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摘自《曹县文史资料》第一辑(1985年8月)，沈建华、郭守社，原标题《汉奸朱晓堂的发迹及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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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九四七年夏季的一天，万名群众从四面八方涌向曹县文庙广场，参加公判汉奸分子朱晓堂的大会。下午三点多钟，五花大绑的朱晓堂被押进会场了，顿时，愤怒的人们宣腾起来，有的大声怒骂，有的伸出举头……。这个昔日卖国求荣、为非作歹，在曹县政坛上威名赫赫、权倾一时的铁杆汉奸，如今落入了人民的恢恢法网之中，在正义的威慑下发抖了。
朱晓堂，曹县城北朱楼村人，一九〇〇年出生于一个败落家庭。二十几岁时，曾在北洋军阀卵翼下的曹县巡警营当过二等巡官。一九二八年，北伐军吉鸿昌部攻克了曹县，摧毁了军阀姜明玉的旧政权，他便成了无业游民，终日出入于赌场，混迹于地痞青棍之间。一九三八年冬，日寇侵占了曹县城。不久，他的堂弟朱晓楼串通兵痞流氓，在日寇扶植下组建“曹县自卫团”，当上了自卫团长，为虎作伥，充当走狗，受到日酋的青睐。后来，曹具伪警备大队成立时，朱晓楼又当上了伪警备大队副（正职由伪县长兼，副职掌握实权）。善于投机钻营的朱晓堂，见机连忙投身于朱晓楼手下，当了一名军需。一九四〇年春，国民党顽固派“石军团”，（即石友三部），在黄河以北被我八路军击溃，败退到曹县东南一带。我党员干部、抗日武装被迫转移，朱晓楼的汉奸势力乘机扩展，在一些地方建立区部。朱晓堂被安插到古营集的五区区部，名义上是军需，实际上掌握实权。由于此人钻心有术，深通官场世故，加上依靠朱晓楼的权势，很快便抓到了五区区长的头衔。
一九四二年，曹县警备六队副及自卫团长朱晓楼托辞养病，远行济南吃喝玩乐。行前，他把朱晓堂调进了县城，让他和堂弟朱海阳一起统管指挥曹县的伪军。朱晓堂乘机结交私党，培植亲信，扩充个人势力，以便进一步攫取高位。次年春，朱晓楼因吸鸦片过量，性命难保，返回曹县，不几天，就一命呜呼了。朱晓堂对曹县警备大队副及自卫团长两顶桂冠觊觎已久，满以为会落到自己头上。哪知并未如愿，自己只当上了自卫团长（后改为自卫总团长），而早已令他垂涎三尺的警备大队副却被日文秘书杜捷之抢去。对此，朱晓堂大为恼火，扬言江山是朱晓楼打的，应该由朱姓来继承，密谋干掉杜捷之。趁杜捷之赴省开会之机，在潘白刘庄一带截击杜的汽车。但杜滞留商丘未归，不在车上，只将一名叫“黑紫泉”的警官击毙。杜捷之在商丘闻讯，吓破了胆，不敢再回曹县，请求调往外地去了。
这时，正是黄宗伯任曹县伪县长，此人是个老谋深算，熟谙权术的官油子，系伪曹州道尹朱经古的同乡故旧。平时，他对朱晓堂的飞扬跋扈，就深为不满。此次目睹杜捷之被吓走，心中又是一惊，深感朱晓堂狡猾阴险，不好驾驭。为了削弱和搞垮朱晓堂，他施展了种种手段：一是在批拨给养方面：成立“曹县绘养统筹统销委员会”，自任主任，所有全县的军、政、警、教各业人员的给养，统由该委员会拨发，任何人不准私自向区、乡索派，剥夺了朱晓堂任意批拨给养的权力。二是在政治上采取“以朱治朱”的策略，搞分化离间活动。对骑兵队长朱海阳、特务团长朱映光（朱晓楼之子）大事拉拢，报请伪山东省长唐仰杜委任朱海阳为曹县警备大队副，企图将他从朱氏集团中拉出去，以分散朱氏势力。这样，朱、黄矛盾逐步加剧，到一九四四年初冬，这场狗咬狗的权力之争，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老奸巨滑的朱晓堂孤注一掷，密令所属伪军于某日夜间拉出城去，扬言：黄不发给养，只好出城就食。当时，除了朱映光所属的伪军及朱耀卿、朱杰臣两个区部外，其余都被拉去，就连黄宗伯苦心拉拢的朱海阳，也随之出城了。这就造成城关防务空虚，国民党顽军石复起部乘机大抢东关商民，城关人心恐慌不定。日本人也由于兵力薄弱，害怕受到我抗日军民的袭击，就出面调停，许以重任，朱晓堂才率队回城维持治安。但因刚刚委任了朱海阳为曹县警备大队副，不好收回成命，只好再委任朱晓堂为曹县警备大队副队长，掌握警备大队的实际权力。黄宗伯遭此变故，感到自己人单势孤，无法在曹县呆下去，就乘坐日本汽车赴济宁向日本特务机关告状去了。
朱晓堂巧施诡计，一手导演了这出“逼宫戏”，赶走了黄宗伯，集两职于一身，更加野心勃勃。他一面组织人员盘查黄宗伯的财政收支；一面派人去济宁受(行)贿，疏通关节。当时日军及伪山东省政府也看到外地人无力主持曹县政局，就顺水推舟，委任朱晓堂为曹县伪县长。
一九四四年入夏以来，日寇在我抗日军民的沉重打击下，丢城失地，损伤惨重，士气低落，厌战情绪与日俱增。我八路军及地方武装常常通近城郊，袭击敌人。朱晓堂惊恐万状,预感形势不妙，就狡兔营窟，经营后路。在军事上，他一方面深沟高垒，增设明碉暗堡；一方面在日寇指示下，组建突击团，任命朱海阳为团长，配备精干人员和优良武器，打算必要时负隅顽抗，以求一逞。在政治上，他看到日寇大势已去，就另找靠山，主动勾结国民党。这时，国民党反动派为夺取抗战胜利果实，大肆收罗汉奸武装，扩大其反动势力。朱晓堂就委托他的结拜兄弟孙守义，利用他和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人事科长李仲勋（即李同伟）是儿女亲家关系，到省政府（流亡阜阳）活动，和当时的山东省政府主席牟中珩勾搭上了，朱晓堂接受了国民党的番号，被委任为山东省特务第十九旅旅长。
二
朱晓堂在投入日寇怀抱以后，经常率领伪军或随同日寇四处“讨伐”、“扫荡”我抗日根据地，残害我抗日军民，烧杀虏掠，无恶不作，罪行累累，罄竹难书。这里仅举几例:
一九四二年的一个深夜，朱晓堂率部随日寇一个小队包围了城南仲堤圈村，先向村内开枪开炮，天明进村后，连八路军的影子也没见到，就大肆烧杀抢劫。当他得知德恒泉酒店系我交通人员经常来往的地方，就纵使部下把店内千余斤白酒用来洗脚洗澡，遭踏殆尽。
同年七月的一天，我地下交通员老孙同志，由曹东南向曹西北地委机关传送信件，途经县城东关外，被朱晓堂部下抓去。正当我方设法营救时，朱晓堂得知消息，恐其部下放出，即令将孙同志交日寇特务机关关押起来。
翌年九月，日寇对我鲁西北根据地大“扫荡”，朱晓堂率部随往，所到之处抢掠一空。更令人发指的是，还抓去我配合征收公粮的青年学生十多人，把他们全部杀害了。
一九四五年六月，日寇已到了穷途末路，我抗日战争已接近胜利时，朱晓堂更加疯狂地残害我党干部及其家属。当他怀疑东关小学校长胡性元（我城关特支成员）通八路时，就指使朱朝轩派人将胡性元同志枪杀于城南小朱楼北堤口。几天后的一个夜间：他又密令部下将我党干部曹志真同志的姐姐曹子瑞，暗害在东关南堤口的苇坑沿上。
朱晓堂家中原来一无所有，自从他当了汉奸以后，就大肆搜刮民财，以饱私囊。除了经常下乡抢掠以外，还以种种手段对城内绅商敲诈勒索。他常常带领随从到一些店铺大吃大喝，走时不但分文不付，而且还以借钱为名进行勒索。每逢节日，各商号、工厂都得送钱送物，否则就横祸临头，不得安宁。短短几年，朱晓堂就购置了土地千余亩，还有许多房产和商店。随着朱晓堂的发迹，他的一些狗党狐友也都跟着腾达起来，巧取豪夺，弄满了腰包。其内弟王秋濯原来土地不多，财产有限，在依仗姐夫权势当了曹县自卫团第九团团长后，没过三年，就在城内购置了有二十多间瓦房的一套院舍，在乡下买了二百多亩土地。
三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夜间侵占曹县的日寇即向济宁狼狈逃窜。但朱晓堂不但不向我抗日军民缴械认罪，反而以国民党“山东省特务第十九旅”旅长身份，带领一帮汉奸继续盘踞县城，扰害人民。因此，我冀鲁豫军区指示鲁西南分区和湖西分区，尽快光复曹县城，把曹县人民解放出来。我鲁西南分区和湖西分区立即成立了攻城指挥部，于九月十一日，率领部队把曹县城包围。
为了尽可能使古城的公物建筑免遭破坏，人民的生命财产少受损失，我鲁西南军分区及专员公署发出了促降命令，我曹县人民政府县长袁觉民同志也写了亲笔信，向朱晓堂晓以大义，敦促其弃暗投明，将功赎罪。但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的朱晓堂，妄图凭藉坚固的工事和手下二千七百名乌合之众负隅顽抗，接到促降命令和袁觉民同志的亲笔信后，竟勃然大怒，连连责骂，拒不接受。他急忙调兵遣将，部署城防，把自以为打仗凶猛、忠诚可靠的爪牙放到重要的位置上。他还设宴款待了大小汉奸头目，并制造了假电报，谎称：“驻徐州国军陈大庆部已星夜驰赴曹县，务希坚守待援”等语，以此来哄骗汉奸部属为其效力卖命。鉴于朱晓堂顽固不化，无劝降可能，我军便从十六日开始，连续几次发动强大的攻势。经过数度激战，于十八日夜十一时，攻克了县城，全歼了伪军。但狡猾的朱晓堂在命令部下拼命抵抗的同时，自己却率少数亲信，趁着天黑，从西北城角早已挖好的隧洞中逃跑了。
朱晓堂逃出后，曾率残部投靠商丘的国民党二十四师师长黄宗颜，无奈自己的实力已垮，手下空空，无人理睬，只好只身跑到河南省民权县贾庄，在其亲戚贾世敏家隐蔽。一九四七年夏天，当我军分区游击队在该地区活动时，群众报告了朱晓堂的藏匿之处，我游击队当即将其捕获，押送军分区司令部，后又转交鲁西南专署，押回曹县。具长袁觉民同志亲自在县府大堂进行审问，在确凿的事实面前，朱晓堂难于抵赖，一一承认了自己的滔天罪行。县人民政府为平民愤，对此罪大恶极的汉奸判处极刑，先游街示众，然后召开万人大会，宣布罪状，执行枪决。这个横行七年、血债累累的民族败类，在万众的胜利欢呼和切齿唾骂声中，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资料来源：
《曹县文史资料》第一辑(1985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