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我是文学教授，但不是语文老师的升级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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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是文学教授，但我不能说是语文（老师）的升级版，语文里面包括的语言文字和文学是不一样的。大学里面还有另外一个课程是延续中小学的语文教学的，以前叫“大一国文”，今天有的学校叫“大学语文”。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希望在进入大学，选择各种各样专业的学生们，有一个继续温习、提升本国语言文字写作能力的那一种课程。但这个课程有一个问题，它不是教育部强行规定的，各个大学自由选择，所以“大一国文”在台湾，是一个大家都必须修习的课程，大概是6个学分。而在中国大陆，有的大学是没有的，有的大学有，但是只是部分院系选择这个课程，学分大概是两个学分。

此前几年我当北大中文系主任的时候，再三呼吁中国大学必须恢复“大一国文”的教学。但是在一次讨论会上，有一个工科的教授问我：“你能保证两个学分的“大学语文”，它能迅速地提升阅读和写作的能力吗？”我说：“这是做不到的，语文的学习也许能够开阔视野，加强训练有利于培养学生们的人文关怀，但是没办法作为一种特别实际的，学了马上就能用的那么一种课程。正因为如此，目前的各个大学里面，大学语文课程的设计和教学，五花八门，很难一概而论。

一辈子回过头来看，对我们影响最大的其实是语文课。

一辈子的道路取决于语文，我大概是在《语文之美与教育之责》中提出的，那文章是一个演讲，但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是没错。

我说的是，回过头来看，中小学教育，很多知识会更新换代，比如算数等等。一辈子回过头来看，其实对你影响最大的是语文课。对中小学教育而言，每一门课都很重要，但是本国语言文字、文学的修习可能是最重要的、影响你一辈子的。所以我曾经举一个例子说，你会买一本你当年学的那个语文课本，做一个怀旧。但一般来说不会买那个算数的课本，因为那个怀旧怀不起来。

而且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语文课里面不仅是具体的语言知识、文学修养、有人生观，还有我们所说的各种各样的思维方式、思想感情以及文学趣味，都在里面。所以我说这所有的课程里面溢出课程以外的那个东西最多的就是语文，所以语文课影响人的一辈子，我觉得是不算夸大其词的。

语文除了考试，应该还有更加高远的目标：文学熏陶

教育的困难在于高考的压力太大了。高考的压力太大，对于学生，对于老师们来说，他们面对的一个困难的抉择就是如何迅速地提升自己的成绩。

我是广东人，语文课就像我们那里说的慢火煲汤，必须是慢慢的，逐渐地读。读了必有收益，但读了不可能马上体现出来，那是二道贩子才能够做到的事。今天读明天就说，今天教我“人之初”，明天我教你“性本善”。这样能马上回应的不是语文课所能够达到的目标，也不是他们努力的方向。因此在今天的中学教学里面，对于老师们来说，最纠结的就是为了高考。

相对来说，好的中小学，尤其是好的负责任的语文老师，他们会关注语文课程对学生们一辈子的关怀。这样的话，它的阅读，它的训练会跟那些整天做题的，整天想着将来高考的成绩的那个不太一样。

我接触了好多这一类的中小学老师。一般来说，经由他们调教的学生，按照他们的文学理念、教育理念以及语文方式培养出来的学生，高考也会有很好的成绩，只不过那不过是一个急就章。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或许应该改的是高考，而不是今天我们所说的，以素质教育为中心的那个语文课程，不应该是高考指挥整个教育，而是说教育在发展的过程中，如何调整我们的考试制度，这是我的想法。

文学教育不要太功利，和政府都不要太功利

教育更像农业，不是我发明的是我引用的。里面已经提到了这个问题，文学教育润物细无声。这个观念对于学教育的人来说。我相信不是一个新的命题，大家都能接受这个观念。

问题在于，你所说的文学教育从小如何培养。这些年尤其是最近一二十年，家长们有时间有能力给予学生们更多的那种学习的时间，越来越多的培训班。唯一的一个提醒就是，不要太功利。

尤其是我关心的是，把文学教育作为一个思想道德教育的方法，我不太能够接受，太强烈的教诲的愿望，对于青少年读者来说不是很合适。某种意义上来说，小时候，尤其是小孩子们读一点文学作品，比如唐诗，宋词，国内国外的多一些，这样的文学作品，不要太功利。我说不要太功利，第一是家长不要太功利，想着追问将来高考能不能加分；第二是政府不要太功利，就是不要把它作为一个思想道德教育的工具来思考。

其实语文课，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有道德教训的意味，但这个道德就是因为这应该隐藏在后面，首先是文章、是诗文的魅力而后才是这方面的。我说这些是因为我看到了很多选本，其实一开始进去，就是你知道他为什么选这些文章，选这些文章背后的那个对当下的政治的配合度太高了，这对小孩子们阅读不太好。

说得极端一点，我当年在山村里面教小学，我那个时候就特别感慨我们的文章，我们选的配合那个时代的政治形势的那些文章，日后看来都不行。而且小孩子一辈子记下来的很可能是小时候的阅读，在这个意义上来说，阅读需要更长远的眼光和趣味，不要太急于配合当下，不管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现实一些的要求，这样更合适一点，这是我的基本判断。

“国学热”是一种倒退，过度开发儿童智力往往适得其反。

语文课不完全是文学，必须明白这一点，语文课和文学课不是一回事情，所以语文课里面的一些，比如说语言知识，比如说思维训练还有一些我们所说的文化趣味，政治立场等等混合在一起。这些东西如何把握分寸，必须很好地斟酌，还是应该更多地培养孩子去审美。这些年，重新读三字经，国学的那些，其实不应该这么做。

我受新文化运动影响很深。我对现在回到五百年前，回到一千年前的那种立场是不以为然的。今天的重新提“百事孝为先”，重新提各种各样的过去时代的一些伦理道德，作为我们的教学，比如说他们讲二十四孝，诸如此类的，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倒退。

现在民间兴起的这些国学热是一些经济力量，还有一些政治力量结合在一起造成的，效果不好，所以我不主张那样，还有我不主张过度的开发少儿的心智，不是说越早读越好，也不是读得越多越好，某些作品在某个年代读有感触，有帮助。但另外一些好作品也许得等到高中，也许得等到大学，也许得等到成年再来阅读。

过度的开发少儿的智力，会造成一个逆反的，而且少年老成不是一个好的词。冬行春令不对，少年老成也不对。一个年龄段有他的阅读需求，还有我们需要的培养的目标，打乱这一切，把所有的好东西或者不好的东西，或者是我们所说的，鱼龙混杂的东西塞给少儿，我觉得是不合适的。有的家长巴不得孩子将来成为一个天才，所以我说的是把不合适这个年龄学习的东西硬塞给他们，那也不是一个好的教学办法。这方面需要教育家和一线老师们的配合、引导。单凭大学教授是不行的，我曾经参与过中学小学语文的编撰就发现一个问题。大学老师很难分清楚。6岁的儿童，8岁的儿童，10岁的儿童之间的阅读的差异，我们没有这方面的实践和体会。往往你会想当然的觉得这是好东西，好东西不见得非在这个时候学。

教育必须永记这两个词：循序渐进，因材施教

人的一生很漫长，某个时段学什么样的东西是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教育，其实就是循序渐进，因材施教。这两个词必须永远记得。循序渐进意思说他的心智的长成过程，我们必须配合着。因材施教，是学生们本身的材质和他的趣味，我们必须尊重，把应该由青年人才能够学习，能够接受的知识放在少年是不合适的。

所有这些问题需要教育家、心理学家和语文教学专家，我们一起来共同来讨论，才有可能有比较好的决断。我的感觉是，今天的阅读，还有对学生们的要求，明显比我们那一代人大大提升了。有一些是时代变化了，想想我当初在中学里面阅读的东西和今天的阅读完全不对等。如果是今年60岁的人，40岁的人，20岁的人，你们各自拿出你们的小学作文，你就知道这个变化。为什么这样说，当年我的高考作文登在《人民日报》，最近十年被很多人拿来给我看，当然有的是表扬，有的是嘲讽，“你看当年这样的文章就能够被表彰，而且觉得了不起。”

其实确实是如此，你要看今天孩子们的写作，跟我们当年相比要成熟很多，一方面他们阅读得比我们多多了，一方面他们的世界也变化了。我们那些东西，我们的阅读，我们的生活体会跟他们不一样，某种意义上来说，理解时代的变化，理解青年人的思考和趣味，然后来决定我们的教学，这也是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