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降，特别是清代以来，苏州的金石学风较为浓厚。苏州文人依托于苏州丰富的金石遗产，编撰了不少乡土金石志。其中，明代陈暐等人编撰的《吴中金石新编》虽不是最出名的，但确实是较为特立独行的一本。当纪晓岚为编修《四库全书》而翻开这本书时，博闻多识的他竟也略感诧异。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集部）（局部）纪昀 清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拓片金石，纪晓岚经眼不少；名家著作，他也不在话下。正是他深谙金石著作体例，才能察觉到《吴中金石新编》的别致之处。因此在欣赏之余，纪晓岚等人才会赞誉此书选文“独取”且颇为“谨严”。但即便是纪晓岚等人，对这本书也仅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而这其二，却要我们回到明朝弘治年间的苏州，回到那与水抗争的时代，回到陈暐、邝璠、浦应祥和祝允明等人之间才能获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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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上治水
这本书的缘起，或许得从苏州弘治年间的几场治水说起。苏州地势卑下，水系发达，在哺育了苏州百姓的同时，亦为苏州百姓带来了不少烦恼。就在苏州城东二十几里处就有一处名为沙湖的湖泊，其北多膏田，是太仓、昆山、嘉定和崇明等地百姓的必经之地，但沙湖并非年年太平：
其中多舟辑，人以为患者尤甚，不独此尔。旁有盗薮，以行劫为业，客州为风波所阻，集于岸下，多不能免，人益患之。
沙湖湖内不仅风波怒吼，期间还有盗贼作乱，导致旅客踯躅不前。昔人亦有筑堤除患之意图，但碍于土石无所筹措而作罢。弘治九年（1496），提督水利工部主事姚文灏来到苏州，掀起了弘治年间苏州治理水患的小高潮。历史的偶然性为历史的发展埋下了无限的可能，此次苏州集中治理水患的行动，或许还促进了一部吴中金石记的诞生。
苏州府全境水利图
修堤之事绝非姚文灏一人即可胜任，而是需要苏州各地官员的通力协作。在沙湖治理成功后，苏州文人吴宽就在《沙湖隄记》中提及在此事中多有赞襄之举的苏州地方官员：
于此是役也，前守为史侯简，今为曹侯凤，皆经画其事者。若通判陈暐、知县刘珂、邝璠、县丞陈谦、窦胤、主簿喻秉、则劳绩并着皆可书者。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关注于两个人，那便是当时的苏州通判陈暐和吴县知县邝璠，他们都是后来编撰《吴中金石新编》的主角。关于陈暐的记载寥寥无几，据《本朝分省人物考·河南彰德府卫辉府》载，陈暐乃是汲县人，成化年间在临清任教，弘治九年任池州通判因为官清慎，不久便升任苏州通判。最关键的是，陈暐在苏州是因为“以障水功”才再次得到了升迁，这暗示了陈暐在弘治年间苏州水患治理行动中的重要性。
陈暐在苏州赞襄治水之事，总共有四次之多。首次便是于弘治九年赞襄姚文灏修建沙湖堤坝之事，但这件事发生时陈暐刚刚到任不久，故而陈暐本人可能并未在此事中发挥太大的作用，所流传下的文献中也未曾提及陈暐在该事的具体表现。
弘治十年（1497），姚文灏决定疏通同样为患已久的至和塘，在此次治水运动中，陈暐是真真切切参与到了其中。《吴中水利全书》说姚文灏“委苏州通判陈暐、昆山县知县张鼒募工开濬”，说明此事的实际执行者可能就是陈暐等人，而这次治理至和塘的结果则是“東自新洋江口起西至九里橋凡長四千九百六十五丈”。同年冬，姚文灏再次主持疏通七鸦浦之事，此事经陈暐、张鼒和常熟县知县杨子器等三人的筹划，召集两县近浦之户二万二千三百人，疏通了自尤泾东至大樨湾凡五千五百九十丈的水道，历经半月而成。姚文灏在《重濬七鸦浦记》中特别提及了陈暐等人的功绩：“盖陈以职专水事，昼夜经理，虽监司以他务，督起至被，谴怒不为去。”可知陈暐在治水事业中的勤恳与认真。
苏州府全境水利图
图中圈出区域即为沙湖和至和塘，沙湖在下，湖川塘在上，隐隐约约可以看见沙湖北部有一道堤坝
与前三次治水之事不同的是，陈暐在苏州参与的最后一件治水是以主导者的身份出现的。弘治十二年（1499），郡人吴贤等人上书有司，希冀官方可以组织人手修浚太仓北部的湖川塘。湖川塘是块顽疾，反反复复已经修浚多次，吴贤等人的奏疏受到了极大的重视，很快这事就被委托给了尚在苏州且经验丰富的陈暐。得益于祝允明在治水后所写的《重濬湖川塘记》一文，我们得以知晓陈暐和太仓通判黄谱主理修浚湖川塘的不少细节：
（陈暐和黄谱）往相度得其理，乃鸠州万有五千夫，崑山千有二百夫，桃抉涂泥，导诱线路，畚插任扉，聚蚁运。二公躬往视之……讫事于明年春三月十三日。
此次修理湖川塘的效果极为显著，据祝允明称：“于是水道流利而田野辟，舟檝便租赋复，上下赖之”。
太仓州全境水利图
图中圈处即是湖川塘所在地
民众的群体记忆往往能够反映出某人某事在群众的影响力。陈暐多次参与苏州治水事宜，身影奔波于江湖堤坝之间，且效果极佳，这就为其在苏州百姓之中谋得了美名。在彼时的苏州百姓之中，就流传着关于陈暐善于治水的故事，据《吴中水利全编》载：
相传弘治年间，有本府水利通判陈暐，善开河。尝开某河，工将完，而遇雨，塘长私开坝，放水无从攷其浅深。暐曰：“先与我打水平也。”遂将茅毛截两岸，打平水石灰椿，令曰：“准此下深五尺。”命车夫去水重开，工完，放水一二尺，取大鲤鱼一箇，缘系木牌于尾，投之中流，观其浮没迟速，以测深浅处，识之，责令重濬，必鱼游无碍而后已，此打水线之法也。
颇具传奇色彩的描述背后，是隐藏着的神话人物的倾向。此外，在此次苏州集中治理水患的背后，还有一个极易为当事人所忽略的事情，那便是碑刻的树立。根据《吴中金石新编》的记载可知，几乎在姚文灏、陈暐的每次治理水患之后，都会有相应的碑刻被创造出来：
弘治九年 修浚沙湖 吴宽《沙湖隄记》
弘治十年 修浚至和塘 吴瑞《重浚至和塘记》
弘治十年 修浚七鸦浦 姚文灏《重濬七鸦浦记》
弘治十二年 修浚湖川塘 祝允明《重浚湖川塘记》 桑悦《重浚湖川题塘名记》
碑刻的树立既起着勒石记功的作用，也有启迪后人的功效。陈暐眼见一方方碑刻拔地而起，他的心中或许不由得萌生出了一个不少古人都曾有过的念头，不过这次他要显得与众不同。在与邝璠、浦应祥和祝允明等人商议之后，《吴中金石新编》的汇编便被提上了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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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书本意
中国的金石之学，是以青铜碑刻为鉴赏与研究对像的学问，肇始于宋代，经过元明的发展，极盛于清。录有文字的青铜碑刻是兼具艺术性与史料价值为一体的古物，虽然经过古人的改造与完善，金石学已经被证明对钩沉史事，考镜源远大有裨益，但是热忱于金石学的文人却也有为人所诟病之处，那便是好古癖，折射在金石学上便是金石学家更加青睐于相去甚远的青铜碑刻，而对当代的碑刻兴趣寥寥。其代表就是北宋欧阳修所编撰的《集古录》和赵明诚所编撰的《金石录》，欧阳修编撰的《集古录》“自三代以来古文奇志，莫不皆有”。此后金石之学，莫不以《集古录》与《金石录》为范本，以辑录古碑奇文为殊荣，清代尤甚，如被誉为“西冷八家”的黄易对于古碑尤为痴迷：“凡嘉祥、金乡、鱼台间汉碑，易悉搜而出之，而《武氏祠堂画像》尤多，所见汉《石经》及范式《三公山》诸碑，皆双钩以行于世。”
欧阳修《集古录》序 可见其编撰该书的学术取向
其次，中国古代金石学家的文人习气也极大地影响了他们对于碑刻的选择，他们更加倾向于选择书法优美、内容上等的名家之作，墓志游记，诗词歌赋是他们的偏爱。而对于那些书法不精而内容又过于世俗的碑刻，他们往往弃而不录，任之暴露荒野。因此，就算是清朝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