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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编辑：史在没有钱
前言
在红军时期政委拥有最后决定权，以确保指挥的统一和纪律的严明。八路军改编初期取消政委职务，由政训处主任代行职责，黄克诚深入部队调研后，发现缺少政委带来的弊端，并成功建议恢复政委制度。1942年冀中八分区的一场战斗中，政委王远音因军事经验不足，动用最后决定权导致重大损失，此后政委的最后决定权被取消。那么，政委最后决定权的恢复是否应重新审视？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黄克诚于1902年10月在湖南省永兴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中出生。尽管家庭经济条件极为有限，但得益于亲戚的帮助和资助，黄克诚自九岁起便有机会接受教育。在当时社会背景下，对于一个农家子弟能够读书，已是难得的机遇。
经过几年的基础教育，黄克诚成功考入高等小学，这为他后来的教育之路打下了坚实基础。两年后他进一步考入了声望颇高的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校园内多个进步社团活跃，同时设有共青团组织，为学生提供了接触和参与革命活动的平台。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黄克诚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并逐渐对其产生了深厚的认同。
在黄克诚的入学年，毛主席恰好来到衡阳进行革命宣传。毛主席以其深厚的知识和对革命思想的深刻见解，在学生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黄克诚有幸聆听了毛主席的演讲，这对他后来的人生选择和革命道路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
演讲中毛主席探讨了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和农民所遭受的压迫，这深深触动了黄克诚，使他开始深思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受到这些思想的启发，黄克诚在校期间积极参与学习和讨论革命理论，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1925年，黄克诚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党员。1931年10月，黄克诚升任红三军团第1师的师政委，开始担负起更为重要的责任，在1933年9月的尾声，蒋介石集结了高达一百万的兵力，对中央苏区展开了全面进攻。
当时红军的指挥权掌握在李德手中，他放弃了红军一贯擅长的游击战术和伏击战，转而选择与国民党军进行正面的阵地战斗。红军的兵力和装备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与国民党存在巨大差距，导致直接交战的策略结果是悲惨的。
经过一年的苦战红军不但未能阻止敌人的进攻，还遭受了严重的伤亡，被迫撤离根据地，开始了艰苦的长征。在长征过程中，李德将战略转移处理得类似于大规模搬迁，带着大量生活用品和笨重的设备，极大地减缓了军队的行进速度。
这种处理方式为蒋介石提供了调整和部署的时间，使得红军在湘江时陷入重围。在这个关键时刻，黄克诚作为红四师的政委与张宗逊共同指挥部队，他们的任务是在湘江南岸构筑防线，确保红军主力及中央直属纵队的安全过江。
刚完成防线布置不久，桂系部队便发起了猛烈的攻击。黄克诚和张宗逊率部队进行了顽强的阻击，但面对敌人的兵力和火力优势，战斗情况十分激烈。在连续的战斗中，红四师10团团长沈树清壮烈牺牲，由师参谋长杜中美接任，不久他也英勇牺牲。
在危机时刻，黄克诚与张宗逊亲临前线，稳定了战局。经过连续两天两夜的激战，红四师在付出巨大伤亡的情况下，完成了阻击任务，确保了红军主力和中央直属纵队成功过江。黄克诚见任务完成，即刻建议撤退。
然而，张宗逊坚持必须等到上级的撤退命令。黄克诚对此表示强烈不满，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张宗逊同志虽然执行命令坚决，但缺乏应变之能，坚持等待上级命令，我认为已完成任务，形势危急，若继续留守，全师可能被覆没。
黄克诚最终利用政委的最后决定权，决定撤退，对张宗逊说：“指挥部队迅速撤离，追赶主力，责任由我一人承担。”在黄克诚的坚决决策下，红四师得以撤离，不久后桂系军队涌到原阵地，显示了撤退的迫切性。此后在资源县两河口与桂军的再次交锋中，红四师又一次展示了出色的战斗力。
红四师在一个山头进行了顽强的阻击，以掩护主力撤退。面对敌军的猛烈攻势，红四师战士们表现出极高的战斗意志和牺牲精神。在张宗逊坚持固守直至上级命令到来之前，黄克诚再次动用决定权，令部队撤退，避免了可能的全军覆没。
1938年初，日寇发起了“九路围攻”，妄图摧毁抗日根据地，夺取黄河渡口。黄克诚与徐海东率领的344旅勇敢应战，展开了反“九路围攻”的战役。6月底为了支援国民党部队在侯马的作战，黄克诚率领344旅进入町店村。町店位于晋城与侯马之间，一条重要的公路穿村而过，日军的军车时常通过这里。黄克诚经过仔细观察和分析，决定在此设伏，精心布置了一场伏击战。
7月6日，町店伏击战正式打响。经过精心策划和顽强战斗，我军一举消灭日军800多人，击毁军车20多辆。这场战斗不仅有效迟滞了日军在侯马的行动，也大大增强了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作战能力。
随着战事的深入，华北重镇太原、郑州、济南相继失陷，平汉、津浦、陇海、石德四大铁路之间的广大地区成为真空地带。中央命令河南、河北、山东等地组织力量，建立抗日根据地，以填补这一战略空白。
1940年4月，黄克诚率领第二纵队主力，从太行山区东进到冀鲁豫边区，与冀鲁豫支队会师合编，成立冀鲁豫军区，黄克诚兼任军区司令。在他的领导下，到1941年12月，冀南、豫北、鲁西南等地区的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已经初步形成，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的不断壮大，让不断丧师失地的国民党极为震恐。1940年国民党顽固派对太行、冀南等抗日根据地发起进攻，第97军朱怀冰部南攻武安，袭击第129师先遣支队。
我党坚守“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第129师在磁县、武安、涉县和林县地区组织反击。黄克诚也率领344旅策应，共消灭顽军一万多人，有力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
我党历来擅长战略全局规划。八路军在华北的拓展、新四军在华东地区的进展，使得南北沟通的必要性日益凸显。此时，苏中地区面临国民党韩德勤部队的进逼。黄克诚敏锐地察觉到这一局势，便请示中央，愿带队南下支援。中央批准了他的请求。
1945年9月14日，黄克诚向中央提出建议：“如果能够派遣部队前往东北，应尽量多派，至少5万，最好能达到10万，以建立一个重要的战略根据地。”这一建议体现了他对局势的深刻洞察和对未来的远见卓识。
到九月底，黄克诚亲自率领新四军第三师的三万多名士兵，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前往东北的征程。他们沿途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在东北安营扎寨。随后，罗荣桓也率领山东军区的9万多名部队赶赴东北支援，进一步增强了我军的实力。
黄克诚还提出了重要的战略建议，即在东北暂时不要在大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展开作战，而是要以一部分主力部队占领中小城市，建立乡村根据地。他认为，这样可以避免与敌人正面交锋，同时巩固我军在东北的立足点。这个策略得到了中央的高度认可，并在实际作战中取得了显著效果。
在东北的战斗中，我军严格按照黄克诚的战略方针进行部署，先后占领了多个中小城市，迅速建立了稳固的根据地。黄克诚还亲自前往各个根据地，了解当地情况，指导作战策略。他深入到每一个部队中，与士兵们同吃同住，极大地鼓舞了士气。
黄克诚的这些战略决策确保了我军在东北的稳固立足，还为未来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他的远见卓识和果断行动，得到了全军上下的高度赞赏，随着我军在东北的不断壮大和巩固，黄克诚的战略方针被证明是极为正确的，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2年7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总后勤部，毛主席需要选择一位有能力的人来领导这一关键部门，他再次想到了黄克诚。毛主席深知黄克诚的能力和忠诚，决定任命他为总后勤部部长，并兼任中国解放军总参谋部副参谋长。
任命下达后，黄克诚立即给毛主席打了电话。他谦虚地说：“主席，我不确定自己能否胜任后勤部的工作，我觉得自己更适合在地方工作。”毛主席笑着回应：“克诚，不用担心，我和党中央会全力支持你，你只管放心大胆地干！”听到主席如此信任和器重，黄克诚坚定了接受中央指令的决心。
在担任总后勤部部长期间，黄克诚迅速建立了后勤部的规章制度和工作方针，仅用很短的时间就使后勤部的工作走上了正轨，再次赢得了毛主席的赞赏。黄克诚在总后勤部的工作中还积极解决后勤保障中的实际问题。
在一次会议上，他详细分析了各部队的后勤需求，提出了具体的改进措施。为确保物资供应，他亲自带队到各地检查仓库，确保后勤物资充足和运转顺畅。他的努力使得总后勤部在短时间内实现了高效运作，部队的后勤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极大地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1955年授衔大会召开，黄克诚被授予大将军衔，这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对他出色工作和巨大贡献的充分肯定。授衔后黄克诚没有因此而自满，依旧勤勤恳恳地工作，继续为军队的后勤保障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他常常亲自到基层了解情况，听取部队的意见和建议，以便不断改进后勤工作。
晚年的黄克诚开始整理自己的回忆录，那时毛主席已经逝世几年了。黄克诚一生都崇拜毛主席，晚年时更是常常思念这位伟大的领袖。他在回忆录中多次提到毛主席，深情地回忆起毛主席对他的信任和支持。他写道：“毛主席是我们的领袖，更是我的导师和朋友，我一生都感激他的教导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