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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速递 | 《士仕之间》:汉代士人宦海浮沉录|202408-15(总第279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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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春秋五霸逐鹿中原,至战国七雄鼎足而立,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终由秦帝国一统六合,开中国大一统之先河。

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也是一个思想碰撞、百家争鸣的时代。天下读书人(士),也就是诸子百家(儒家、法家、道家、墨家、阴阳家、纵横家、名家……),心怀“天下大同”的宏愿,穿梭于列国之间竭力游说,推销各自治国安邦的方略。

秦一统天下后这些士人流向了何方?在继秦之后的大汉王朝,士人的命运轨迹又经历了哪些转折?他们能否在庞大的官僚体系中觅得一席之地,将个人的政治理想和抱负付诸实践?

上述种种,正是《士仕之间——汉代士人与政治》一书所致力于探讨的问题。作为思库文丛·学术馆新近推出的再版佳作,该书以细腻的笔触,深入剖析了汉代士人历经三次身份转变的复杂历程,引领我们窥探中国古代社会变迁的深层脉络,重新审视士人阶层经世致用、‌心系天下的精神风貌和责任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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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历四方的活跃游士

西汉前期(高祖—武帝)

经过春秋战国以来的战乱纷扰,经过秦的酷政及楚汉战争,汉初的社会经济基础十分脆弱,民生极其艰难。在此背景下,社会亟需恢复元气,儒术一时难以推行,黄老之学的清静无为理念恰逢其时,催生了汉初特殊政治——“长者政治”。长者秉持黄老之道,内敛自省,但作为吏依然排斥知识,文化修养不足。萧何、曹参是“长者”中的代表性人物,“萧规曹随”反映了长者政治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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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楚汉传奇》剧照杨立新饰演萧何,徐晓健饰曹参

经过数十年休养生息,社会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各种社会矛盾暴露和激化,作为行政主体的长者政治也就完成了历史使命,随即儒士开始了走入政治的漫长历程。

“士”,本是贵族的最低等级,有食禄,在行政的中下层任职。在流动不已的社会中,处于贵族与庶人交接点上的士阶层震动尤为强烈,他们依凭自身文化传统上的优势,直面现实,积极参与政治,形成独具特色的游士品格。

游士之“游”,大体包括如下两层含义:从社会阶层来说,有很强的游动性,表明其社会角色的游移不定状态;从文化品格来说,有突出的主体意识,是社会中最为活跃的阶层。但在“游”的表象背后,潜藏着十分明确、专注的目的,就是实现自身在新的政治结构中的重新定位。因此,学以致位、由学而仕成为士的普遍实现路径。

游士之中不乏惟利是图、朝秦暮楚之辈,间或使自己位至卿相、荣华富贵,但士作为社会阶层总体上仍以道自任,并非蝇营狗苟,否则就不会有百家间的争鸣,这从儒士观念的凸显上充分反映出来。后世所说的 “士”,相当程度上受到儒士观念的浸润,儒士作为先秦游士之一,既具有一般士人的共性,又被赋予了道德、道义的向度,对理性、人文、伦理等人类基本价值表示认同与肯定。

秦处边陲,文化相对落后,却为关东游士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游士的活跃助力了秦的强盛,也让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稳固了地位,以至引起宗室贵族的恐慌。秦虽在法律上防范儒士,但文化发展的规律表明:一种文化传统的消除,仅仅依靠政治的手段是无法实现的。法家鄙视文化的性质决定了它无法实现文化统一的使命,随后焚书坑儒的极端行为更是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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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汉传奇》里于和伟饰演的秦始皇

秦焚书坑儒后数年中,游士仍很活跃。春秋战国以来的游士传统,在汉初得以延续。刘邦建立汉朝,既沿用了秦的法吏政治,又继承了游士的文化传统,使得汉初呈现出游士活跃、在反思秦政基础上对汉政进行设计的特点。

游弋于政治边缘的儒士

西汉后期(昭帝—新莽)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后,游士总体上开始转变为儒士,这是士人身份的第一次转变。

朝廷通过设太学郡县学培养大批儒士,又通过察举制吸纳大量儒士进入仕途。儒士数量剧增,儒士进入政治的正规渠道建立起来。由于儒士身份、角色转变上的迟缓性,自昭帝至新莽这段时间内,儒士在实际政治中仍处于从属的地位。文吏依然占主导地位,“以经术润饰吏事”或“以儒雅缘饰法律”成了该时期士人与政治关系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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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琳版画《汉代太学与独尊儒术》

在意识形态上,董仲舒的天人政治学说成为士人的价值标准,决定了他们的价值取向。在董氏学说的影响下,儒士“家天下”观念淡薄,并不将自己委于一朝一姓,虽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表现维护汉廷的强烈意识,但与后世的忠节有着质的区别。

这是因为维护汉廷就是维护“天统”“天命”。在一个王朝尚未最后失去天命之前,仍然是天意所在,只有当旧德无望、新德兴起之时,士人们才顺从天命,转向新德,政治状况是这种转变的决定性因素。王莽托古改制,利用儒士对儒学的信仰,轻易实现政权的易手,建立了新朝。这个过程中说明形而上的儒学与儒士远不能适应王朝政治的需要。

成帝以后,西汉政治每况愈下,汉德普遍受到怀疑,不再为社会留恋,王莽适逢其会,以新德面目出现,一时成为政治的重心,士人们在拯救汉德无望后转归王莽,王氏轻易转移汉祚,建立新朝,几乎以和平的方式实现了皇权的平稳过渡。

西汉的政治结局说明,儒士身份、角色转换迟缓的缺陷远远不能适应封建政治的需要,东汉建立后推行的“吏化”政策就是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加速儒士身份转换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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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王朝柱石的士大夫

东汉前期 (光武帝—章帝)

经过西汉后期吏的儒化和东汉前期士的吏化,最终士、吏合流,以士为主,形成封建政治的基础———士大夫阶层。儒士转变为士大夫,这是士人身份的第二次转变。士大夫阶层是士、吏由冲突到融合而形成的,这个过程是儒士逐步走向政治舞台中心的过程。

士人的吏化,指东汉王朝以行政的手段培育与加强士人的实际政治素质,改变士人“君子不器”的传统观念及能言不能行的现实状况,提升士人在政治实践中的地位与影响。这客观上加速了士、吏的结合,加速了封建政治的基础——士大夫阶层的形成过程,同时加速了士人身份的转换。

士大夫是一种新型政治人格,既有专制政治正统意识,又具有优事理乱的实践素养;既不像传统儒士那样清高自守,又不同于传统文吏峻峭刻薄;既是专制统治的维护者,又是正统文化的传承和传播者。

从身份上看,士大夫既可是出仕的官僚,又可是未出仕的士绅。官僚阶层构成行政的主体,负责具体行政事务的“胥吏”地位大为降低,后世常用的“官吏”道出了官僚与胥吏间的分别。如果说官僚的职能主要体现在政治实践上,那么,士绅的职能主要体现在文化传承、社会教化上,维护社会价值观念及道德教化等。官僚和士绅同为士大夫的组成部分,充当专制政治的基础。按照吴晗的看法:“官僚就是士大夫在官位时的称号,绅士是士大夫的社会身份。”

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看,作为世卿世禄制贵族最低等级的“士”阶层,终于完成了自身身份的转换,实现政治角色的重新定位。在社会结构的巨变和重建中,士阶层的小部分下移为庶人,而主体部分却以文化知识为凭借转身成为士大夫,成为封建政治的强固基础。

士大夫政治人格的内涵虽然代有不同,但其模式与作用终封建之世未有变化,成为王朝的中流砥柱、国家政治的基石。

名士风流背后的血与泪

东汉后期(和帝—献帝)

和帝至献帝时期,每朝的政治都是外戚—宦官专制的循环往复。外戚、宦官作为王朝政治的异己势力,与王朝政治的基础——士大夫阶层截然对立。在循环往复之中,政治腐败的程度日益加剧,士大夫的匡时救世与砥柱中流作用日益凸显。在与外戚、宦官势力的两阵对垒中,士大夫阶层自然地结成政治集团,被称为“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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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体现出强烈的王朝政治意识,矛头直指外戚、宦官。在与宦官、外戚的斗争中,士大夫政治人格集中体现为强烈的王朝意识,以澄清天下、整肃风纪为己任;性格耿直方正,嫉恶如仇,斗争坚决。

在坚决斗争的同时,士大夫的政治人格也逐渐转向,酷烈的斗争构成转向的前提。转向,指意识向度上的变化,非指政治人格模式上的变化。士大夫强烈的王朝意识换来的却是残酷镇压的回报,两次党禁尤其是第二次党禁,死者百余人,受牵连而死、徙、废、禁者达六七百人,忠而见疑、忠而被弃对士人心理构成巨大的伤害,士大夫逐渐疏离政治,政治人格发生转向:由外在名分走向自我天地,清议由评人论政转向人伦品鉴和形而上学的清谈。

比如郭泰选择疏离残酷的政治斗争,以求全身远祸;王符自称“潜夫”,隐居著成《潜夫论》;仲长统“叛散五经、灭弃风雅”,“开魏晋旷达之习、玄虚之风”。士人对个性自由与精神解脱的追求,催生了名士阶层的诞生。从士大夫转为名士,这是士人身份的第三次蜕变,也是他们面对社会变革时的一种独特应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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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苏显祖《仲长统乐志图》

从人的发展来说,政治人格的转向意味着挣脱正统的束缚,发现自我,具有进步的意义。但在当世,这种转向却饱含着士大夫的血和泪。曾参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确乎成了士人的座右铭。士人有着自身的文化传统,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因此士人与政治的关系有超越功利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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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仕之间 : 汉代士人与政治》 王保顶 著江苏人民出版社·思库2024年7月出版ISBN 978-7-214-27464-9

◎ 内容简介

两汉四百余年间,士人的身份经历了三次变化:由游士到儒士、由儒士到士大夫、 由士大夫到名士,士人群体由游走天下的百家诸子进入王朝政治的结构之中。这个过程既是政治塑造士人的过程,也是士人适应政治的过程。本书主要探讨了汉代士人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演变轨迹,探索士人政治身份转变的历史意蕴,系统梳理、全面呈现了士人从先秦时期怀抱道术、指点天下的自由知识分子,转化为东汉中后期内嵌于专制统治体制之中的科层官僚的全过程。

◎ 著者简介

王保顶 历史学博士。长期从事编辑出版工作,策划多项重大图书出版项目,多次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国家大奖。专著《前四史解读》入选“中国好书”月榜;在《民族研究》《中国史研究》《孔孟月刊》等海内外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

导 言 1

第一章 “长者政治”与游士遗风(高祖—武帝) 12

一 "长者政治 ” 12

二 游士遗风 20

三 政治设计的完成及游士的终结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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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独尊儒术”后的士人与政治(昭帝—新莽) 60

一 "以经术润饰吏事”:儒士处于从属地位 61

二 由扶汉到附莽:士人政治取向的逻辑转变 83

第三章 士大夫政治人格的形成(光武帝—章帝) 103

一 专制政治理论的确立 105

二 吏化:儒士身份的转换 119

三 士大夫政治人格的形成及特点 138

第四章 士大夫政治人格的实践及转向(和帝—献帝) 149

一 士大夫政治人格的实践 149

二 士大夫政治人格的转向 162

结 语 176

附 录 185

游士文化传统及其终结—西汉武帝以前士人阶层的演变 187

论董仲舒五德终始说的影响及终结 202

论董仲舒与司马迁《史记》著述之关系 217

汉代灾异观略论 233

由扶汉到附莽:西汉后期士人政治取向的转变 248

王符、郭泰、仲长统:汉末士人政治品格转向的递进轨迹 263

参考文献举要 276

后 记 283

再版后记 286

整理 | 布布 排版 | Lek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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