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首席专家周勇
如何“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当下，亟需有更多的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如在绿色发展、绿色经济、绿色消费、生态产品、消费中心、循环产业、双碳经济……实现经济“绿色化”、绿色“经济化”等方面。本报道受访者在与“绿色”相关的领域深耕多年、建树颇多，并在推动有关政策制定和学科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让我们来看看他在接受采访中都是如何谈的，也欢迎有识之士一起参与探讨。
——编者
文/绿色中国融媒体记者 王兮之
刚刚召开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须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完善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体制机制。要完善生态文明基础体制，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目标明确，任务艰巨，为配合理解贯彻这一精神，记者为此特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首席研究员周勇介绍与“绿色”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动态。
周勇在第二届“藏秦·喜马拉雅论坛”上作主旨演讲。
生态产品价值如何实现?
记者：周教授，您好!在谈及绿色发展的话题时，其中有关生态产品及如何定价是讨论较多的，一般社会大众也不那么清楚。请问，生态产品一般指什么?价值又如何来确定?
周勇：很高兴与您开展有关绿色发展方面的对话。下面就我所知道的来谈谈与绿色发展相关话题。生态产品这个名词，社会大众对其相对陌生，由于其涉及领域的广泛性和生态环境的复杂性, 即使是学界，至今对其仍未有一个权威统一的定义。一般就狭义上而言，生态产品是指维系生态安全、保障生态调节功能、提供良好人居环境, 包括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原始的森林、适宜的气候等看似与人类劳动没有直接关系的自然产品。《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将重点生态功能区提供的水源涵养、固碳释氧、气候调节、水质净化、保持水土等调节功能定义为生态产品,以区别于服务产品、农产品、工业品。生态产品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多数无法以传统商业方式进行交换。它和生活用品一样重要，能满足人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正因为与劳动没有直接关系，无法以传统商业方式交换等原因，使其价值不好确定，也不能简单按照劳动价值或者交换价值原则定价。如何给生态产品合理定价，是长期以来生态经济研究的热点。应促进生态产品实现其价值，因为这是解决环境外部性、保护生态系统功能和完整性的重要举措。
记者：通过您的论述，说明生态产品是有价值的。生态产品如何进入市场，定价是进入市场的前提。定价是对价值的度量或者标识，请您进一步谈谈生态产品价值。
周勇：生态产品有其独特的价值形态，理解价值形态是进一步研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基础。生态的主体是自然界或者环境，价值的主体是人或者人类社会。价值必与人，与服务人有关，所以当谈到生态价值时，生态就有可能丧失主体性地位，被人所取代。当人与生态友好，和谐共存，即人持生态取向时，人和生态之间可以是共生关系、和谐关系、平等主体关系。反之，当人不能认识到生态意义，反客为主，甚至掠夺生态时，人和生态之间就是矛盾关系、不相容关系、不平等关系。自有人以来，在长期经济社会发展中，生态及其价值就是不可回避的话题。每个时代都有生态价值观，立足一定生态价值基础。在处理生态和价值两者关系方面，时代可能在良性进步，也可能在恶性退步。从更广泛的意义而言，生态价值从属于社会价值，按照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生态价值可能呈现正面、负面，或者中性几种形态。理想的生态价值应该是指人和自然、环境之间关系和谐时生态所体现出的价值。生态价值具有全局整体性、全球连锁性、矛盾复杂性、时间持续性、客观存在性和战略紧迫性等重要特性，呈现出资源价值、环境价值、认识价值、审美价值、经济价值、生命维持价值和社会政治价值等价值形态。
绿色消费与消费中心是何关系?
记者：生态产品的消费能不能算作绿色消费?绿色消费与通常说的循环产业链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周勇：对生态产品的消费只是说明绿色消费的可能内容，如果是不节制、破坏性地对生态产品进行消费就不能算作绿色消费。绿色消费又称“可持续消费”，是从满足生态需要出发，以有益健康和保护生态环境为基本内涵，符合人的健康和环境保护标准的各种消费行为和消费方式的统称。绿色消费的内容非常宽泛，不仅包括绿色产品，还包括物资的回收利用、能源的有效使用、对生存环境和物种的保护等。循环产业链是绿色消费链中的重要环节，1972年，由罗马俱乐部向联合国提交的《增长的极限》报告中，将全球性问题归结为世界人口、粮食供应、工业增长、环境污染、不可再生资源五大方面。如果按照目前的发展模式持续下去，许多不可再生资源将不足以支撑全球的经济增长，必须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目前，大陆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已经形成了集回收、运输、储存、资源化加工、再利用于一体的再生资源产业链。
记者：消费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国家推动内循环的主要目的是让消费带动生产。“消费中心”的提法，社会上谈得不多，我看您曾经就此发表过系列论文，请谈谈为什么要建设消费中心?与经济中心是什么关系?与绿色消费又是什么关系?
周勇：消费中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在“第十四章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中提出的，并非在“第二十九章 全面提升城市品质”中提出，所以对于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这一政策概念应更多从消费经济角度理解，而不是把国际消费中心看作定语、把城市看作中心词、主要从城市建设角度理解之。文件原文是“要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打造一批区域消费中心”，建设消费中心是应对外需增长乏力，扩大内需，促进新发展格局形成，增强大陆经济发展的自主性、韧性的必要举措。中国已经成长为“世界工厂”，在以制造中心为代表的生产中心建设方面成就举世瞩目，但消费对世界的贡献尚不能与生产同日而语，两者地位极不相称，所以需要大力建设消费中心，尤其需要加快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促进海外消费回流。生产中心与消费中心同属经济中心。现代高层次的消费中心一定体现新发展理念，是绿色消费中心。
记者：这么一解释，让我明白了消费中心是一个关于消费的区域性概念。我们国家既需要区域平衡发展，也需要区域绿色发展，请问消费中心建设对欠发达地区发展有何意义?
周勇：贯彻绿色理论的消费中心建设对于边远地区发展当然也有重要意义。当前，一些偏远地区的中心城市生活消费功能强化，正在归为相对单纯的生活消费功能。国家支持中西部建设，近年更多发展偏远地区的生态功能、战略资源培育功能、人居消费功能，以服务全局为导向，以转移支付为手段，支持这些地区的中心城市发展。比如一些地处偏远的县城，工业经济发展条件差，几十年来通过劳动力转移，走出了一条通过打工收入补充当地经济发展的成功之路。当地制造业规模已经很小，仅具备就近供应能力，对外没有竞争优势，但消费经济并不疲弱，当地消费，尤其基本消费、特色消费，是外地所不可替代的，甚至物价水平有赶超大城市、中心区域之势。偏远县城消费中心虽然专注不创造物质财富的消费经济，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不创造精神和文化财富，通过提供教育、医疗、住房、旅游设施，带动相关投资、创业、就业、创新，消费也能带来经济增值，解决相当一部分人的就业，同时也有利于当地乡镇的农产品销售。不仅仅是县域，甚至在省域，在一些偏远的省区，连省区一级首府和地市一线首府都在向纯粹的消费经济转型。因为这些地方生产发展的条件差，介入制造业的环境代价大，国家主要通过赋予这些地方生态发展等国家战略功能而予以支持。这意味着其不以物质生产为主要任务，经济发展更多依靠消费经济。比如像拉萨这样的省区首府，发展资金主要依靠国家投入，财政支出绝大部分依靠国家转移支付，当地的富民产业或者说经济的自我发展部分，主要是旅游消费产业和居民日常消费服务。可以说大陆部分偏远地区消费中心正在从芜杂的经济门类中逐步退出，走高质量发展之路，专注绿色、共享等领域，借助生活消费、特色消费、生态消费、历史文化消费等，不仅本地化消费经济旺盛，还能够成功吸引外来消费。
绿色消费能不能推动共同富裕?
记者：您还谈到绿色消费是推动共同富裕的最佳途径，估计不少读者和我一样还有些不太好理解，他们有什么样的内在逻辑关系?
周勇：消费是人们的重要生活内容。绿色是共同富裕的美丽底色，富裕不仅仅指财富多，更指花钱多，即多消费、消费层次高，这个层次也包括绿色消费层次。请听我作一个逻辑解读，大家只有共同节约资源、共同低碳消费，才可能共同绿色富裕，或者说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共同绿色发展的结果。一方面，共同富裕要对资源节约采取一致行动。从整体上看，共同富裕带来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如果不厉行节约、防范奢侈浪费，极易产生资源约束，爆发资源危机，从而导致社会大冲突。如都像美国人那样消费，全球资源将难以为继。不可否认，越来越多的人追求物质享受，提高消费水平将带来更多的物质消耗。因此，在共同富裕过程中必须对资源节约采取一致行动。只有更多人节约资源，地球才能容纳更多人富裕。同样，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资源也是有限的，一国富裕的范围和水平一定和本国资源节约的程度和范围紧密相关。
另一方面，在共同富裕中还要融入低碳内涵。随着富裕水平更高，富裕范围更广，如果不进行低碳消费，共同富裕导致的碳排放将成几何级增长，给当前已经恶化的全球环境造成不堪之重，相关环境负面影响更是难以估量，甚至可能间接引发种种天灾人祸。比如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气候变化是许多战争、饥荒的根源。也因此，共同富裕和低碳发展应同步推进，节能减排不仅仅是一种应对气候变化的行为，更是人们走向共同富裕绕不开的路。当前，大陆正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共同富裕，要加强两类目标的同步统筹，对两者相关行动机制进行耦合。
周勇向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工布江达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捐赠个人专著。
绿色发展与“五大关系”是啥关系?
记者：您前面屡屡提及绿色发展，社会上谈这个话题的时间也不短了。这个概念在我看来很大，几乎是一种无所不包的社会发展模式，不同的专家在谈绿色发展时各有侧重，如何准确把握其内涵?
周勇：绿色发展是对传统发展模式的根本性变革，是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丰富和拓展。2002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2》中阐述了中国在走向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诸多挑战，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绿色发展”一词。大陆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首次正式提出绿色发展理念。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大陆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在新发展理念中，绿色位居其一，是以尊重自然、保护环境为前提，以人民为中心，统筹推进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与生态保护的一种发展理念与实践。它包括经济“绿色化”和绿色“经济化”两个方面。与绿色发展相关的概念还有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绿色发展是循环、低碳发展的终极目标，循环、低碳发展是绿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为推动绿色发展，应正确处理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重点攻坚和协同治理的关系、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的关系、外部约束和内生动力的关系、“双碳”承诺和自主行动的关系这5个重大关系，加快形成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协同机制，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记者：处理好这五大关系，不同区域会不会难度不一?绿色发展在推动区域发展，尤其在区域一体化中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周勇：由于地理、交通等方面的因素，生态资源生态系统往往跨行政区的，生态影响有显著的跨行政区域外部性。绿色发展要跨区域协作，也是区域联系的纽带，区域一体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比如长江经济带覆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等11个省市，面积约205.23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21.4%，人口和生产总值均超过全国的40%。2018年11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明确要求充分发挥长江经济带横跨东中西三大板块的区位优势，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引领，依托长江黄金水道，推动长江上中下游地区协调发展和沿江地区高质量发展。
再如，以香港、澳门、广州、深圳为中心引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带动珠江-西江经济带创新绿色发展。健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引导资源枯竭地区、产业衰退地区、生态严重退化地区积极探索特色转型发展之路，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加强城市群内的城市间的紧密合作，推动城市间产业分工、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环境治理、对外开放、改革创新等协调联动，加快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格局。
促进流域上下游合作发展。加快推进长江经济带、珠江-西江经济带、淮河生态经济带、汉江生态经济带等重点流域经济带上下游间合作发展。建立健全上下游毗邻省市规划对接机制，协调解决地区间合作发展重大问题。完善流域内相关省市政府协商合作机制，构建流域基础设施体系，严格流域环境准入标准，加强流域生态环境共建共治，推进流域产业有序转移和优化升级，推动上下游地区协调发展。
记者：大的城市群的绿色发展似乎是共性大于个性。那么，对边疆民族地区而言，绿色发展有什么样的意义?您在西藏工作过，请结合西藏谈谈您的看法。
周勇：好的，我在西藏工作过7个年头，西藏是大陆典型的边疆民族地区。绿色发展是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可行之路、必由之路。西藏是生态资源宝库，要让绿色成为西藏发展的重点领域，最大优势，让绿色河流、绿色电力、绿色旅游、绿色服务充分造福整个地区。由于生态的系统性和相互关联性，生态收益往往不是私人、个体、部门、局部地区的收益，而是全体的收益。生态发展是推进区域一体化的重要机制，换言之，为取得生态效益，必须搞绿色发展。西藏也由此能够以流域、生态带为发展单位，打破城乡和地域分割，推进跨区域绿色合作，在绿色合作中赢得区域发展一体化的主动。
雪山、森林、草原。摄于西藏林芝
记者：谈到区域合作，“一带一路”算是更大的区域合作了，有关部委推出《关于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意见》，在对外合作中要强调“绿色发展”有何意义?能不能做到?
周勇：“一带一路”是更大范围的国际区域合作，绿色发展在其中具有重要意义。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专门出台了《关于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意见》，提出的目标是，到2030年，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理念更加深入人心，绿色发展伙伴关系更加紧密，“走出去”企业绿色发展能力显著增强，境外项目环境风险防控体系更加完善，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格局基本形成。绿色发展是大陆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桥梁、手段、抓手，也是开展广泛国际合作的利益点。比如交通是跨国资源要素产品流动的血脉，绿色交通是加快可持续交通建设和推动生活方式低碳转型的关键一环，聚焦“一带一路”绿色交通发展，不仅能推动沿线地区互联互通，提高贸易效率，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还能促进沿线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交通与自然和谐发展。
绿色情怀与文学表达
记者：从网上浏览您的资料时，知道您还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我看来，既在意料之外，反过来一想，又觉得是情理之中。对大自然有绿色情怀的人，多多少少都有文学艺术方面的才华，您在这方面有一种自觉，还有一种天赋。从所发表的作品看，多数是与西藏生态风情有关，最后请就此给读者也作一个介绍吧。
周勇部分学术和文学著作。
周勇：几乎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或多或少都要与大自然打交道。孩子们一进入大自然就兴奋不已，可以说这是最原始的基因在起作用。人类来自大自然，当然与大自然亲近。我从小与大自然接触多，上学后读的课文和课外书，大量是介绍自然万物的。在这样的熏陶下，萌发了文学种子。后来的工作也与绿色关系密切，经济学研究和文学创作，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两者自然而然的结合，让我乐在其中，故而取笔名为“都成”。
我把反映大自然的文学作品称之为绿色文学，有不少人称之为环境文学、生态文学。在美国，绿色文学通常被称为环境文学。美国是创作最活跃的国家之一，出现了《瓦尔登湖》《沙乡年鉴》等经典作品。其中《瓦尔登湖》是一部散文集，记录了生态作家梭罗在美国东北部康科德镇附近的瓦尔登湖畔独自生活的经历和对自然、人生的感悟思考。梭罗认为自然万物都有其独立的价值并相互联系成为统一的整体，人只有在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才能拥有完整真实的生命。面对崇拜时尚和物质享受至上的光怪陆离的世界，梭罗大声疾呼——“简单，简单，再简单!”
牦牛、雪山、草地。摄于西藏阿里
我的大部分绿色文学作品主要是表现西藏的，有报告文学、散文、诗歌、小说，比如长篇报告文学《珠穆朗玛峰下的三份答卷》，其中“第三份答卷”就是西藏日喀则的生态文明答卷，反映当地的绿色发展面貌和生态建设成就。小说《震风筝》讲述了一个援藏干部在青藏高原实施救援，应对自然灾害的故事。又如散文集《品读西藏》，把西藏独特的自然、人文真善美一点一滴地呈现给读者。还有长篇报告文学《羌塘天上》《林芝纪行》，记录了我在西藏羌塘草原核心地区——那曲的艰难迈步，在西藏美丽的江南——林芝，用脚丈量土地，用文字抒写大自然严酷的美，以及高原人民对绿色和生态的爱护珍惜。这两部作品于2019年均入选“西藏自治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纪念西藏民主改革60周年重点主题献礼出版物”目录。其中《林芝纪行》还入选国家新时代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项目“农家书屋”推荐目录。创作绿色文学可以宣传绿色理念与生态思想，阅读绿色文学作品可以加深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推动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
蓝天白云下的西藏那曲湖。
采访后记：纵观从中央到基层，从生态界到其他各界，几乎都在谈绿色发展，记者常常浸润在浓浓的绿意之中。在采访周勇教授过程中，加之之前的相关采访，似乎听到各种绿色元素汇成了一部大型交响乐，脑海里突然跳出这篇采访的标题——《回荡在新时代上空的绿色交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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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勇：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首席研究员，中组部中央国家机关第七、第八批援藏干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绿色中国》 B(下半月) 2024年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