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致远,1904年出生,山东潍县人。
少年时期,刘致远用为人推磨挣来的钱买书苦读。读到师范,因生活所迫,就辍学了。为谋生生计,刘致远考入张宗昌的将校实习学校,一直做到旧军队团长。
期间,因受进步思想影响,刘致远于1933年5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他按照党的指示在热河领导千余人举行暴动。后来,他率领部队开赴察绥抗日前线,并先后任抗日同盟军十八师师长、第二军军长,与民族英雄吉鸿昌一起,领导军民同日寇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1934年,刘致远来到上海,在上海党中央代表机关从事地下工作。1936年,到达延安,进入抗大学习。
1937年初冬,刘致远从延安来到鲁西北。
刚来不久,刘致远和张维翰等同志受鲁西特委委托,去劝服两股土匪抗日。土匪打家劫舍,把杀人当作儿戏,此行是冒着很大风险的。大家怀着不安的心情去为他们送行。刘致远却非常冷静、沉着。他操着浓重的胶东口音,风趣地和同志们谈笑着。
刘致远身材高大魁伟,上穿一件疙瘩扣的对襟袄,棉裤上套一件土色粗布裤子,脚上的棉鞋已缝补过多次,是典型的鲁西北农民打扮。他的眼睛炯炯有神,眉宇间闪耀着光彩,给人以英俊刚毅的印象。
由于张维翰、刘致远等同志的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这两股土匪为民族大义所激,终于走上了抗日的道路。
1938年3月,刘致远任十支队机枪营营长。在半年多的时间内,他率领机枪营转战冠县、萃县和黄河以东大峰山区,和日寇进行了殊死的战斗。在斗争最艰苦的时候,刘致远表现了顽强的革命意志和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1938年11月聊城沦陷,国民党顽固派王金祥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调集大批兵力对我机枪营进行围剿。由于寡不敌众,在萃县、何店两次战斗中,我军接连失利。有些同志产生了悲观情绪。在转移的行军途中,刘致远满怀信心地对大家说:“鲁西北的人民富有革命传统,只要我们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和人民紧紧结合在一起,打人民战争,我们就会很快开创出一个新局面!"
1941年至1943年上半年,是鲁西北抗日战争中最艰苦的岁月。刘致远在日记中曾作过这样的记述:“日寇为推行华北强化治安运动,对我冀鲁豫一分区加紧了军事进攻,驻鲁西北的国民党军队在蒋介石‘曲线救国’的暗示下,相继投敌,使抗日局面更趋紧张。
日、伪、顽三位一体,先施以蚕食、扫荡,继之以分割、封锁,到处安设据点,在公路旁碉堡与碉堡之间挖掘封锁沟,把我们的根据地分割成许多三角形的小块。在扫荡中更施以烧、杀、抢之‘三光政策。往(平)、博(平)、阿(东阿)地区遍布枣树,也多被砍光。‘三光’之外,又多了‘一光’。加之遍受早涝雹灾,冠县、堂邑、馆陶方圆数十里变成了史无前例的无人区,真是尸横遍野,饿殍载道。
在此条件下,部队一面实行精兵简政,化整为零地同凶恶残暴的敌人作战,一面要同饥饿作斗争。我们吃的是树叶、糠炒面,马匹大多被杀掉充饥。但我们还是号召部队不与民争食,哪怕是几片树叶,也是如此。
一旦有缴获,大部要救济浴血支援我们的群众。同志们多患浮肿,大便不通,虱虫遍身。在我们行军的间隙里,有的战士生火烤衣服,虱虫掉入火中烧得卿啪作响(有时,我也要给战士们抠大便、捉虱子)。
在这种情况下,我常想起毛主席在抗大毕业证书上的题词:‘为人民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我坚信依靠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依靠鲁西北广大群众,胜利的曙光必望而可及。”
刘致远身为鲁西第四军分区司令员,和战士们同甘共苦,从不特殊。有一次,部队突围来到一个村庄。老百姓听说刘司令员来了,凑了两碗榆树皮高粱混合面,做了点面条。刘致远端起面条来到警卫班,一下子倒在了煮满树叶子的饭锅里,又用勺子搅了搅,自己先盛了一碗吃起来,他还招呼战士们一块来“会餐”。
大家看着他大口大口吃得那样香,看着他那原来一百七、八十斤重的高大身躯瘦得只有一百多斤了,颧骨高高突出,眼窝深深凹陷,腿和脚也浮肿了,眼睛不觉湿润了。看到同志们的表情,刘致远先是绷紧了脸,然后放声大笑。他说:“常吃眼泪的人,心肠会化软的。我们还要喝鲁西北的五河水、吃敌人的铁饺子哩l”刘致远所说的五河,是指黄河、卫河、徒骇河、马颊河、运河。铁饺子,指的是敌人的“铁壁合围”。
后来,生活越来越艰苦,刘致远对自己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战士们挨饿,他也跟着挨饿。在大家饥饿难忍的时候,他就给大家讲“黄粱美梦”的故事,或者给大家讲一段自己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有时穿着西服,摆出一副安然自若的样子,肚子却饿得咕咕作响,无钱买饭坚持斗争的故事。他总是设法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忘掉了饥饿。
在戎马控惚的战争环境中,在物质生活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刘致远对自己的学习抓得很紧。每到一个地方,天再晚,他也要看一会儿书再睡。他看得最多的是毛主席的著作和兵志史书。有一部线装的宋版十一家注孙子,他看了很多遍,在上面划了很多记号。
在一次会议上,他对干部们说:“我以前对孙子很迷信,看了毛主席的军事著作,才知道孙子兵法是有缺陷的。比如孙子对军队的管理是以严刑代替教育,不让士兵了解为什么打仗,为谁打仗,打什么人。他看不到战地居民的人心向背,过分强调了统帅的作用。我们从事革命战争的人,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他还说:“兵志史书上是没有‘分区’这个名词的。现在我们的仗如何打,一是要领会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二是要依靠群众。三人同行,必有我师。群众当中有很多诸葛亮,我们要经常去‘三顾茅庐’。”
刘致远非常注意及时总结经验。为了总结平原地区游击战和地方兵团单独作战的经验,刘致远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许多著作,阅读了不少历史书籍,他还通过各种途径搜集敌人的报纸进行研究。在几乎每天行军打仗的困难条件下,他挤时间写了“游击战问题研究”的笔记。此外,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了在平原地带坚持地道战的经验和发动群众瓦解敌军的经验。
刘致远对部队的学习非常关心,亲自到战士们中间当教员。他亲自和地方的同志商议,办起了随军中学和民友剧团,并经常去学校和剧团作些指示。
1941年春天,部队在东阿、在平交界的池桥,一面进行休整,一面开展热火朝天的学文化运动。学习条件很差,纸张极其缺乏。一次,通信班的两个战士把军用小锨敲得当当响,喊着“上课啦!”一面互相在对方的背上用石灰块画了两个字,站在那里让大家认,引起了大家的一阵哄笑。正在这时,刘致远进来了。两个战士伸了下舌头,认为司令员准会批评自己不认真学习,乱开玩笑。
谁知刘致远拿过小锨看了看,又用石灰块在上面写了几个字,然后说:“在这上面练字不是很好吗?行军打仗时,也可以写嘛”"大家都说:“妙,这样就不愁笔墨纸张了。”刘致远提倡的这个办法,很快就在部队推广开了。
刘致远很幽默。有一次,一个战士把“俘虏”写成了“俘虎”,他很有风趣地说:“在大平原上要俘‘虏’容易,要俘‘虎’就难了。”一个笑话帮助战士们分清了“虏”和“虎”的区别。
他经常给大家讲“铁柞磨绣针”的故事,教育大家学习要有毅力。他指出,学习就和行军一样,如果不一步步地走,就难行千里路。他教育大家学习要谦虚,不要骄傲。有一次,他打了个字谜问我们,自大一点是个什么字?大家都猜不出。刘致远就写了个很大的“臭”字,“臭”字的一点写得很小很小。他笑着说:“自大这么一‘点’,不就臭了吗?”战士们在哈哈大笑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我军终于战胜了一个又一个难以想象的困难,迎来了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局面。1945年春,盘踞在鲁西北的日、伪、顽军接连遭到我第一军分区的沉重打击。面对大好形势,刘致远充满信心。在一次军民大会上,他说:“形势的发展,犹如六月的荷花,越开越大。”在战斗的间隙里,他还写了很多诗文,寄托了对烈士的怀念,抒发了革命的激情,表现了他克敌制胜的信心。
刘致远的军事指挥才能是很出众的。驻聊城伪治安军第四集团司令部纠集聊城、在平、博平、平阴等地的敌人进行垂死挣扎。敌人以攻为守,妄图迫我在黄河北岸边决战。当时,第一军分区曾拟定了两个作战方案,一是集中全力吃掉向我进攻的敌人;二是北上齐河、禹城等县,然后再向西南运动,捕捉战机,消灭敌人。
刘致远缜密考虑后,放弃了这两个方案,采取了新的打法。部队先向博平虚晃一枪,就调头南下,集中主力突袭东阿城,一举全歼守敌,解放了东阿城。接着,乘胜发动了聊阳公路战役。5月23日夜,部队全线展开,分别将敌包围,经五天激战,全歼朱庄、古柳树、安乐镇、石佛、定水镇、郭店屯、陶楼等十六个据点的日伪军一千余人,斩断了聊城与阳谷之间敌人的联系。
五天的激烈战斗结束后,司令部的同志们听到刘致远在古柳树外壕指挥作战时,左手掌被敌人的子弹打穿造成骨折的消息,怀着焦急的心情,驰马去看望他。他正坐在椅子上,坦然地让医生给他做手术。手术时,没有麻醉药品,还要用药布穿透伤口反复擦洗,然后塞上黄碘药捻。
做这样的手术,没有坚强意志的人,是难以忍受疼痛的。但刘致远一边接受手术,一边谈笑风生。包扎完毕,医生擦去脸上的汗水感动地说,刘司令员的坚强意志,对我们医务人员是个很大的教育和鼓舞!刘致远笑着说:“我们消灭了那么多敌人,解放了那么大片土地,手疼,也疼得痛快,疼得开心。”几句话,把大家都说笑了。
聊阳公路战役结束后,刘致远伤未痊愈,又指挥战斗,扫清了高唐、清平等县的敌人。解放荏平,我军歼灭守敌二千多人,击毙了顽军旅长李歧山,而我军仅仅伤亡了50几个人。
解放荏平后,正值中秋节。受尽日本帝国主义蹂踱而翻身解放的人民群众和戎马征战的指战员们一起祝捷,观看了民友剧团演出的京剧《闯王进京》。演出后,刘致远感慨地说:“我们可要以李闯王为鉴戒啊。”刘致远的话,使当时在坐的同志都深受教育。
茌平祝捷后,刘致远调任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
1946年12月18日,他和杨勇司令员、张霖之政委一起指挥解放聊城的战斗。城未打开,他又奉命去豫北指挥战斗。
全国解放后,刘致远任平原军区司令员、山西军区第一副司令员。1955年2月5日,他在太原市一次军民大会上讲话,讲话尚未结束,就因患脑溢血逝世,令人万分痛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