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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讨会十六:城市群规划的中国实践 | 规划年会

导读

9月7-9日,2024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在合肥召开。9月8日下午,由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承办的学术研讨会十六“城市群规划的中国实践”邀请来自政界、学界、企业界、规划界的嘉宾共聚一堂,直面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新格局以及实现高质量发展要求,围绕城市群规划的实践问题展开深入交流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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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讨会十六:城市群规划的中国实践 | 规划年会
学术研讨会十六:城市群规划的中国实践 | 规划年会

本次学术研讨会由学会总体规划委员会委员、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常务副院长、教授级高工王新哲主持,邀请了学会常务理事、乡村规划与建设分会主任委员、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院长、教授张尚武,学会监事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樊杰,学会乡村规划与建设分会副主任委员、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袁奇峰,日本明治学院大学教授鍛冶智也,上海社会科学院长三角与长江经济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研究员王振,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宁越敏等嘉宾进行分享与交流。

学术研讨会十六:城市群规划的中国实践 | 规划年会

主持人:王新哲

学会总体规划委员会委员、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常务副院长、教授级高工

王新哲委员指出,“城市群”发展在“十一五”期间被列为重要的城镇化战略之一,并且在后续党的十七大至二十大相关报告中均作为重要的国家政策体现。业界对城市群发展规划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实践工作,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到其他城市群发展规划等积累了诸多经验,规划行业、编制单位需要高度重视。此次由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承办的“城市群规划的中国实践”学术研讨会,希望能够在以上方面为大家提供更多借鉴和思路。

主旨报告

长三角国土空间规划的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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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尚武

学会常务理事、乡村规划与建设分会主任委员、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院长、教授

张尚武常务理事从规划定位、空间体系、实施机制、学术探讨四个方面阐述了对城市群规划的中国特色的认识。

在规划定位层面,长三角国土空间规划是深化落实《全国纲要》和国家战略要求,以解决三省一市国土空间规划中难以解决的跨区域协调问题的区域型国土空间专项规划。空间规划应置于国家战略规划体系中,建立发展规划和空间规划是互为依据的关系,深化多规合一的内涵和运行机制。

在空间体系层面,提出长三角区域的基础性、支撑性、战略性议题。夯实发展底板,奠定区域生态保护和安全韧性的整体空间框架;加强区域协同,增强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空间支撑能力;加强战略引领,以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深化落实国家战略为顶层目标。

在实施机制层面,聚焦共同行动,探索制度、政策、标准创新。围绕提出构建项目库与任务清单,探索推动区域协调的规划实施制度,以及探索规划实施政策的创新,探索国土空间的数智化治理模式。

最后聚焦学术探讨。针对学术溯源与本土化的探索、区分空间现象与规划对象、城市群与都市圈概念差异和规划的区别、创新中国城市群空间规划实践路径四个方面展开了讨论。从中国问题出发推进理论研究与规划实践相结合,不断提升中国城市群空间规划的实践能力。

城市群理论前沿及京津冀城市群规划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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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杰

学会监事、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

樊杰监事提出了规划要回归到本身问题、目标、过程、治理四大导向,以“是否有用”作为衡量规划是否是好规划的标准。报告从城市群学术理念的认定展开,梳理了城市群相关前沿理论,以区域规划的视角看京津冀城市群的规划应用。

空间距离的接近性作为城市群产生的先决条件,受到郊区化影响,使得不同城市之间形成了共享福利的叠加区域。城市从本地化、就地化走向区域化、全球网络化。在卫星城、TOD模式等规划行动助力下,区域空间内呈现出规模层级不同、职能有所差别但相互紧密联系的城市整体,成为“城市群”。现阶段,城市群的影响力已经从局部拓展到区域、全国乃至于全球的尺度,功能不断提升。在全球层面审视城市群,各类生产要素和各类产品商品的流入流出使得每个区域成为源、汇节点。源、汇的空间组织以及在全球的影响力和控制力,成为现代城市群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思想前沿。

京津冀城市群和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最大不同在于,市场经济发育较为薄弱。虽然在城市群协同、环境共治、交通一体化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经济总量在全国比重持续下降。因此,产业协同以及协调发展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中面临的最核心的关键问题。在已经形成的产业格局和比较优势基础上,樊杰教授提出了京津冀城市群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菱形”格局,在京津唐(唐山)基础上培育京津雄(雄安),强化京津塘(塘沽)产业主轴以及沿海发展轴。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从分权竞争到区域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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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奇峰

学会乡村规划与建设分会副主任委员、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袁奇峰副主任委员指出,珠江三角洲是一个独特的自然地理单元,是中华农耕文明的海洋文化亚区。成就了其作为岭南文化承载地、丝绸之路发祥地、中国民主革命策源地、改革开放的先行地。

改革开放之初,珠三角从农业时代直接跨进农村社区工业化,加入全球资本循环的转变,香港作为重要的外部因素,为珠三角带来了“三来一补”的机遇,推动了全域工业化。

2000年后,随着土地财政时代的到来,形成了大城市大发展的格局,深圳和广州迅速崛起,却走了不同的道路:广州限于土地财政,深圳则扶持企业。

在珠三角向粤港澳大湾区转化的当下,城市群格局正呈现网络化、专业化、层级化、体系化的特点。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以发明专利数量为例,前二十年总共只是有5位数,2000-2009年就达到6位数;而2010-2019年则大幅增长到7位数。

随着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在城际轨道交通网络的支撑下,粤港澳大湾区正逐步从行政区分权竞争的区域模型走向自组织的新结构模型。

东京都市圈的 TOD 模式空间组织:经验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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鍛冶智也

明治学院大学教授

鍛冶智也教授通过东京与上海、纽约等众多世界大城市的对比,指出东京都市圈具有特殊的空间结构:水平方向高密度、垂直方向低密度开发,整体如平地般扁平的结构。

首先,该结构与铁路公司引导下的TOD开发模式息息相关。在日本,铁路公司除了负责轨道运输,还负责地面公共交通,甚至在商业开发、企业引进等方面发挥着地区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事实上,私营铁路公司的大部分收益与交通无关,轨道站点被其旗下的商业设施等包围,人们甚至从外面看不到车站本身,这种经营、开发结构规定了都市圈的空间结构,而国家级政府负责制定法律和政策,省级政府负责发展调控,地方政府制定规划和当地法规,对铁路公司的管控作用不大。

其次,相关法律制度也促进了空间关系的变化,2002年制定的《城市再生特别措施法》,引导城市制定选址优化规划,使地方边缘城市能够利用轻轨交通等实现紧凑型城市化,因为城郊作为低价且便利性相对较高的土地被铁路公司优先开发,人们在组建家庭的过程中也不断从市中心外迁,东京都市圈因此不断蔓延。

鍛冶教授还总结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日本的基本政策倾向。第一,财政政策鼓励买房而不是租房。第二,85%的国土用途管制极其宽松。第三,公路政策落后于铁路政策,城市道路率仍处于较低水平。第四,大部分企业都有通勤补贴,对企业来说可以抵税,对职工来说可以住在低房租水平的郊外,促进了铁路长途通勤。

总之,东京都市圈内tod开发模式使轨道站点像网眼一样铺设,一方面保持城郊的出行便利性,另一方面破坏了既定的区域规划,促进了无序扩张。

嘉宾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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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越敏

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

宁越敏教授首先对城市群的概念做了深入的分析,随后对嘉宾报告进行精彩点评,其中:

对于《长三角国土空间规划的实践价值》,宁越敏教授指出,寻求41个市的最大公约数,可有效解决长三角规划中面临的一些难题。此外,陆海统筹是长三角国空的一个重点,近海地区受陆地开发影响大,如何在保证陆地发展的情况下,实现近海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是其中一项非常有必要的工作。

对于《城市群理论前沿及京津冀城市群规划应用》,宁越敏教授指出,区域规划中需要重点考虑如何使得空间范围内城市之间有更密切的联系,对于北京是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城市,不能空谈疏解,需要加强在就业结构等方面的深入研究,并以日本筑波科学城在疏解东京人口的失败为例,来佐证这一观点。

对于《东京都市圈的 TOD 模式空间组织:经验和教训》,宁越敏教授以日本爱知大学区位的变化为例分析指出,在日本高速发展、人口增长时期,为提升大学入学率,爱知大学从城市搬到郊区,随着日本人口的负增长,新一代日本人观念的转变,其又从郊区回到市中心,这种根据不同发展阶段采取的新举措,促进了当下情况的发展,宁越敏教授肯定这一做法,并表示对中国也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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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

上海社会科学院长三角与长江经济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研究员

王振主任从两个方面提出观点。一是就规划的科学性和适应性调整问题。现在各级政府对规划很重视,特别是国土空间规划“三区三线”划定后,执行比较严格,但在现实中,各地都遇到了微调中的难题,比如乡村产业振兴需要配套一定的设施用地,现在都很难落实,这样就影响到乡村发展。这就提出了规划本身如何提高其科学性和前瞻性,如何能够适应新的形势与未来发展趋势,保持必要的可调整灵活度问题。而是关于长三角城市群规划,围绕高质量一体化发展,需要思考四个挑战:一是城市群中生态环境底线的联防共治。土壤、空气质量、水质、碳排等,都是流域性的,需要在区域范围内讨论,目前“两区一县”的长三角生态绿色示范区做出了一些尝试,但其经验、做法如何加快复制到整个长三角乃至更大的区域。

二是新型城镇化带来的挑战。三中全会已经提出进城农民工要享受当地公共服务及社会待遇,在规划中如何更好考虑这些进城农民工的公共服务资源需要。三是都市圈同城化带来的挑战。同城化作为一体化的抓手,上海大都市圈同城化可以先行,示范区的同城化机制是否可以扩展到更大区域空间。四是统一大市场问题。硬件方面譬如交通物流设施的高标准联通,目前长三角地区在大框架上可以说是畅通的,但是铁路与港口、铁路与高速为代表的最后一公里仍并未联通,需要推进多式联运的高效物流体系建设;软件方面譬如要素市场一体化,更多是机制体制的问题,但一体化先要从要素畅通流动开始,要打破行政壁垒和地方分隔,发挥不同地区的比较优势。

各位嘉宾围绕城市群规划实践中的治理问题、规划协同、实践环境等展开了深入讨论。嘉宾们指出:一是城市群规划必须存在系统思想,要基于中国国情提升治理体系现代化;二是城市群规划是跨界多维的,应该更聚焦在区域性的空间协同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轨道交通网络能够很快将城市群构造起来;三是中国规划是有特殊性的,它是行政和技术的混合体,中国的城市群规划实践考虑中国的规划环境,目前学术研究的城市群和政策研究的城市群是两个概念,对都市圈的比较研究更加要关注空间尺度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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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合影

会议最后,各位嘉宾与现场观众进行互动交流。与会专家与现场观众对城市群规划中的各类概念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会议达到了预期效果,取得了丰厚的交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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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稿单位: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文根据现场报告整理,已经专家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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