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西夏文献中的相人术知识与中原文化一脉相承，除人体生理结构、人类起源、人性论等有关“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认识外，还包括以人物品藻为中心的识人术以及以推人禄命为特征的“形法”类数术内容。西夏相人术在道德取向和社会伦理方面受到儒学与佛教的深刻影响，表现出儒佛融会的思想趋势。在人物品藻方面，西夏以君子为理想人格，将德行作为品鉴人物的主要依据，并且根据才性禀赋对人物进行分类定品。在推人禄命方面，中原相面术及相术征验故事在西夏地区广为流传，表现出显著的工具性、实用性、功利性特征。西夏对于相人术知识的接受与引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西夏对中原文化的传承与认同。
人类的相貌仪态不仅秉承生物遗传的因素，更是个体接受文化习染、实现社会化的自然结果，所以除具有生理学内涵外，也代表一定的文化意义。［1］早在先秦时期，“相人之形状颜色而知其吉凶妖祥”[2]的相术方法就已出现。秦汉时期相人术的数术理论渐次成熟，《汉书·艺文志》将之归入“形法”一类[3]。汉魏以来由于选拔政治人才的需要和征辟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的施行，以人物品藻为中心的人伦鉴识活动盛极一时，并对社会文化产生深刻影响。随着历史发展，相人术的思想内涵与知识外延逐渐扩展。狭义的相人术专指推人禄命的形法知识，广义的相人术还包括品藻人物优劣的识人术与观察人体健康状况的医术内容。相人术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与社会风俗产生了深远影响，敦煌遗书及宋人笔记的相关记载表明相人术在唐宋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相关的信仰实践中占据重要地位。[4]西夏文化承接唐宋，来源于中原，是故西夏文献中也保存了部分相人术知识。但因资料零散，这部分内容尚未引起学界关注。因此本文拟对西夏文献中的相人术知识进行整理与解读，以期为学界考察西夏社会文化提供新的内容。一、西夏文献中关于“人”的认识与叙述中国古代“形法”知识是“天人感应”“物有吉凶”“观形察气”等观念影响的产物，所注意的是观察对象的外部特征，如形势、位置、结构、气度等。[6]相人术便是根据人的面貌、五官、骨骼、气色、体态、手纹以及声音、动静、威仪、清浊等等，推测人的吉凶、福祸、贫富、贵贱、穷通、荣枯、得失、寿夭、休咎等等的一种方术[7]，其在发展过程中也吸收了部分医术与识人术的内容。因此，有关“人”的起源、发展、心性、品类以及形体特征等一系列自然性、社会性认识与观念，共同构成了相人术的知识基础。西夏文献中关于“人”的认识主要集中在字书、韵书与类书之中。如黑水城出土西夏汉文本《杂字·身体部第八》对于人体生理结构有如下记录：顶脑胸前口唇牙齿弼鼻眉毛眼眶咽喉腮颔耳坠髭髯指头五脏心肺肝肚腰膝皮肤脾胃肾脏拳手颡额六腑爪甲肩臂胫骨胯臀手脘心腑[8]以上词组涉及人体五官、四肢、骨骼、脏腑，基本涵盖了人体的主要生理部位。类似的记录还有夏汉双语词典《番汉合时掌中珠·人相中》：头目顶脑鼻舌齿牙口唇咽喉面额耳窍耳塞头发眉毛眼眶项胸肩背脊背胁肋心命肺胆肾脾肝腹肚脖脐腰膝股腿脚胫手掌指爪脚跟骨节肉血筋髓唾涕气脉身体病患疥恶疮死生贵贱荣弱[9]。《番汉合时掌中珠·人相中》所载人体生理现象与部位名称同样见于西夏韵书《文海宝韵》，如“头”“额”“眼”“睑”“耳”“垂”“嘴”“牙齿”“腭”“颊”“唇”“喉”“项”“颈”“肩”“臂”“腕”“背”“腹”“腰”“臀”等，另外还有“高”“矮”“肥”“瘦”等反映人体外形特征的字词。[10]以上这些词语表明西夏人对于人体结构已有比较全面的认知。尤其要注意的是，《番汉合时掌中珠·人相中》收录了“贵贱”与“荣弱”两组词语，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西夏社会的一种普遍观念，即认为人的贫富夭寿与命运的盛衰荣弱均与“人相”有关。除此以外，西夏文献对于“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认识主要集中在西夏文类书《圣立义海》。《圣立义海》“为人立名”部分对于“人”的叙述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一）肯定人的地位与尊严《圣立义海》指出：“人者，天下地上一切有情中初始也。”[11]又云：“天下地上，一切众生中，色身美。”[12]明确肯定人的地位与尊严。这种观点与中原传统思想一脉相承，如《尚书·泰誓》“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孔安国传曰“天地所生，惟人为贵”[13]。《老子》亦云：“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14]（二）对于人类起源采纳儒家元气论观点儒家元气论认为天地万物以及人类均是阴阳交感、五行气化所生成。例如《礼记·礼运》记载：“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15]周敦颐也指出：“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16]《圣立义海》提出人“依天地德”（人者，上荫蔽于天德，下坚依于地藏）、“阴阳和顺”（因阳力盛起，阴根和顺生）、“五行蔽身”（人者，上依蔽五星，下立于五常）[17]，此正如《番汉合时掌中珠·人事下》所言：“阴阳和合，得成人身。”[18]认为人是天地、阴阳以及五行交感所生，显然是受到儒家元气生成论的影响。（三）对于人性以及心识的认识受到佛教“如来藏缘起说”及“五蕴说”的影响《圣立义海》提出人“依真实性”（人本有真净性，生后方依因缘烦恼，染诸种性气也）[19]，指出人本性清净，因后天习染故有善恶变化。这种“如来藏缘起”思想来源于佛教。例如唐代高僧宗密《原人论》指出：“一切有情皆有本觉真心，无始以来，常住清净，昭昭不昧，了了常知，亦名佛性，亦名如来藏。从无始际，妄相翳之，不自觉知，但认凡质故，耽着结业，受生死苦。”[20]认为包括人在内的“一切有情”都有清净无染的本性（即“本觉真心”“佛性”“如来藏”），但因为无明迷惘而不能觉悟自知，因此产生生死等诸多苦恼。另外，《圣立义海》提出人“依大蕴荫”（色、受、想、行、识，依五蕴诸法皆集，善恶才艺显现。地、水、火、风，依四大成身也）[20]，不仅认为人身是由地、水、火、风四大元素聚合而成，还指出人的心识活动受到色、受、想、行、识即“五蕴”的影响，由此显现善恶本性。故此，《圣立义海》对于人性以及心识的认识受到佛教“如来藏缘起说”及“五蕴说”的影响。（四）受到“天人感应”思想以及儒家道德观的影响《圣立义海》认为人“头形如天”“足相地维”“身相禀直”“与天地合”[21]，这种通过观物取象、观象取类的类比思维将“人”与“天”对应联系的观点，反映了儒家“人副天数”以及“天人感应”思想。如董仲舒《春秋繁露》将手足、毛发、耳目、口鼻等人体部位与天地、日月、星辰等天地之象进行了附会类比，认为人的躯体与精神均是天的投影，明确提出“人副天数”与“天人感应”的观点[22]。《淮南子》也提出：“（人）头之圆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23]“与天地合”（心与天地合，行与日月同，则见天德）则出自《周易》，“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24]。可见中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对西夏产生了深刻影响。《圣立义海》还提出“人之四正”：“有孝德心，仁之正也。解善恶心，义之正也。为谦让心，礼之正也。知真实心，智之正也。人实有此四正。”[25]这是受到孟子“心之四端”的影响。孟子指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26]而《孝经》云：“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27]西夏人重视孝道，将“德孝”放在首位，正是受到儒家经典《孝经》的影响。（五）受到佛教善恶观及业报说的影响《圣立义海》强调人须亲近佛法、弃恶行善，提出“奸技知违”（世界邪见、恶业皆知不做）、“邪技知违”（见世间邪，皆知恶行莫为）、“修有善法”（多念圣文，常敬善法，出语有典，行处无恶，念念寂静，做作谓德）、“莫为恶行”（皆去众生之恶害，依慈莫为也），不仅要“上和佛法”（上与诸佛、圣贤品行性气顺和），而且要“下与民依”（下与庶民依顺，觅福为恤，使得利益也），以此达到上下和谐、利益众生的目的。[28]在日常行为准则方面则特别强调“言辞成句”（集文法，知诸言根，出语成句，不为杂言也）与“妄言不佞”（亲仇同待，一礼慈悲）[29]，这应当是受到佛教戒律中不两舌、不恶口、不妄言、不绮语的影响。此外，佛教认为众生遭受的一切苦乐及生活环境等现实状况，均为自身造作善恶业因所感召的果报，众生自作自受，且业报感通三世。因此《圣立义海》“心性善恶”条指出：“人修善行，则世间得正名，后世达乐道。行恶行，则现世人皆憎，后世受贫苦也。”[30]反映出佛教业报说的影响。故《圣立义海》提出人须“心王圣地”，具体来讲：“正仪则如耕，解义则如种，习行仪则如除威，采果收藏簸扬者如做人、做事，皆使成信也。人依顺五常则实，察寿道、得德名也。”[31]意为人立身行道如同耕种，须兢兢业业，辛苦耕耘，努力践行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如此方能修得正果，并获得长寿和德名等现世福报。综上所述，西夏文献中对于人体结构、人类起源、人性论等问题均有比较深入的认识和阐述。在人类起源方面，西夏以儒家元气论为依据，在人性论方面吸收“如来藏缘起说”“业报说”等佛教观念作为思想来源，在善恶观和道德观方面则受到儒家与佛教的双重影响，表现出儒佛融会的思想趋势，这与唐宋以来中国思想界佛道儒“三教合一”思潮的发展相一致[32]，并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西夏相人术的总体知识背景与思想基础。二、西夏文献中的人物品藻与理想人格作为古代相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物品藻是通过审察人物的形体相貌与精神气度鉴定人物品德优劣、才能高下的识人方法，在具体的人物品评中不仅注重从形骨到神明的审美批评和道德判断，而且推崇人物内在精神与外在风貌的有机统一。黑水城出土西夏文《类林》为唐人于立政所集汉魏人物类编，其中蕴含着浓重的人物品藻风格。《类林》依据才性禀赋和相关事迹对人物进行分类品鉴。其中有以外貌体态分类的，如“美人”“丑人”“肥瘦”；有依据技艺进行分类的，如“巫医”“相征”“方术”“文章”“攻书”“善射”“歌舞”“音乐”等；有依据嗜好分类的，如“嗜酒”；有依据才性分类的，如“勤学”“权智”“聪慧”“机巧“辩捷”“行果”等；更多的是以德行进行分类，如“高士”“廉俭”“儒行”“孝行”“孝感”“孝友”“敦信”“烈直”“仁友”“友人”“贞洁”“烈女”等。[33]这些人物品类不仅反映出魏晋以来人物品藻风尚对于社会文化和审美的深远影响，而且反映出人物品藻活动中对于德行的推崇和对高尚人格的赞誉。人物品藻的主要目的在于选拔政治人才，又因儒学与礼法的影响，故自东汉以来，以德为本的认知准则成为中国传统识人术与相人术的指导思想。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德行集》是西夏桓宗纯祐时期由儒臣纂集而成的帝王行事备要，书中指出“用人”乃“治之大本”，“知人之法”则是“治国之首要”[34]。《德行集》将儒家伦理道德奉为圭臬，引用《资治通鉴》阐述才、德、贤、愚的辩证关系，认为“察人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因此提出：“治家国者，能先审其德，后知其才，则其后取人不当岂足患哉？”[35]即将德行作为识人用人的第一要义和根本准则。《德行集》反对以貌取人，并且引用《荀子·非相篇》的观点阐明人的形相优劣与心性善恶没有必然联系：夫察形不如论心，论心不如择行。形相虽丑，心行善，则不害为君子；形相虽美，心行恶，则不害为小人。[36]根据荀子的观点，吉凶祸福在于人之心术善恶，而心术善恶同时也是君子与小人的区分标准[37]。因此《德行集》借鉴《庄子》的“观人九法”，提出君王选拔人才的方法与标准：古时君子观人时，远使而观忠，近使而观敬，多使而观能，骤问而观智，急召而观信，寄财而观仁，告危而观节，酒醉时观性，杂处而观色。九观至，则不肖人明矣。[38]庄子“观人九法”是通过不同角度观察人物的行为举止与精神风貌，进而综合考量人物的人品优劣与能力高下，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与合理性[39]。类似的识人术也见于夏译汉籍《六韬》[40]，《六韬》指出“外貌不与中情相应者”有十五种[41]。有鉴于此，《六韬》认为选拔将才时必须多方考量，不能仅凭外表进行判断：一曰问之以言，以观其辞；二曰穷之以辞，以观其变；三曰与之间谋，以观其诚；四曰明白显问，以观其德；五曰使之以财，以观其廉；六曰试之以色，以观其贞；七曰告之以难，以观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观其态。八征皆备，则贤不肖别矣。[42]在阐明品藻人物的具体方法后，《德行集》将“君子”定为理想人格，对君子所应具备的禀赋、才性、德行进行了详细阐述。《德行集》指出君子应当具备慷慨、清正、谦逊、坚贞、明智等种种美德，并且“知三才”“晓六艺”“尊五美”“屏四恶”“去三惑”“生九思”“畏四知”“察三鉴”[43]。所谓“君子者，才情广博，不吝浮财，盛时无祸，性正行清，毁谤不嗔，谦逊不矜，在尘不染尘，在欲无欲心，心无恶行，智以助人，不显己行，不求扬名，默默行之，威仪不著，心不放逸，不高不广，不毁不誉，则君子之德也”，“君子者，行同日月，才比山川，依四时，合天地，如日月无所不照，如冬夏并生其德，如山川包容万物”，“君子者，不利己损人，不非人是己，不卑人尊己，不毁人誉己，不友不义之人，不报构怨之人”，“君子者，施恩于人不图报，不需不义之财，不受无功之禄，先祖之行者，惟依德忠行之”，强调“天之无亲，有德是辅”，如此则“君子有德，四方赞誉；城主有德，家主尊仰；族中有德，亲戚恭敬；大户有德，家门兴盛”。《德行集》对于“知人”和“君子”的探讨不仅反映出西夏君臣对于选拔人才的重视，同时反映出以人物品藻为中心的识人术在西夏政治文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识人术与相人术均是由表及里、由外而内、由现象到本质的分析评价，因此对于形貌与德行的辩证也是人物品藻中的重要内容。西夏文类书《圣立义海》提出：“世间人之最上者，乃色美，其次意智、言语也。”[44]同时指出容貌与才性、品德没有必然联系。如《圣立义海》“丑男内聪”条记载：“往昔有一丑男，身长七尺，脸长三尺，宽窄亦三尺。智慧才艺，天下无比。”[45]“丑子智异”条记载：“往昔有一官宦无妻，已生一子，额突面颊斜，鼻宽如猪鼻，母心忧，恐不能见人，欲杀之。父不令杀，言其先祖曾言，丑人有异智。兴我家门，乃此子也。其后，子长成人，文业智慧上乘，入衙为官。”[46]西夏文《类林》中形容丑女无盐的容貌为“臼头深目，长指大节，昂鼻结喉，肥项少发，折腰跌胸，皮肤若漆”，虽然“极丑”，但也强调无盐“有德行”[47]。相同的例子还有嫫母，《类林》记载：“嫫母，黄帝时人，极丑。帝纳之，使训后宫，而有妇德。”[48]《圣立义海》认为妇女理想的的容貌仪态应该是“不高不矮，面白唇红，齿白整齐，头发郁黑，目默色悦，践行德仪，出语声柔，心意诚信，随行善缘，三业和合”[49]，同时强调表里如一的重要性。“丑妇内聪”中“外丑内聪”条指出：“女人要才艺内聪，如仅具外美，多招灾祟。诗中云：‘男智察妇行，愚人重外表。’”[50]“美妇名义”中“外美内愚”条也指出：“女外美绝伦而内愚不智者，娶之则毁家室也。诗中云：‘妇妖媚，害九亲。男轻佻，族不和。’”[51]认为以貌取人是愚人所为，而妇女容貌与德行不匹配则会为家庭招致灾祸。除此以外，西夏文献中对人物判定品级以及进行分类也是值得注意的现象。如《德行集》将君子分为圣人、贤人、智人、义人、慎人、正人、净人、实人、隐人、恭人、敬人、信人、谦人、博人、深人、善人、能人、忠人、让人、俭人、舍人、聪人、辩人、晓人、觉人二十五种[52]；《番汉合时掌中珠》将人分为圣人、贤人、智人、愚人、君子、小人六种[53]；《圣立义海》则依据禀赋和德行将人物分为圣人、仁人、智人、君子、庶人、廉人、士人、俗人、奴人九种品类，并对各品类人物的气质、才性、美德、技艺、社会地位等作了非常细致的说明[54]。这种对人物分类定品的思想显然来源于中原，如隋代萧吉《五行大义》中引述《文子》，即依据五行思想将人分为上下五品共二十五种[55]。李范文先生则认为“九品”出自孔子语录，而《圣立义海》中的九品分类可能是受到班固《汉书·古今人表》的影响[56]。需要指出的是，《圣立义海》以“佛性”“菩萨性”“天性”“人性”等作为划分九品才性高低的依据，反映出佛教思想的深刻影响。实际上《圣立义海》“九品”标准体现了儒、释两种思想特性，既有儒家“天人感应”和五常伦理道德，又有佛教一切有情五蕴而生的内容，不仅融合佛教的“如来藏说”以完善其人性论，还杂糅了儒学的仁学、性善论的内容，广泛地采纳了儒家治世理念和道德性命之说[57]。综合以上文献可以发现，西夏注重品德，以君子为理想人格，将德行作为品鉴人物的重要依据，并根据才性、禀赋对人物进行分类定品，表明汉魏以来中原地区的人伦鉴识和人物品藻同样对西夏社会产生深刻影响，其中儒家伦理道德观、佛教善恶、佛性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西夏相人术的道德基础，成为西夏相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三、西夏文献中的相术征验故事与《相面图》相人术的主要目的是通过人的形体外貌与精神气度预测吉凶夭寿与贵贱福，人们相信官禄、仕途、年寿、健康、家庭、财富、婚姻、子孙等个人命运前景，以及短期内官职禄位的升迁变化、疾病生死、财物得失、出行宜忌以及突发灾厄等均可通过相人术推算出来。民众对于相人术的推崇与需求催生了职业相士群体的产生，而大量相术征验事迹的流传进一步推动了相人术的传播，直观反映出民众对于莫测命运以及幸福生活的关注与期望。据史籍所载，历代以相术知名者屡见不鲜。如西夏文《类林·相征》收录了6则相士及相术征验事迹：1乔玄字翁相，梁郡睢阳人。见曹操，相曰：“天下将乱，安民之主其在君乎!”2吕后微时，共惠帝在田。有一老人行过，见吕后，曰：“夫人天下贵人也。”又见惠帝，谓后曰：“夫人贵由此儿。”老人去后一里余，后以言告高祖。高祖逐而问之，老父曰：“向者见夫人、儿子贵者，皆由君起。君之相不可言也。”高祖曰：“诚如老父之言，不敢忘德。”高祖定天下，及惠帝、吕后，悉如老父之言耳。3许劭字子将，汝南平舆人也，善知人之鉴。曹操未贵时，劭相曰：“清平之奸贼，乱起之英雄。”操大笑，深然其言。劭竟不仕，避乱江左，卒于豫章。后汉人。4朱违，沛国人，善相人贵贱卑寿长短，无不效验。文帝使建平相己年命长短，违曰：“陛下年三十九当有厄。若过此厄，年寿大长。”后文帝至三十九，遇疾而崩。文帝将出外，御马脱，始以裁备，违曰：“此马须臾当死。”及欲上马，马恶帝衣香，啮帝膝。帝怒，遂刺杀其马，皆如违之言。出《魏志》。5张裕，蜀郡人，晓明相术。每照镜，自知刑死，未尝不扑镜于地。后在蜀，与先主刘备坐，为言语不逊，遂斩之。出《蜀志》。6郭璞字景纯，河东人。少时在路，见一跳足小儿，遂下马脱体上青丝布袍与之。小儿怪问，璞曰：“吾命当在尔手中。”于是别。十余年，仕晋中书侍郎，晋大将军王敦诛璞。璞死之日，乃是昔与袍小儿行刑也。[58]《类林·相征》的记载表明中原地区的知名相士及相术征验故事也流传至西夏境内，其故事主人公多为政治人物，尤其是刘邦、吕后及曹操的相术叙事为其日后显达作出了天命注解，而这种叙事模式也与中国古代史籍中的相人术叙事传统一脉相承。中国古代史籍中的相人术主要集中于政治人物的形貌书写，借以呈现特定的政治语境与相关的人物命运，如史籍中对于李继迁、李元昊的形貌书写便具有明显的相人术特征。《宋史》载李继迁“生而有齿”[59]，《续资治通鉴长编》载李元昊“性凶鸷猜忍，圆面高准，长五尺余”[60]。这既是通过特定的形貌书写或奇异的形貌特征，表现李继迁与李元昊的气质性情，同时也是对其人事迹和命运的相关暗示与判评，透射出浓重的政治隐喻色彩。《类林·相征》虽未言明所用相术种类，但据材料推测应以相面为主。所谓“列百部之灵居，通五腑之神路，推三才之成象，定一身之得失者，面也”[61]，故相面是最常见也最重要的相人术方法。唐宋以来集大成之相书《麻衣神相》所见相面术包括相骨、相肉、相头、相额、论面、论眉、相目、相鼻、相人中、相口、相唇、相舌、论齿、相耳、相痣等内容。《麻衣神相》还将面部正中自上而下的重要部位分为天中、天庭、司空、中正、印堂、山根、年上、寿上、准头、人中、水星、承浆、地阁十三部，每一部位左右还有其他部位，共计一百四十六个，几乎将人面部的所有部位囊括在内。这些部位可以代表人之贵贱、官禄、吉凶、贤愚、人际关系等种种情况，可见这一时期相面术的发展已经非常细致和成熟。宋元民间日用类书《事林广记》中收录的相人术涉及三停、五露、五长、短、六极、六反、男嫌、女忌、印堂、山根、额部、眉部、眼部、耳部、鼻准、口部、骨法、气色、形貌、听声、行步、论手、论脚等相术术语解说，并且附有专门的相面图供读者查阅（图1），表明相面、相面图等相人术知识在宋元社会中流传甚广，属于一般性的形法知识。[62]
图1面部图图2西夏《相面图》正面图3西夏《相面图》背面（图1采自陈元靓编《新编纂图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元代至顺年间西园精舍刊本，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图2图3均采自《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册彩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图4十三部位总要图（采自回阳子编《新刊京本风鉴相法人相编》，明代万历三十年刘氏明德堂刊本，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藏）黑水城出土一幅用西夏文标注的《相面图》，编号X2523，可以直观反映西夏人对于面相的了解和认知（图2、图3）。从西夏《相面图》的图像特征可以发现，图中人物面部圆润，五官分明，法令突出，重在写实，且服饰为交领右衽束发长髯，佩戴莲花冠，具有显著的中原人物特征或道教特色。就艺术角度而言，西夏《相面图》中人物表情呆板，轮廓线条使用粉本绘制，不如直接画出来那样生动明快，但这种呆板模式恰恰反映了一种文化背景和传承关系[63]如图1、图4所示，这种人物绘制风格与图像特征在中原面相图中较为普遍，可见西夏《相面图》的图像模式渊源，显然是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以下是西夏《相面图》中记录的面部骨相及其占验内容：正面题记：1若天庭弯连至耳，则此人卓越非凡。2若天府高挺，则长寿、显贵、自信。3若龙角上扬，则有显贵之位。4若天仓突出饱满，则此人有智慧、忠实可靠、有力而安乐。5若天井美好……则此人将显贵而卓越非凡。6若此处凹陷似一道犁沟，则此人将有耕地。7若天门突出饱满，则……将拥有。8若巷路突出饱满，则此人将显贵而卓越非凡。背面题记：1若寿骨突出，则此人显贵。2若下腭骨突出似鸦尾，如分为数块，则……3若耳角及颈，则此人得显贵而卓越不凡。4若甲匮突出，则得为七品官。5若法令突出，则官至司徒。6若外院和……坚硬，则显贵，且子孙成群。7……强壮且子孙满堂；若凹陷，则绝后。面部题记：1若天庭弯连至耳朵，则此人必飞黄腾达、卓越不凡。2龙角。3龙角［骨］。4甲匮骨。5法令骨。6若腭骨突出似鸦尾，则此人必显贵而卓越不凡。7子房骨。8若巷路骨饱满，则此人必显贵而卓越非凡。9天仓骨。10天井骨（天堂健骨）。11天井骨。12天门骨。13寿骨。14若金帐骨突起而呈红色，则此人得黄金及权力。15外院骨。16地库骨。17命门骨。18耳中及颈，此人必将显贵且卓越不凡。[64]上述题记中的骨相术语大都能在《麻衣神相》或《事林广记》收录的面相图中找到原型，如正面题记中的天庭、天府、龙角属于《麻衣神相》十三部位中第二部位天庭，天仓、天井、天门则属于第六部位山根。[65]此外如表1所示，西夏《相面图》所涉面相占辞也多与中原相书相一致
从表1可知，西夏文《相面图》的面部骨相术语及其占辞与中原相书存在着明确的文本联系，西夏《相面图》应当是借鉴自某种中原相书。因此不论就图像还是文本而言，西夏《相面图》均与中原文化一脉相承。只是不同于中原相面图中细致、复杂的占验部位，西夏《相面图》中仅仅标注二十余种骨相。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面相图中空间有限、书写不便；也可能是为了方便查阅，故相士或书写者有意选取一些比较重要有代表性的骨相进行标注。从其占辞来看，西夏《相面图》中的骨相特征多为“高挺”“上扬”“饱满”“突出”，正如中原相书所指出：“大凡形体，惟在完满。隆厚、清润、崇重、平正、华秀者，不贵则富也。”[66]西夏《相面图》反映的社会心理与信仰需求也在于此。作为一种基于日常生活诉求的知识技术，相人术是民众面对未知前途与莫测命运时理解世界、解释命运、表达自我的重要方式，关注的是个人的命运穷通、官位显贵、财富丰厚、健康长寿以及家族与子孙的繁荣昌盛。通过相面图按图索骥，则“贵贱贫富、吉凶寿夭，灼然可见”[67]，表现出显著的工具性、实用性和功利性特征。由此而言，中原相术征验故事以及相人术知识在西夏地区的传播实质上反映了一种共通的生命形态、社会心理与文化联系。四、结语作为一类特殊的数术知识，相人术与古代命运观的形成发展密切相关，自诞生以来便与社会生活紧密结合，并且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西夏文献中的相人术知识包括以人物品藻为中心的识人术与以推人禄命为特征的数术内容，同时对于人体结构、人类起源、人性论等问题有比较深入的认识。在道德取向和社会伦理方面，西夏相人术受到儒学与佛教的深刻影响，表现出儒佛融会的思想趋势。在人物品藻方面，西夏注重品德，以君子为理想人格，将德行作为品鉴人物的主要依据，并根据才性禀赋对人物进行分类定品，表明流行于中原地区的人伦鉴识活动对西夏政治文化与社会风俗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推人禄命方面，以西夏文《相面图》为代表的形法知识具有显著的工具性、实用性、功利性特征，直观反映出中原数术文化在西夏地区传播的一般状况与实际应用情况。西夏相人术所反映的知识结构与信仰形态不仅蕴含着强烈的集体生命意识与丰富的社会文化观念，而且表明经由中原传播而来的形法知识与西夏民众的信仰需求相适应，已经成为西夏社会文化与民俗信仰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夏对于相人术知识的接受与引进，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中，西夏对于中原文化的继承与认同。
文章原刊于《西夏研究》2023年第4期。特此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