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实践为基础探索中国特色经济理论建构

　　中国特色经济理论的建构，不应拘泥于现有理论的框架，先验地确立一个分析框架，再去进行证实或者证伪。可以尝试从经济增长与体制改革“双向适应”的视角出发，将二者相互适应的作用纳入分析，动态化地分析制度改革的渐进性和经济增长的阶段性之间的关系。

　　中国特色经济理论至今还没有建构成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还没有形成一个权威的系统性经济理论来阐释，被国际社会看作“中国经济之谜”，成为经济学界的“时代命题”和深刻的“中国挑战”。这尤其使高等院校的经济教学处在一种尴尬的境地，关涉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课程不可或缺，但各种课程提法五花八门，内容也是千差万别。这反映出实践远远走在理论的前面，也体现出理论抽象的紧迫与挑战。

　　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要以改革开放典型事实为基础探索经济理论的建构。要以当代中国正在发生的市场化、国际化、现代化为背景趋向，采取直面现实的研究态度和方法，从经济现象中提炼典型化事实再抽象出一般规律（即从零散事实到典型化事实再到规律发现），对大陆社会主义经济实践探索的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与现代化治理中的内在规律进行理论化系统抽象总结，以构建能够反映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在范式分析上追本溯源，不只揭示资源配置过程中的经济利益关系，还要回归到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思想，乃至上溯激活亚当·斯密关注的财富本质，探索财富增进及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路径。

　　理论形成的路径要从中国的典型化事实出发

　　“实践是理论之源，时代是思想之母”，探索中国经济学建构的可行路径就根植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约瑟夫·熊彼特在写作《经济分析史》时，对经济理论如何走出一条规范化和科学化的道路，同时又能够深刻反映和指导经济实践，进行过深入的思考。联系中国经济学的创建，就是要透过现象抓本质，从零散状况到典型化事实,再到学理机理的抽象，最后到经济规律的发现。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最为突出而引人注目的事实，是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最独具特色的是在制度变革的同时兼得了经济持续高速的增长，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周期性与制度转型的过渡性阶段性相关，转型中的经济形态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

　　理论的产生要围绕中国制度变革问题抽象出研究主题

　　中国改革的目的就是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经济发展民生改善，也即是实现财富增长。而中国的特别之处是走了一条增量式渐进改革之路，从而保持了社会稳定，也即正确认识和处理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从事实结果来看，大陆改革是在宪法秩序稳定的前提下，实现了经济持续增长。相比较俄罗斯等国的转型情况，就可以发现改革发展目的与促进市场体制目标的差异，而背后隐藏着的其实是经济理论以财富增长为主导的研究主题，这其实是自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学研究主题，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研究主题也是一脉相承的，因此，我们要抓住中国制度改革与发展转型的核心问题，以问题为主导凝练经济理论主题。经济理论的构建创新，并不只是对既有实践和理论观点的概括总结，也不是面面俱到的综合体系化建设，而是要从客观的典型化事实出发，发掘聚焦于核心问题，凝练基本概念，构建理论分析体系，最后还要进行系统化逻辑自洽的阐释论证，并进而推广检验其所具有的一般化价值。

　　理论要锚定制度改革与发展转型相互促进的动力机制核心

　　缺失核心问题会使经济学研究“脱靶”，就转型研究来看，一般认为所谓转型就是由此岸到彼岸的“过渡”（或者“转轨”），一旦启动就会永续推进，期间不存在动力不足的问题。因为想当然地认为，市场经济效率优于计划经济，而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型到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必要而必然的过程，越快越好，越彻底越好，于是就有了俄罗斯转型的“大爆炸”休克疗法。而国内研究往往看重的是改革的策略（如渐进性改革策略），经过了从探索转型的最优路径到过渡性次优制度替代的转变，体现出对改革过程的重视，这为探讨中间过渡性制度安排的演进留下了空间，却没有去深究为什么会是“过渡性”的“增量”改革方式，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制度过渡转型与经济的持续增长之间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渐进主义学者多数都很强调改革策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认为不同的改革策略是造成转型绩效差异的主要原因，但一个普遍的缺失是，并没有注意到转型绩效对改革深化的动力作用。以大陆制度转型为对象来看，回顾大陆改革，已经持续多年的转型过程昭示人们，转型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将长期地生活在转型经济状态之中。而且，一方面发展要借助改革的红利，另一方面改革也要借助发展获得的收益来促进。这意味着体制改革深化与经济增长持续之间的关系是制度转型的根本性问题。问题不在于一改到位，而是改革效应的累积如何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反过来，经济阶段性的持续增长又如何促使制度变迁不断深化，并最终完成改革。

　　要围绕核心问题来解析和构建理论的系统性逻辑体系

　　从中国渐进改革的进程来看，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内在联系着改革的持续深入，这牵涉四个相互联系依次递进的问题。一是中国制度转型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点，那么阶段性的改革举措具有什么特性，这一具体的制度变革措施是如何被决定的。二是从制度变革的事实演进来看，中国的制度变革不是一次性、一劳永逸完成的，而是一系列过渡性、阶段性的具体改革措施渐进替代累积而推进的，这意味着制度转型持续深化的动力机制到底如何。这里一直有一种存而不论或者不言自明的认识，就是认为持续推进改革是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天职，其实现代经济学告诫我们，政府有“扶助之手”与“掠夺之手”之分，政府固然有超过其他利益主体的能力，但它也有自己的私心私利，而且也不见得有先知先觉的优势。三是评价这个改革措施是否恰当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是传统经济学所谓的“资源配置效率”吗。我们的目标是促进市场化水平的提高，资源有效配置效率自然会提高，但现代经济学研究告诉我们，帕累托最优与体制制度不相关。四是如何保证制度转型能够持续推进下去，并最终得以完成。是不是新制度经济学所谓的“制度驱动力”，就如牛顿“上帝的脚”一样，是来自天外之神力，一经启动就永续进行下去？事实上改革会停滞，还有可能反转，甚至倒退，这是经常性的，谁都难以保证！

　　要跳出既有理论的窠臼探索新的研究范式

　　揭示体制转型与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机理，目的是构建形成能够揭示财富增长一般规律的适应性原理，无疑这是一项极富挑战性的理论原创工作。基于中国的发展事实是否反映了财富增长的一般规律，要把中国经济学的建构自觉置于经济思想史中，审视其所处的地位和理论价值。其分析范式就要追本溯源，不仅要超越主流经济学一般均衡分析及其资源有效配置论，回归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理论分析规范，而且还要一直回溯到亚当·斯密《国富论》确定的关于财富性质及其如何增加的经济学主题。经济增长与制度转型之间的关系微妙，理论上是如何借鉴相关学科进行交叉性研究以革新分析范式，形式上是逻辑体系的自洽如何兼容其他方法系统，实证上是如何论证检验这个理论体系在国际国内的有效性。（社会科学报社融媒体“思想工坊”出品 全文见社会科学报及官方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