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海海战是惨烈而悲壮的，北洋海军官兵付出了巨大的生命代价，马吉芬在描述“镇远”舰战后的情景时说：“战斗甫毕，各舰施行检查，但见尸骸累累，血肉满目，凄惨之象，莫可言宣。镇远前桅楼中，原装小炮两门，配置测距士官一人，炮员五人，此时阗无声息，比登桅查之，则悉桅楼中敌一弹，六人俱已阵亡，始恍然前者沉默之原因。”
然而，这毕竟是一场失败的海战，反思和追问比悲伤和慨叹更有意义。分析这场海战失败的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
第一，战前缺乏部署和准备。
一场战争的成败，战前准备是关键。军事家毛泽东所说的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指的就是战前准备对于夺取战争胜利的重要性。从1894年6月开始，中日之间就已显露出战争的迹象，7月，战争一触即发，丁汝昌对此了然在心。然而李鸿章徒劳无功的外交斡旋和“保船制敌”的方略，严重误导了丁汝昌，加之武器装备陈旧，舰船数量不足，均使丁汝昌不能下定与日本舰队决战的决心。关于这一点，从丁汝昌在黄海海战前一系列消极表现中就可看出。
有学者认为，无论是战争准备欠缺，还是战术意识薄弱，均是由丁汝昌这位陆将的无能造成的。这种观点未免过于片面。毋庸置疑，丁汝昌乃至大多数管带没有经过海战实践，是战争准备中出现纰漏的一个重要原因，可丁汝昌也是从战争中走过来的人，作战需要准备这样的简单道理他不会不懂，一些关键准备工作的缺乏，如没有安排接替指挥人员、没有评估弹药量、没有制定战术预案，等等，均不是只用“无能”二字就能解释的。
况且，即使丁汝昌“无能”到如此地步，他的身边还有一批经过长期历练的舰船管带，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也不至于让战前准备如此糟糕。由此看来，北洋海军缺乏战前部署和准备的最主要原因，并不是丁汝昌的“无能”，而是丁汝昌面对光绪皇帝和李鸿章相互矛盾的战争指导，做出了消极反应。
从海战的实际情况看，北洋海军作战部署和准备的缺乏，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没有预定海战战术方案。虽然在丁汝昌的思维中战术是必不可少的，在战前他也在努力体现自己的战术设想，提出了“三点原则”，但“三点原则”并不能代替完整的战术方案，它仅仅是海战开始时的战术规定，无法贯穿于海战的全过程。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在黄海海战前丁汝昌曾经拟定过海战战术方案的史料记载。
所以在海战中，北洋舰队战术单调，阵形呆板缺乏变换，姊妹舰之间战术配合毫无发挥，各舰管带木然应付，在敌人不断变换的阵势中，束手无策。舰队失去统一指挥并不是各舰放弃战术配合的理由，虽然旗舰“定远”无法发号施令，但各舰之间的联络并未被破坏，如果战前有战术预定方案的话，舰与舰之间完全可以形成临时编队，特别是姊妹舰之间，越是舰队失去统一指挥，越是发挥两舰协同作用的时候，可遗憾的是，自始至终没有任何一艘军舰的管带给姊妹舰发出过统一行动的信号，这其中除了各舰管带战术意识薄弱外，缺乏战术安排是最主要的原因。没有战术安排带来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勇者过勇，不待号令而争先；怯者过怯，不守号令而退后，此阵之所以不齐，队之所以不振也”。
相比之下，日本海军战术运用灵活得当，第一游击队和本队之间始终保持着战术配合，如果没有战前的严格要求，很难达到如此程度。
第一游击队：松岛.浪速.秋津洲
二是战斗阵形演练不精。虽然北洋海军早有战斗阵形的选定，也进行过针对性的操练，李鸿章就曾称赞这种阵形“尚能整齐灵变”。但由于丁汝昌平时执行任务时多率领少数军舰出航，全舰队进行阵形演练的机会少之又少，只有大操和接受校阅才是全舰队演练的宝贵机会，并且这时的演练是不带战术背景的演练，各舰可以从容地驶到各自的位置上，让阵形整齐而美观。这样一来，战斗阵形的练习就难以做到精细化和复杂化，建立在想定基础上的阵形变化预案就难以形成。
余思诒曾评论说：北洋海军的阵形“种种变化神妙不穷⋯⋯故必韬略素谙，胸有成算，方克胜任。各船尤宜让出前后左右炮路，若不操演纯熟，将何以制胜哉?”由于演练不精，在海战中各管带对阵形的变换显得十分生疏，由夹缝鱼贯阵变为夹缝雁行阵时，就因各舰航速不一而使两翼军舰不能运动到位，这是事先应该有所预料并加以避免的，可是在接战的关键时刻，这种情况依然发生了。
特别是在遇到敌舰运动干扰的时候，作战阵形没有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变换，仅以简单的“舰首对敌”应对之，使阵形顿时演化成束缚各舰手脚的枷锁。正如“定远”舰枪炮大副沈寿堃战后检讨的那样：“平日操演船阵，阵势总须临时应变，不可先期预定。预定则各管驾只须默记应操数式，其余则可置之。
临时随意挂旗，示演各阵，则各管驾不得不全图考究。临事既无生疏舛错之患，亦能出奇制胜。”可是在黄海海战中，“嗣敌左右包抄，我未尝开队分击，致遭其所困，此皆平时操演未经讲求，所以临时胸无把握耳”。“定远”舰枪炮二副高承锡也说：“水师迎敌阵式，当于平时议定交锋变化阵图，常常操练。或以两队船只，一作敌船，一作我船，在洋作交锋之势，操演烂熟。不致临敌之时，有阵乱致败之患。”
三是没有设定处置突发情况的预案。战争是残酷的，往往要伴随着大量人员的伤亡，海战尤其如此。指挥官的位置，历来是敌人攻击的首要目标，指挥官的牺牲和舰艇指挥功能的丧失，均应在意料之中，必须事先做出适当安排，这是战争的常识性问题。在明代郑和下西洋的时候，皇帝为郑和船队专门设置了郑和和王景弘两名正使太监指挥船队，目的之一，就是准备在船队出现意外、郑和失去指挥能力之时，由王景弘接替郑和完成下西洋任务。一支以和平为使命的船队尚且如此，一支面临着残酷海战的舰队有什么理由不这样做呢?可北洋海军恰恰没有这样做。
笔者认为，这不是丁汝昌想不到，而是他没有下定与日本舰队进行决战的决心，更对海战的残酷性和激烈性估计不足，造成舰队在开战不久即失去统一指挥，始终处于各自为战的混乱状态，各舰之间没有配合、没有援应，被日本舰队牵着鼻子走。而日本舰队的计划和有序，令西方观战人士感到震惊，他们评价说：“中国人的情况越来越坏，日本的战舰动作协调，保持一致”。
四是携带弹药不足且质量存在问题。枪炮子药是海战中赖以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必备武器，关系重大。可是在黄海海战中北洋舰队的炮弹数量明显不足，关于这一点，在“镇远”舰上的马吉芬和在“定远”舰上的戴乐尔战后都有披露，汉纳根也在回旅后报告说：“我军船炮皆经受伤，军火亦经用罄，乘夜驶回旅顺。”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则在一封信中透露了北洋海军缺乏炮弹的原因。他说：“克虏伯炮有药无弹，阿姆斯特朗炮有弹无药！汉纳根已受命办理北洋防务催办弹药，天津兵工厂于十日前就已收到他所发的赶造子弹命令，但迄今仍一无举动！他想要凑集够打几个钟头的炮弹，以备作一次海战，在海上拼一下，迄今无法到手。
最糟的是恐怕他永远没有到手的希望了！”这样，负责生产炮弹的天津机器局和负责调拨炮弹的天津军械局就成了炮弹缺乏的罪魁祸首。
于是，长期以来，人们将矛头对准天津军械局总办张士珩，认为是他利用与李鸿章的舅甥关系，在弹药供应中营私舞弊，影响了北洋海军的作战，应负全部责任。其实，这只不过是人们在愤怒情绪下的一种误解，张士珩的确是李鸿章的外甥，军火生产和供应中也的确存在营私舞弊行为，可是在黄海海战前为北洋海军提供的弹药数量，却不像人们想象得那样缺乏。1894年12月9日，直隶候补道徐建寅奉皇帝之命到威海查验北洋海军弹药情况，得到了这样的结果：
存于“定远”“镇远”“靖远”“来远”“济远”“平远”“广丙”等七艘军舰上的各种炮弹计有： 305毫米炮开花弹293枚， 钢弹244枚； 260毫米炮钢弹35枚; 210毫米炮开花弹271枚,钢弹163枚;150毫米炮开花弹852枚,钢弹202枚, 子母弹109枚; 6英寸炮开花弹137枚, 钢弹23枚; 120毫米炮开花弹205枚, 钢弹38枚。共计2572枚。
存于刘公岛弹药库中的上述各舰备用炮弹计有：305毫米炮开花弹110枚；
210毫米炮开花弹681枚；150毫米炮开花弹385枚， 6英寸炮开花弹340枚；
120毫米快炮开花弹157枚。共计1673枚。
上述两部分炮弹共计4245枚，除去黄海海战后至徐建寅查验北洋海军弹药前这段时间里运送至威海的305 毫米炮开花弹160枚、210毫米炮开花弹100枚、150毫米炮开花弹100枚,[2]其余3885枚, 均为黄海海战剩余炮弹。这意味着多数炮弹存放于弹药库中，并未搬运上舰，再次说明丁汝昌战前没有做好与敌决战的准备。
当然，炮弹不缺乏并不代表炮弹的质量过硬，虽然张士珩不是人们想象得那样是造成北洋海军弹药缺乏的罪魁祸首，但天津机器局生产的炮弹存在质量问题却是事实。因为此事与海战关系甚巨，所以战后北洋海军官兵对因炮弹质量问题造成的发射障碍印象深刻，他们众口一词表示责难。“来远”舰帮带大副张哲溁说：“至所领子药，多不合式，亦不切备。东沟之役，有因弹子将罄而炮故缓施者，有因子不合膛而临时减药者。”“定远”舰枪炮大副沈寿堃也说：“中国所制之弹，有大小不合炮膛者；有铁质不佳，弹面皆孔，难保其未出口不先炸者。即引信拉火，亦多有不过引者。
临阵之时，一遇此等军火，则为害实非浅鲜，故不可不慎之于平日。”“定远”舰枪炮二副高承锡则指出：“枪炮子药乃军务极要之件，制造之时须较以规矩，求其性力，认真试妥，然后取用，方无防害。若仍照前例，不论合膛与否，炸力大小，能否及远，塞责成工。
不但战时用之有害，即平时用之，也受害不浅矣。”这些都是经历战场残酷磨难之后发出的由衷感慨。弹药质量问题导致的严重后果不言而喻，轻则延误舰炮发射，造成火力不足，重则导致意外伤害，造成不必要的牺牲，无论哪种后果，都是对战斗力的极大削弱。
第二，武器装备与敌有差距。
衡量一支舰队的战斗力有多项指标，包括舰船数量、军舰吨位、质量、航速、舰炮数量及性能，等等。比较甲午战前中日海军的上述指标就会发现，北洋海军的总体实力严重弱于日本海军，战前李鸿章、丁汝昌等人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极力推动清政府购买舰艇，试图弥补中日海军间的实力差距。可是，由于前述原因，他们的努力没有成功，迫使李鸿章和丁汝昌转而争取单项指标的改善，比如更换舰炮，提高射速和精度。1894年3月底，丁汝昌上书李鸿章：
“镇远”“定远”两铁舰原设大小炮位均系旧式，“济远”钢快船仅配大炮三尊，炮力单薄，“经远”“来远”钢快二船尚缺船尾炮位，镇、定两舰应各添克鹿卜新式十二生特快炮六尊，“济远”“经远”“来远”三舰应各添克鹿卜新式十二生特快放炮二尊，共十八尊，并子药器具。又，“威远”练船前桅后原设阿摩士庄旧式前膛炮，不甚灵动，拟换配克鹿卜十生特半磨盘座新式后膛炮三尊，并子药等件。均系海防必不可少之要需，请查核酌办。
李鸿章将丁汝昌的请求上报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得到的答复是：此项炮位关系军舰待用利器，令将约需银数奏明办理。李鸿章当即饬令天津军械局和支应局司道核算所需款项。军械局和支应局报称：
前项添购新式炮位，共二十一尊，均连子药器具，按照克鹿卜厂定价确核估计，连运脚、保险等费共约需银六十一万三千四十余两。查奏定海军章程，凡添购大批军火，应由海军衙门核明，另行添拨，不在常年经费之内。
有鉴于此，李鸿章感到：
目下海军衙门、户部同一支绌，若添此购炮巨款，诚恐筹拨为难，再四筹画，查每年由海军衙门额定领银二十万两，转备“镇远”等八船常年煤修及随时添置各物之用，近来支放力求搏节，拟自本年起，会商海军提镇，凡八船常年添置各件酌量停减，即就备用项下设法匀凑，移缓就急，将“镇远”“定远”两铁舰应添克鹿卜十二生特快炮十二尊先行订购，连开花子药器具，共估需库平银三十五万四千余两，暂由备用款内分年拨付，仍归八船报销案内造报。其“济远”“经远”“来远”“威远”等四船应购各炮，俟“定”“镇”二船炮价付清后，如备用项下仍可腾挪，再行陆续添购等情，开单请奏前来。
他特别指出：
臣查德厂新式快放炮，每六分钟时可放至六十出之多，其力可贯铁数寸，实为海上制胜利器。各国师船争先购换，北洋海军铁甲、快、练各船原设炮位，当时虽称新式，但较现时快炮实觉相形见绌，且海军以“定”“镇”“经”“来”铁快等船为巨擘，船坚尤须炮利，若炮位不多，单薄过甚，遇有缓急，固不足恃，亦无以壮声威。亟宜逐渐添购，以资战守。惟是饷项支绌，巨款难筹，兹拟于八船经费备用额款内竭力匀凑，先购“定”“镇”二船快炮十二尊，俟有赢余，陆续购置。似此分年办理，既有裨于军实，亦无须另筹帑项，殊属搏节得宜。
由此可见，为了更新舰炮，李鸿章可谓绞尽脑汁，可此时距丰岛海战爆发仅有三个多月的时间，在这短短时间里，要克服重重障碍，将这12门120毫米克虏伯炮装上“定远”和“镇远”，谈何容易。最终，弥补中日海军之间实力差距的最后机会还是丧失了。在黄海海战爆发五天前的9月12日，丁汝昌还期望于次日晚上率大队赴旅顺，与龚照玙商量为“经远”“来远”配置后炮。
从参战舰艇数量来看，北洋舰队有14艘，日本舰队有12艘，表面上看北洋舰队多于日本舰队，但实际上北洋舰队有4艘舰艇不仅参战为迟，而且没有发挥太大作用，只能看作双方舰艇数量相当。但在吨位上，即使以14艘计，北洋舰队的总吨位也只有32600 吨左右，而日本舰队12艘军舰总吨位达39600吨左右，比北洋舰队多了整整7000 吨。
再看军舰的质量，北洋海军各舰大多是19世纪80年代服役的，而日本海军各舰大多是19世纪90年代服役的，在海军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十年时间几乎完成了一代产品的更新换代，这一点从两支海军的舰速和舰炮性能即可看出。
日本舰队除了“赤城”“西京丸”等弱舰航速较慢外，大多数军舰航速都在15节以上，第一游击队四艘军舰的平均航速达到19.4节，“吉野”舰航速竟高达23节，这是日本舰队能够在海战时保持完整战斗阵形，并进行高速机动的根本原因。反观北洋舰队，除“致远”“靖远”的理论航速为18节外，其余各舰航速均在14至15节之间，且由于均为老舰，实际航速已经达不到这样的水平了，这是北洋舰队从一开始就没有完成战斗阵形变换的原因之一。
吉野号巡洋舰
军舰航速是实现战术意图最重要的保证，航速的巨大差别，带来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北洋海军参战军官的检讨即是证明：
大东沟之役，敌变动至灵，转瞬一阵，我军变换阵势尚未完竣，已被其所围。虽有夺天之巧，亦难插翅而飞也。
战船贵快，快则变阵容易，易于取胜。如大东沟之战……我船迟慢，变化艰难，所以受敌致败。
敌受伤退，我船不能追。是两军相对，而彼得进退自如。
舰炮性能，更是关乎海战胜负的关键因素，尤其是发射速度，其重要性已经远超口径和射程。北洋舰队12艘参战军舰共有100毫米口径以上炮58门，日本舰队则有104门，是北洋舰队的1.8倍，而且大多数是速射炮，其中“松岛”“严岛”“桥立”各装有11至12门120毫米口径速射炮；“吉野”“秋津洲”“千代田”等舰也各有120毫米、150毫米口径速射炮8至12门。此外，100毫米口径以下炮北洋舰队装备有163门，日本舰队装备有171门，日方也占优势。虽然在海战中“松岛”“严岛”“桥立”三舰的320毫米口径巨炮仅发射了13次，其威力并未得到充分发挥，但速射炮的威力发挥得淋漓尽致，从而弥补了巨炮的缺陷。
"吉野"舰原厂图纸中的速射炮图纸.
相比之下，北洋舰队各舰速射炮极少，虽然“定远”“镇远”充分发挥了305毫米口径巨炮的作用，但这也是缺少速射炮的必然表现，其威力再大，也难抵众多速射炮的威力。根据当时测算，120毫米口径速射炮每分钟可发射8至10发炮弹，150毫米口径速射炮每分钟可发射5至6发炮弹，而同样口径的旧式舰炮，其发射速度仅为50秒一发。旧式舰炮的火力毫无疑问要受到速射炮的压制，造成张哲溁所说的“我开巨炮一，敌可施快炮五，如不命中，受敌已多。我又无快炮以抵”的不利局面。
第三，管带纪律意识太薄弱。
虽然《北洋海军章程》没有对战场纪律做出明确规定，但纪律意识是军人
最基本的素质之一，这是由战争的特性所决定的。无论是陆军出身的丁汝昌，还是经过海军专门训练的各舰管带，都应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可是，纪律观念的形成，与一个国家的文化状态以及这个国家所处的时代有着密切的关系。晚清时期，社会文化的衰落和社会管理的紊乱，必然会在军队建设中反映出来。纲纪废弛、军风败坏，是晚清军队的必然特征。北洋海军作为一支封建体制下的近代海军，西方军队的管理模式，可以使其焕发出一时的生气，但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它的基因。
洋员琅威理曾经的努力，一度让北洋海军有了近代海军上升时期的精神状态，但最终也未能消除它懈怠和散漫的痼疾。“来远”舰帮带大副张哲溁对北洋海军存在的问题做了这样的总结：
号令不严。平时旗号、灯号，多有迟久答应。一令既出，亦多催至再三，方能应命。用之已贯，及有事之秋，难免无缓应机宜之病。
辅佐乏才。军兴以来，未闻有上制胜之谋者。提督与诸将画策之时，有口是而心非者，有唯唯而退者。员弁有言，多因避嫌不敢上达。至临敌之际，各自取巧为己，不顾大局。
纪律不严。海军将士难无贤劣之别。不肖者，碍情不加处治。故众多效尤。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相习成风，视为故态。下属不敢发上司之非，上司亦能隐下属之过。甚至临阵退缩，畏葸不前者，不加查察。而功罪倒置，物议沸腾。
将就任使。军中员弁，有才力不胜者，有学问不及者，有毫无所知其所司之职者，滥厕其间。或碍于情面，或善于逢迎，或忠于节费，擅一艺微长，洵足因循过日。至临敌将就为用，不顾贻误于全船。
军心不固。兵士之定乱，视将领之才能。我军将领，有临事确操把握者，兵士自以为可靠，固亦不少。其有军务吃紧，遇事张皇，而神形变色者，兵士见之难免生惶恐之心。一船如此，告知他船亦然。
将士耽安。前琅威理在军中时，日夜操练，士卒欲求离船甚难。是琅之精神所及，人无敢差错者。自琅去后，渐放渐松，将士纷纷移眷，晚间住岸者，一船有半。日间虽照章操作，未必认真，至有事之秋，安耐劳苦。
情面太重。学生练勇为海军之根本，老少强弱，敏钝不齐，难免无得情荐手之弊。在军中资格较深，才力较胜者，久任不得升。而投效之人，入军便膺其上。
奖恤失当。海军经仗之后，无论胜败，其各船中奋勇者有之，退缩者有之，使能分别赏罚，庶足以鼓人心。我军仗后，从无查察，其畏葸避匿者，自幸未尝冒险。其冲锋救火奋勇放炮者，尚悔不学彼等之黠能。
这些弊端，平时无人追究，外人便难察其详，战时则危害极深。黄海海战一开始就出现了“勇者过勇，不待号令而争先；怯者过怯，不守号令而退后”的现象，当舰队失去统一指挥时，各舰也同时失去了纪律约束。特别是下午3时30分“致远”沉没之后，北洋舰队的混乱局面顿时加剧，“济远”“广甲”先后逃跑，“经远”“来远”“靖远”“平远”“广丙”未发出任何信号便相继离开战场，仅剩“定远”和“镇远”在战场上苦苦支撑。
战场上的逃离行为，不特是对战斗力的严重削弱，更是对官兵士气的沉重打击，方伯谦、吴敬荣等人放弃军人责任、丧失战斗意志的行为对海战产生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据日方统计，北洋舰队各舰撤出战斗时，“来远”中弹225发，“靖远”中弹110发，“平远”中弹24发，“济远”中弹15发，这说明，北洋舰队多数军舰撤出战斗并非不堪任战，而是与军心动摇有关系，这种情况对后续战争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反观日本舰队，弱舰在遭受重创后撤离战场，无不发出信号告知旗舰。下午2时15分“比睿”撤出战场，发出“本舰火灾，退出战列”的信号。不久，“西京丸”也发现“比睿”和“赤城”均处于危险状态，迅速发出信号通知本队和第一游击队救援。当“西京丸”受到四艘中国军舰攻击时，及时发出了“我舵发生障碍”的信号，然后匆忙逃离战场。上述三艘逃离战场的弱舰，除不堪任战的“西京丸”经过救火补漏后直接返回临时锚地外，其余两舰均设法归队。排水量仅有600余吨的“赤城”号，侥幸逃脱追击后，经过军事清点、补充兵员，“三四小时之后重新返回本队”。已服役16年的旧舰“比睿”号，“由于起火，终于不能与本队一起行动，暂且返回临时停泊地，把伤员委托给运输船，然后和海门一起重返战场。”
此外，第一游击队始终听从本队号令，坪井航三无论如何发挥主观能动性，均未有置本队号令于不顾，我行我素之行为，各舰亦然。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中日海军军官的纪律意识存在明显的差别，北洋海军军官纪律意识的淡薄，是加速海战失败的重要因素。
第四，官兵战技术水平不高。
官兵的战术、技术水平，是夺取战争胜利的另一个先决条件。在战术方面，北洋海军各将领与他们的对手之间存在较大差距。海战中，日本舰队上至司令长官，下至各舰管带，都时刻注意体现战前形成的战术意图，舰队的两个战术群自始至终保持着密切配合，即使出现配合上的偏差，也会在机动中加以弥补。而北洋舰队自展开“夹缝雁行阵”之后，再无任何战术可言。诚然，这主要是由丁汝昌缺乏战术安排造成的，但各舰管带战术意识的薄弱也是重要因素之一，否则，姊妹舰设置的意义怎会毫无体现?
在技术方面，据日方统计，日本舰队海战中共发射大小口径炮弹20921发，仅“定远”“镇远”“来远”“靖远”“平远”“济远”六舰， 就被命中753发，被击沉的“致远”“经远”“超勇”，被击伤的“扬威”中弹数量当会更多。虽然我们在中方史料中找不到北洋海军发射炮弹数量以及命中敌舰数量的记载，但从日本舰队军舰一艘未沉并修复很快这一事实来看，命中率当不会很高。这其中除了装备原因以外，官兵的军事技术水平不高也是重要原因。斐利曼特曾说：“倘使华舰各将领皆精练海战之学，日舰可成畜粉。”此话不无道理。
总而言之，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的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在此进行梳理，为的是更好地总结战败教训，为今天的海军建设提供有益借鉴，绝无否定北洋海军官兵为民族付出的牺牲之意。
相反，笔者认为，绝大多数官兵在海战中表现出来的爱国和牺牲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我们今天继承和弘扬。
可是，近年来有学者为了突出北洋海军官兵的战斗精神和军事素养，不顾客观事实，过度夸大中日双方装备技术差距对海战的主导作用，隔断了腐朽的封建制度与北洋海军之间的联系，一味拔高北洋海军官兵的技术素养和道德品质，这不仅无益于总结甲午海战的惨痛教训，更无益于总结和弘扬中国传统爱国主义精神，不是历史研究者应该具有的科学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