基本够吃。如节省下来一些粮食，可变卖成钱作其他开支。成立食堂后开始大吃大喝，到春节，许多伙食团就无米下锅了，只好煮菜当饭吃。后来总结经验，规定每人每天定量。原定每人每天半斤，粮食少的食堂定为三两。一天三两粮对于一个强劳动力来说是远不够的，因而农活无法干，田地荒芜不少。食堂管理混乱，多吃多拿现象普遍存在。流动人员如商贩，拉人力车的，来食堂吃饭也无人过问。社员们每天三顿都得去食堂排队分饭菜，搞得老老少少一天就围着食堂转，好像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了。如遇雨天路滑，家里人帮老人或儿童代领，伙食团负责人说："代领不好记账，不允许代领。"也怕有人多吃多占。
食堂不仅使社员们吃不好，而且带来诸多不便。原来自家做饭，可以利用余热烧水洗脸洗脚，北方还可以暖炕。办了食堂，自家屋里连热水都没有，更不用说喝开水了。食堂人多，做饭用毛草树叶没法煮熟，只好用炭和煤。可大多食堂无这么多钱，便砍国家植的树，或拆庙宇，拆房子作燃料。大食堂办了半年多，粮食耗尽，燃料难解决，有的食堂三两天才发一次菜饭，有的只好自行垮台。
1959年，我对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挫伤了社员生产积极性，大办钢铁又浪费了农村的劳动力的现象有所查觉，便把注意力转向农村工作，要求地、县一级领导用主要精力抓农业，从种子到征购任务，从生产安排到社员生活，事无巨细都要在干部心里过。到农村后，我又作了深入的调查，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我将农村公社化后的现行政策进行了调整：首先是给社员划拨自留地，明确规定恢复到高级社水平；其次是召开干部会讨论公社食堂问题。人民公社化时，从社员那里将粮食集中起来，除交国家征购粮外，剩余的粮食被大吃大喝或贪污盗窃，没到春节已无米下锅。自留地划分给社员，社员可自己种菜度过春荒，卖菜换的钱又可解决购买种子的钱。我这个意见取得了地委同志的赞同，所以地委一声令下，基层干部和群众立即行动起来，很有秩序地把自留地划下去了。公社食堂早已名存实亡，但中央又未明文说明可以不办，有时还在倡导要继续办下去，要办好。食堂办不下去是客观存在，基层干部和县上的干部都强烈要求地委早些作出明确规定，以便安排社员生活，不误春耕生产。地委为此事作了专门研究，大家一致认为明文规定不办又不敢妄为。只好规定：农忙办，农闲不办，或者每天办一餐其余二餐由社员自炊自食。如果全体社员都赞成不办，可以不办。将来条件成熟，社员要办再恢复。无论采用何种方法，食堂的炊事用具都得妥善保存，不得分给社员，食堂的牌子更不能收。这个决定一下达，基层干部、社员十分拥护，他们知道虽说了办食堂的几种办法，其实质是允许不办。行文下去，全区所有食堂也都关门了，有的甚至悄悄地把食堂的炊具用品也分给了各家各户。只有个别地方的公社怕将来挨整，还苦撑着局面。
泸州地区解散食堂的事，被省委派来我区帮助农村工作的工作团负责同志向省委写了报告，省委办公厅收到这个报告后又转给了在家主持工作的省委第二书记李大章。李大章在报告上批示："泸州地委已决定解散食堂，此件转李政委阅。"办公厅将此批件速转给自贡召开川南片区地委书记会议的李井泉。泸州地区属川南片，我正在那里开会，会议已开完，大家都准备起程回去的那天早晨，我被李井泉叫去。他一见我就大发脾气地问："你们泸州地区为什么把食堂解散了。"我回答："地委未解散食堂，牌子还在，只是办的方法上作了些变通，这个变通是广大社员的意见。"李井泉又说："什么变通，就是解散嘛！"我不敢再辩，只好说办食堂困难太多，实在办不下去了。"他们有什么困难？"他又问。我说："不要说食堂已没米下锅，连烧的柴也不能解决。"他质问道："各家各户蒸饭要不要烧柴？集体煮省柴，还是各家各户煮省柴？"他又自己答道："当然集体煮省得多，这个道理你就不知道吗？你还在当地委书记哩！"我冷言冷语地说："毛毛柴在大灶里烧都烧不燃，大灶要好柴，哪来那么多的好柴。"他又说："烧煤没问题嘛！"我不再作声，只在心里想：社员买盐的钱都成问题，还有钱买煤吗？我想收拾这一难堪的场面，便承认了错误，并保证回去后立即采取措施，在三天内把食堂恢复起来，而且要比以前办得更好。他听我这样把食堂恢复起来，而且要比以前办得更好。他听我这样一说，怒气稍减，此时贺龙元帅正催他上火车去重庆，他对我说："邓自力，你回去把食堂恢复起来就行了，省委不追究你了。"说完他和贺龙元帅上了等候在门外的汽车急驰而去。我乘上自己的车，一路上许多问题纠缠着我，有的自己能明确得出结论，有的却不能，只是庆幸有贺老总催李井泉上车，不然我不知会有什么结果。
回到泸州，我在地委提出讨论这件事时，委员们和各县的县委书记都不发言，会场上鸦雀无声。我忍不住问大家为何不表态，想来大家都感到公共食堂难以恢复，便说按李政委的提示办吧。李政委已作决定我们必须服从。大家都和他共事多年，深知他的为人。散会时，我再三向各县县委书记打招呼："一定要把食堂三天之内恢复起来。有困难我知道，各县自己想办法克服。地委也没办法，哪怕一顿煮几片青菜叶子，也要把食堂办起来，维持下去。你们办不好，我的日子不好过。省委工作团还在泸州，他们天天要向省委反映情况的，食堂问题必是反映的重点。"他们听我一席话，个个都向我拍了胸膛作保证，我才松了口气。
地委扩大会议后，我便下到各地检查工作，主要了解春耕生产的准备工作情况，食堂的恢复工作也是我了解的重点。省委工作团的同志看泸州恢复食堂工作真的想了许多办法，但确有具体困难，便向省委反映了情况。我看省委对反映的情况未作任何批示，便感到这一关可以顺利混过去了。
【邓自力（1920年10月-2010年10月），出生在四川广安协兴乡坪里牌坊村。1939年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就读。1941年夏，抗大毕业分配在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任警卫连教员，后又入延安大学。1944年冬，随王震将军所率三五九旅挺进湖南、广东，创立新根据地。后又随刘邓大军再进大别山。1947年，调地方任区、县委书记、县长。1950年回川后，任合江县委书记、县长，后任泸州地委宣传部长、省工会副主席、泸州地委书记、省文化局（厅）长等职。在川工作期间，被错划为"右倾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与邓小平的特殊关系，备受冲击。1976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1980年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1982年任四川省人大副主任，直至1992年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