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干部工作负担形成的逻辑研究

摘要：中央多重减负举措为基层放权赋能的效果逐步显现，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基于社会资本理论，从东北地区Y镇基层干部建设红提大棚的过程来看，乡镇干部工作负担的形成源于社会信任、社会规范、关系网络三个方面的问题，即社会信任不足导致乡镇干部工作效率低下，规范缺失造成乡镇干部工作边界模糊，关系复杂致使乡镇干部工作消耗过大。基于乡村社会资本流失现状，应从内生性减负、机制性减负、合作性减负、主动性减负四个方面破解乡镇干部“越减越负”的困境。

作者：顾爱华，王曾

一、文献回瞻与问题提出

乡镇干部负担已非基层的新生问题，在乡村振兴、共同富裕视野下，如何推动基层减负向纵深推进引起学界关注。然而，回归基层工作现实场域，乡镇干部负担重、压力大的现象依然存在，减负过程本身也引发新的问题，最终使得基层事务明减暗增，基层人员“越减越负”，减负成效有待提高。工作负担来源于工作要求与资源配置不相匹配的状态[1]，乡镇基层干部长期处于重压力、高强度的工作状态，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下降，影响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学界因此对基层干部负担展开了深入的讨论。探究基层负担的根源性因素，可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基层工作量大导致基层负担加剧[2]，二是形式主义顽疾加剧基层负担[3]，三是官僚体制弊端导致基层负担过重[4]。为增强减负效果，学界围绕基层干部主体、考核评价体系、体制机制创新等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从乡镇干部主体角度看，要加强对基层干部的教育培训并形成长效机制[5]，引导乡镇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从考核评价体系来看，要完善对乡镇政府的考核体系，创新考核方式方法，减少对乡镇政府的各项考核评比；从体制机制来看，要明晰权责[6]，通过机制创新为基层减负。

综上所述，学界关于乡镇干部工作负担形成逻辑的研究大多侧重对负担生成的根源性因素进行分析，呈现出“提出问题—分析成因—对策建议”的研究框架，试图从根本上化解基层减负成效不彰的现实困境。根源性分析注重社会环境、制度机制、工作量对乡镇干部负担生成的影响，鲜有基于社会资本角度探讨基层公务员负担，脱离基层工作的现实场域，对社会信任、人际关系等情理层面因素引发基层干部负担的因果机制阐述不足。事实上，乡镇干部位于官僚制度与乡土社会关系网络的连接处，处于二者边缘位置，在处理征地拆迁、民事调解等工作时容易迈入正式制度和熟人社会的冲突地带，工作效率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乡村社会资本的制约。可见，在压力型体制等“理”层面因素外，乡土社会固有的人情关系、社会信任、村规民约等“情”层面因素的处理给乡镇干部带来较大的工作负担和压力，让其难以应对。而规范、关系等影响要素与社会资本理论的构成要素具有内在一致性。有鉴于此，本文引入社会资本理论，系统阐述乡镇干部工作负担的形成逻辑，并对东北地区Y镇进行调研和考察，探讨出合理可行的逻辑框架和减轻乡镇干部工作负担的治理路径。

二、理论阐释：乡镇干部工作负担的形成逻辑

1916年，Hanifan首先使用社会资本这一理论来研究乡村社区，开创了运用社会资本理论来研究社会问题的先河。伴随社会资本内涵的日益丰富，社会资本领域也呈现出两个明显的趋势，即以个体为中心和以集体为中心。以个体为中心对社会资本展开的研究强调个体凭借其身份资格在社会网络结构中获得稀缺资源[7]，并且认为这种获取资源的能力是动态的[8]，是一种嵌入性资源，是个体期望在市场中得到回报的社会关系投资，个体可以通过朋友、同事以及更加亲密的熟人关系来获得向上发展的机会[9]，即利用社会圈子获得无法在个人圈子中得到的有用信息。以集体为中心对社会资本进行研究，则更加关注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规范等。福山引入了社会规范，指出社会资本是能够促进群体合作的一种非正式规范，把对社会资本的理解扩大到带动经济社会向前发展的价值准则，即普遍存在的社会信任。[10]普特南将公民参与作为一种动态因素纳入其中，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组织的特征，包括网络、信任和规范，三者协调行动进而促进社会效率提高。[11]

借鉴已有研究成果，本文将乡镇干部工作负担界定为基层政府遵循规则秩序，在为农村社会成员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过程中，由于乡村社会资本流失所带来的额外工作量。乡镇干部工作负担不同于政府职责，超出乡镇干部责任清单和能力范围的事项才会形成负担。社会资本理论所蕴含的社会信任、社会规范、关系网络等组成要素与乡镇干部工作负担的形成过程具有逻辑上的高度契合和内在的深度关联，是破解基层负担过重困局的重要着眼点。因此，本文从乡镇干部个体社会资本和乡镇集体社会资本两个层面展开探讨，构建社会资本视域下乡镇干部工作负担形成的逻辑框架，厘清乡镇干部工作负担的形成机制，明晰乡镇干部工作负担形成的层次结构，阐明社会资本影响乡镇干部工作负担的形成机理。

（一）个体层面社会资本逻辑框架的建构

个体社会资本是指个体在社会网络中凭借成员资格所获得的社会资源，反映个体在社会中的生存能力。所拥有的社会资源越多，个体的社会资本就越丰富，人际关系网络越发达；所拥有的社会资源越少，个体的社会资本就越匮乏，人际关系网络越不发达。个体社会资本可以分为先赋型社会资本和积累型社会资本两种类型。先赋型社会资本通常以血缘、亲缘关系为联结纽带，是无须个人后天努力与生俱来的，身体状况、家庭资源、性格都属于先赋型社会资本。先赋型社会资本会影响后天社会资本的积累，且家庭资源性质的资本具有可继承性，父母的社会资源、人脉关系会接替存续于家族内部。对于乡镇干部而言，先赋型社会资本丰富的个体会更容易获得晋升和被领导提拔。[12]而积累型社会资本是个体经过后天学习、实践等不断努力获得的社会资源，学历、权力、能力、地位、声望等属于积累型社会资本，乡镇干部所具有的编制身份就属于后天努力所获得的一种积累型社会资本。

一般来说，乡镇干部的社会资本存量和工作负担成反比，社会资本越丰富，工作难度越小，工作负担越小。然而，在现实环境中，社会资本丰富的乡镇干部在享有发达的人际关系网络所带来的“熟人好办事”等工作便利的同时，也要承受人情大网将其牢牢束缚于其中的压力，网络上的每一个节点都代表一种人际关系，人情羁绊让其难以逃脱。对于社会资本匮乏的乡镇干部而言，人际关系网络不发达导致干群感情疏远，工作积极性下降，因社会支持不足而产生负担。异地干部作为资本匮乏的代表，所面临的问题更加明显。异地干部往往具有高学历、年轻、想干事的特点，处事方法、思维方式更为先进，与封闭落后的乡村地区有很大差异，语言不通、基层环境差、缺少情感支持也会增加异地干部的心理负担，血缘关系网络更会促成对异地干部的孤立和排挤，使其难以获得社会支持，开展工作面临较大困难。[13]

（二）集体层面社会资本逻辑框架的建构

1. 社会信任：乡镇干部工作负担的内在诱因。

社会信任源于成员间彼此获得好处的信念，是社会资本最基础的维度。社会信任作为一种契约准则，与硬性的制度规范不同，并不能带来明显的效率提升，但是作为一种柔性的社会公共价值，却可以于无形之中融合关系网络和行为规范，从而增强社会资本的凝聚力。如果团体中没有成员间的相互信任关系，社会资本就缺乏维持其稳定性的内核，就无法发挥应有的效应。近年来，基层社会发展呈现出多元、复杂、包容、开放的趋势，公共卫生事件的紧迫性、危害性要求基层治理反应的迅速性、协调性。实现短时间内快速组织集体行动应对公共危机的前提是社会具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普遍社会信任。乡村内部成员间相互信任的缺乏使得乡村社会信任网络崩塌，公共价值乏力，凝聚力差，导致农村成员对乡镇干部和政府的信任感减少，增加乡镇干部基层治理的成本。

2. 社会规范：乡镇干部工作负担的外在推动。

社会规范是对社会成员产生教育、引导、约束、强制作用的社会公共准则和法律制度。普特南认为，只有社会信任能够得到保障，才会成为一种珍贵的社会资产，否则，诚信至上等道德准则皆会沦为空俗的口号。[14]社会规范作为一种具有约束性、强制性的制度规定，建立在社会公共价值的基础之上，对团体成员的集体行动和个体行动给予硬性保障，由此成为社会资本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虽然社会信任能够强化公共伦理意识、道德意识，但价值层面的力度不足以支撑整个社会资源网络的运行，因此以互惠为基础的社会制度规范必不可少。倘若没有制度从外部进行监督和纠正，信任关系就无从谈起，社会网络也将日益瓦解。在农村地区，社会成员面对集体行动中的抉择，总是出于人的自利性特点，渴望通过“搭便车”行为在团体中获得额外利益，进而导致“囚徒困境”，造成基层政治制度失灵，乡镇干部工作陷于被动地位。

3. 关系网络：乡镇干部工作负担的形成载体。

社会关系网络作为社会资本的核心组成部分，是联结公民精神、社会信任、互惠规范等要素的重要载体。普特南将关系网络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并将其命名为公民参与网络，越大的社会网络意味着越丰富的社会资源，能够促进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并遏制不符合社会契约行为的发生。在以姻亲、宗族、血亲、人际关系为主导的农村地区，封闭的地理位置、浓厚的血缘关系、传统的思想观念、绵延不绝的传统文化天然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网络。但当前中国农村“空心化”和老龄化趋势明显，年轻劳动力外流严重，这导致农村社会发展内生动力不足，产生社会关系网络复杂和转型期农村人情淡薄共存的矛盾。一方面，人们习惯于用“长老统治”衡量基层社会，“长老”指的不是年龄和经验，更多的是能力、智力、地位、专长，乡村精英、权威人物离开乡村，大事难事无法依靠他们，就需要乡镇干部打破传统惯性出面化解纠纷；另一方面，家家户户关系比较亲密，信息快速流通，一定程度上，村民之间容易抱团，共同对抗、不遵守政策或制度，乡镇干部遭遇政策执行困境。

三、实践剖析：红提大棚背后社会资本引发的乡镇干部负担

（一）案例介绍

Y镇位于宽东地区中心乡镇的集镇区，保留着浓郁的满族风俗和驿站文化，下辖11个行政村103个村民小组，全镇总户数为5780户，人口16602人，村民学历以小学和初中为主，文化程度偏低。Y镇拥有行政编制数24个，实有人数23人；事业编制数27个，实有人数23人。2019年春天，在时任镇党委书记和驻村第一书记的带领下，Y镇决定引进红提葡萄产业作为集体经济产业项目。2022年，Y镇利用红提葡萄效应，充分发挥地区优势，招商引资项目——投资300万元的精品葡萄产业园签约落地。经过这几年的发展，红提葡萄已成为Y镇的一张名片，红提葡萄产业发展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当地农业产业发展增添新动能，为全面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赋能。

1. 建设前“党建+合作社”筹集资金。

确定发展方向后，为顺利推进红提葡萄大棚建设，驻村第一书记说服亲戚将多年不外传的红提葡萄种植技术无偿传授给村民，并提供后期支持，解决了管理经验和种植技术缺乏的难题。但由于Y镇所在地区并未有过成功种植红提葡萄的先例，上级领导普遍对Y镇的红提葡萄项目持保留意见。因此，在启动红提葡萄种植项目之前，Y镇没有争取到上级的项目扶持资金，Y镇想要发展红提葡萄产业，必须自行解决融资问题。经过数月多次讨论、走访、实地调研，Y镇干部借鉴先进地区的发展经验，提出“党建+合作社”形式，即充分发挥基层党支部的组织优势，在村民协作的基础上，党员带头调动村民主动参与壮大村集体经济的积极性。村民通过现金、技术、土地折价形式以股东身份加入合作社，年底按照比例分红，既调动了村民参与产业发展的积极性，也解决了发展红提葡萄产业所面临的资金难题。

2. 建设中灵活进行占地补偿。

经过考察和专家调研，结合土壤情况和综合条件，红提葡萄大棚选址在Y镇B村3组、5组和7组的交界处。这片土地地势开阔平坦，水源充足，土壤深厚肥沃，交通便利。但这片土地处于村民组交接处，已然荒置许久，近几年，有村民对其进行开垦，种植水果、蔬菜等经济作物，以此获取经济收入，政府也并未进行阻止，已然默认村民自由使用。Y镇招商引资，租用村民土地建设大棚，按照规定要根据土地确权证向村民支付租金，补偿标准为每亩700元。村民自行开垦土地不属于补偿范畴，但确实由于建设大棚影响村民经济收入，本着以人为本、体谅百姓原则，乡镇干部对此类土地进行酌情补偿，每亩地补偿200元至500元不等，具体金额交由基层一线公职人员自由裁量。自由裁量是基层干部运用治理智慧在普遍标准和特殊问题之间做出理性抉择并采取合理行动的实践行为，乡镇干部的自由裁量权可以最大限度化解政策的非人情化引发的不适应基层生态的困局。政府工作人员既要使模糊笼统的政策得到执行，即酌情补偿行为符合占地补偿的一般规则，做到公平公开公正，又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保证村民利益，体现自由裁量的人情化。

3. 建设后公平参与大棚管理。

建设红提葡萄大棚涉及的焊接等专业技术交由专人负责，出于实现就近就业、增加村民收入的考量，大棚后续管理、维护以雇佣形式“包”给当地村民。红提葡萄大棚管理包括修剪、清园消毒、石灰氮处理、肥水管理、温度湿度控制等工作，任务量大、技术性强且对管理人员的细心、耐心程度要求高。管理人员需要具备相关工作经验并集中参加专业技术培训，以便在特定时间内完成好特定环节的工作，保证红提葡萄在最佳环境下生长。这就要求乡镇政府在大棚管理的选人用人过程中慎之又慎。

（二）案例分析

在建设红提葡萄大棚以及后续的管理过程中，乡镇干部与村民、村干部、驻村干部之间存在诸多利益缠绕，导致乡镇干部工作负担的主要因素可以划分为三类，分别是筹集资金难反映出的社会信任不足、占地补偿纠纷反映出的社会规范体系不健全、管理大棚用人择人及人际关系处理难反映出的关系网络复杂。

1. 信任不足导致乡镇干部工作效率低下。

农村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和获取信息的日益便捷，使村民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发生改变，人与人之间更多关注“私”的考量，公私界限划分清楚，金钱至上代替了温暖的人情味，攀比心理增强，嫉妒心造成心理不平衡，最终导致村民之间人情淡薄，进而产生竞争和相互猜忌，不信任彼此，集体行动丧失内生动力。在红提葡萄大棚建设的资金筹集过程中，村民间信任感缺失导致村民对乡镇干部的不信任感增强，进而导致村民对政府政策决定持怀疑态度。对于“党建+合作社”基层治理新名词的出现，基层干部多次进行政策解释，并列举J省、H省、B市类似做法的成功经验循循善诱，村民依旧持有抵制心理。乡镇干部不得已挨家挨户走访，组织各支部党员开展政策宣讲，驻村书记及党员干部带头入股，花费近四个月时间解答村民的政策疑惑，乡镇干部已然无暇执行上级工作指令，效率低下，严重影响工期。究其原因，一方面，村民对乡镇干部存在天然不信任感，认为乡镇干部“无利不起早”，建红提葡萄大棚一定是别有用心、有利可图，害怕辛苦攒下的积蓄“打水漂”，始终不愿意拿出资金发展村集体产业项目；另一方面，很多村民只顾个人利益不考虑集体利益，都渴望“搭便车”占便宜，造成集体行动困境，默认资金问题总会有办法解决，最终还是集体获益，不如最后坐享其成。由此，乡镇干部开展工作面临较多感性层面的限制性因素。

2. 规范缺失致使乡镇干部工作边界模糊。

村规民约作为推进村民自治的手段和具有权威性的治理方式，介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间，成为必不可少的内在驱动型规范，对于约束村民行为、完善乡村法律制度、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农村地区信息闭塞，年轻人口大幅度流失，“空心化”“空巢化”问题严重，村民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知识水平有限，无法形成有效的治理准则并以文字形式加以确定，真正发挥作用的社会规则少之又少。尽管近年来在驻村干部和选调生的帮助下，Y镇制定了村民自治管理条例，对基础设施维护、农业生产、移风易俗等进行了规定，但是这些条例大多短暂存在于乡间大地，当驻村干部任期满后，条例也难以为继。红提葡萄大棚建设需要租用农民土地，但是基层事务错综复杂，群众文化水平有限，思维方式存在局限性，很难用政策语言阐释清楚，这加剧了乡村社会干群沟通成本。村民都有嫉妒心理，不顾及土地存在的客观事实，只想利用政策空隙多为自己争取利益。不少村民抓住机会多次上门找乡镇干部讨要说法，要求政府必须因占用土地而支付租金，不给补偿就拒绝土地被占用，导致乡镇干部无法组织开展后续工作。由于土地质量参差不齐，种植作物多种多样，土地收成差距较大，乡镇干部酌情补偿缺少可以依照的社会规范，不管按照土地面积还是按照经济收入补偿都会遭到非受益者的反对，“凭什么土地面积相同他的租金就比我多”之类的言论不绝如缕，社会规范的缺失增加乡镇干部工作难度。

3. 关系复杂引发乡镇干部工作消耗过大。

支撑关系网络存在的是类似“同心圆波纹”性质的亲属关系，每个人都是其产生社会影响的圈子的核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波及就会产生关系。红提葡萄大棚建设在用人、择人环节以及产业园落地后的管理过程中涉及多方利益主体，乡镇干部、村“两委”、驻村干部、村民分别以自己为圆心向外推出形成波澜，形成小利益团体，试图在红提葡萄大棚建设中为自己所在团体谋求更多利益。比如，就乡镇干部选择何人参与大棚管理问题而言，村民都利用亲缘优势与负责相关事宜的乡镇领导、村领导攀关系、套近乎甚至给其送礼，以获得自己被选择参与建设和管理大棚的机会。乡镇干部既需要权衡各方关系，减少利益冲突，避免激化干群矛盾影响后续工作开展，又要根据工作性质和实际情况选出合适人选，保证工作正常开展，工作负担不言而喻。

个体社会资本在关系网络中推波助澜，加剧了网络关系的复杂性。比如，在Y镇产业园运行过程中，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让异地干部小邢苦不堪言。小邢是负责产业园日常运营的主管乡镇干部，Y镇副镇长黄某是小邢的直属领导，而直接促成产业园项目落地的“功臣”是驻村第一书记包某。一方面，小邢具有异地乡镇干部年轻、学历高、资历浅、不熟悉环境的典型特征；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应付乡土人情衍生出的微妙人际关系。产业园17栋大棚葡萄的采摘工作雇佣两支工作队共同完成，工作队队长分别是村民林某（系驻村第一书记包某远房表亲）和王某（系Y镇副镇长黄某娘舅），林某和王某及二人所辖工作队村民经常因为工作问题发生争吵。一天夜晚大棚门未关导致红提葡萄受冻，损失严重，林某和王某纷纷表示是对方所管理的员工工作失误，造成资产损失，最后争吵起来，甚至拳脚相向。此事在招商引资过程中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上级领导要求主管干部小邢处理此事，小邢本着公平原则让二位当事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沟通，可是林、王二人因为小邢年轻、经验少，并没有把他放在眼里，拒不配合调解，一时之间让小邢无所适从。之后黄镇长和包书记又分别给小邢致电，希望他在处理时对自己的亲戚给予照顾。异地干部小邢在工作中面临人际关系和上级领导意见相左的双重压力。

四、治理路径：破解乡镇干部工作负担困局的对策建议

（一）内生性减负：建构社会信任，培育公共价值

乡村社会资本的建立呼唤合作，稳固持续的信任关系是各个利益主体进行合作的基础，也是资本有序运作的基本条件。从乡镇干部的工作内容、乡村振兴的发展方向来看，社会信任的建构包含多个层面。第一，建构社会成员对乡镇政府的政治信任。政府要树立良好形象，着力建设新时代服务型政府，做到政务公开、村务公开，财务事宜公开透明。要善于利用乡贤优势，发挥乡贤能人的组织能力和情感感召能力。面对邻里纠纷、大事小情，让乡贤协助基层干部共同调解，拉近干部和群众之间的距离，让乡贤成为良好的中介。要创新工作方式方法，用农村方法解决农村事宜，加强干群联络，实行重要年节慰问制度，勤走访慰问贫困老党员，多与退休基层干部沟通交流，积累社会支持。第二，建构农村社会成员之间的内部信任。团结、向善、互助、协作的品质是中华民族得以存续的精神脉络，但随着物质资本的渗透、获取信息的不对等，村民嫉妒心理滋生，情感淡漠。为化解乡镇干部工作负担困局，必须以成员间相互信任为基础推动建构政治信任。第三，建构乡镇干部对村民的人际信任。信任是双向互动的运行逻辑，不仅需要自下而上的信任，还需要自上而下的信任，要建立干部和村民之间的信任共同体，消解干群隔阂，从而提高村民对政策的认同程度，最大限度地支持乡镇干部开展工作。

（二）机制性减负：整合社会规范，提供制度保障

村规民约等社会规范的建设有效连接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其作为邻里乡人通过彼此劝勉达到共同协作、相互救济、互惠互利目的的一种契约形式，能够有效弥补柔性治理理性不足和技术治理感性不足的缺陷。完善社会规范体系，并不是完全剔除存续在乡间大地的原生社会规则，而是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基础之上，借助国家权力的权威性和合法性进行合理性创新和转化，增加科层组织结构运行所需要素，将国家意志以规范形式渗透至基层社会。首先，要推动社会规范与法律法规、文明习俗、文化典范协调发展。《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农村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等政策陆续出台，为乡镇工作的开展提供外部驱动型规范。针对人居环境改善、安全管理、家风养成、土地纠纷等乡村固有顽疾也要因地制宜制定相应约束机制，让乡镇干部处理相应事务时有法可依、有规可循。其次，要加大农村地区的普法力度，培育村民法治思维。当前，不少地区为完成宣传普法的政治任务，将农村法律条例和村民自治组织条例张贴上墙，但是村民大多熟视无睹、置之不理，最终不免沦为形式。要切实增强村民的规则意识，将规则内化于心，降低乡镇干部和村民沟通的成本，缩小教育、思维鸿沟，进而减少乡镇干部开展工作的阻力。

（三）合作性减负：优化关系网络，筑牢社会基础

在基层治理过程中，乡镇干部是政府与公众沟通的桥梁，是实现社会有序运行的“润滑剂”，对于有效扩展社会网络、良性提升社会资本具有重要意义。乡镇干部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效率受到关系网络运行情况的制约，因此，要优化关系网络，完善社会网络运行机制。一方面，要强化党建引领作用，增强班子队伍的内部凝聚力，为乡镇干部开展工作提供坚强后盾。扎实开展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构建以镇、村、组为单元的网络体系，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严把选人用人关，实现年龄、学历“一降一升”，加强选派干部管理，为基层治理和乡村振兴注入活力。另一方面，要加强情感维系，以情感动员增强乡村社会成员情感认同，减少乡镇干部的工作阻力。

（四）主动性减负：提升自身能力，积累社会资本

广大乡镇干部理应多措并举，提升自身能力，采取合理方式化解工作负担，积累良性个体资本。一是保持为民服务本心，打好群众基础，走好群众路线，通过理论学习，提高自身修养，端正思想态度，进而树立正确的政绩观，避免在工作中产生浮躁心理，成为躺平式干部。二是勤于实践，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工作能力。经验是乡镇干部做好基层工作的前提，而经验需要在实践中积累，只有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深化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才能提高个人办事能力和工作效率。三是加强心理建设，避免职业倦怠。基层是年轻干部成长成才和干事成事的平台，忙、累、压力大是乡镇工作的常态，乡镇干部要适当降低心理预期，积极应对基层挑战，踏实做好群众工作。

原标题：乡镇干部工作负担形成的逻辑研究——基于农村社会资本衰减的解释

基金：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城市社区常态化管理与应急管理动态衔接机制运行效果评价研究”（项目编号：22CZZ018）

作者简介：顾爱华（1958—），女，辽宁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国家治理、行政伦理;王曾（1997—），女，辽宁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基层治理、公务员制度。

来源：《领导科学》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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