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之佑
一、日本从帝俄手中夺去了中国领土旅大、金州各地使其变成了“关东州”，又取得了南满铁路沿线的“治外法权”之后，就一直实行帝国主义民族政策，不但日本人在东北犯法不受中国法庭及警察的裁决，就是在东北的朝鲜人和“关东州”内人也援例享有特殊待遇。由此引起的人民间的纠纷是太多了，著名的万宝山事件，就是一个实例，1931年九一八后，日本在武力侵略的同时，更耍尽伎俩，分裂东北人民的团结，极力挑拨引起民族间的恶感。当时执行侵略政策的这些日本战犯们，在军事和政治上，把满、蒙古、朝鲜、回、汉以及“关东州”内各民族，都对立起来，分别等级，层层压迫，于是东北人民口中很流行的说法是“金大哥、鲜大叔、日本二大爷”，这句话表示出人民群众的反感。
二、日本实行殖民地民族政策的罪恶事实
(甲)日本人高于一切，其他民族都是奴隶牛马：
日本人在中国的强横凶暴，是每个中国人所熟知的。只就在伪满供奉“天照大神”和以昭和天皇为“现人神”一事而言，就是表明：日本人是大神子孙，是优秀民族，他们是高于一切民族的。日本天皇是东北各民族的“现人神”、所以东北各民族都应受其统治，并作他子子孙孙的奴隶和牛马，永远不得平等。而对“关东州”的中国人竟直称“州人”，与称朝鲜人为“鲜人”同出一例，就明确指出是亡国奴了。在这个基础上，于是在统治伪满的各机构中，日本人是指挥驱使东北各民族的主人，高于一切。同时又把东北各民族间，区分出奴隶等级，给予差别待遇。官吏俸给，日本人是最高，而“鲜人”次之(这是1933年由古海忠之任给与科长定的)。加俸进级，日本人足年就加俸，够停年就进级，朝鲜、满、蒙古族比较稍优，汉民族有够三个停年以上始进一级的。而日本退役军官，加入“满军”就进一级(例如伪满最后的军事部次长真井鹤吉，就是日本“二二六”事变退下的炮兵大佐，来充伪满训练处干事，就先补少将)。生活待遇，日本人和朝鲜族(这指准日本人的官吏)就吃大米鱼肉，配给日用生活用品；其他民族的，就没有这种待遇或差别待遇(例如高级官吏给点米面，配给品里有“日、鲜专用，满系无”的规定，最后中国人连锅碗都买不着)。至于东北人民，则少衣无食，高粱米、豆饼面也供给不上(因非日本人而吃大米被检举的案子，无处不有)。就是伪满军在“讨伐”行动时也不准吃，我就因给部队和病伤兵大米吃，被伪通化省控告，调去治安部受到过责斥。最后1941 年“大东亚战争”开始，生活愈益下降，我在1942 年冬初次巡视增援热河的步兵五团时，曾亲见在山中打柴的男子，只披一张皮，没有裤子。在新集家的部落里，看见女人小孩赤身蹲在豆秸里。而在法院法庭上，日本人犯罪也决不受“满系”法官讯问；在伪满学校里，日本学生决不来入学，在日本人学校里挑选收一些“满系”学生，或就一律不收。至于散居在伪满各县的日、朝鲜人，尤其是日、朝鲜的移民团，用着什么家具或农具和牛马时，就到附近中国农民家中去取，甚而种地也得附近农民替作(我看到过宣传移民的一部电影，银幕上的扶犁的就是中国人)。
(乙)日本帝国主义者是一贯分裂东北人民团结和制造各民族问恶感的：
其一，日本在“关东州”内施行其殖民地政策。用法令与教育，离间、分裂“州”内人民与祖国人民的关系，强迫他们与同胞对立。这种现象在当时一入“州”境，由黑帽子警察身上就表现的十足了。在九一八当时，凡是日本的侵略机构中，都分布下由日本券养的清朝余孽和“州”内汉奸，这个实例，由在伪满政权初据要津的金壁东(宗社党首领肃亲王的七子，就是在 1916 年参加巴布扎布祸乱东北四省、攻陷海拉尔事件中的“小王爷”，九一八之后充吉长铁路局长兼长春警备司令，在黑龙江省伪省长任内有病退去，最后病死了)、郑孝胥(伪满初任国务总理，出卖溥仪的，我在长春曾听到人说，在春节时他家门上，有爱国者给他贴付门联，是“郑家老铺，出卖皇帝”)、罗振玉(1920年帮助日本谋取沧石铁路的投资权未成，伪满成立当时的立法院长)、韩云阶(金州商人，当马占山抗日时，他去说降，后任伪龙江省长、伪满大臣)看起，直到翻译、“黑帽子”、特务，乃至火车上的“小使”止，在当时是举目皆是。就这样，日本把一小撮汉奸，造成一个特殊阶层，在东北三千余万的人民中，处于走狗帮凶的地位，从而达到其瓜分中国，奴役东北人民的帝国主义侵略目的。
其二，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政策，由田中奏折的暴露，是举世周知的。他们经常挑拨离间东北蒙古族，往事如巴布扎布的占领郭家店，中村大尉的在“满蒙”调查工作，都成了历史中的材料。九一八当时，在日本的军事行动中，就首先召集蒙古族武装。当年9月下旬，或者是10月初，我同丁超的代表杨公衡由哈尔滨转道昂昂溪赴锦州，去见张作相开会研究组织抗日机构时，到大林站火车被蒙古族武装劫住，除把乘客财物洗劫外，把我带下车去，问我是不是驻通辽骑兵三旅的军官，我说不是，就用马棒打我，肩背均出紫伤，后有一刘姓的人替我讲情，才将我放回车中。当晚到通辽，王县长说这是日本主使巴布扎布的儿子召的蒙古族武装，专抢汉民不抢蒙民。后来这部武装，就在佐佐木到一充伪满高级顾问的期间，改编为兴安南警备军，来镇压该地区的中国人民。再如伪满政权，把汉族较多的县，也改为旗，搜罗些蒙古王公子孙来作旗长，高唱“满洲人的满洲”，“蒙古人的蒙古”和要报“八月十五杀鞑子”的前仇。这种制造蒙古、汉民族间恶感的结果，导致发生兴安骑兵甘支队在平谷县一带奸杀汉族群众的惨案。“七七”事变后，由军事顾问部主持，用伪满蒙古族骑兵编成甘支队，以甘珠尔扎布为支队长，进驻在古北口南密云、平谷县境，1938年回到承德，我代表伪大臣到承德“慰问凯旋”，邢士廉密向我说，这部骑兵在口里闹的很凶，尤其是在平谷县北有烧杀淫掠的惨重事情，还以报“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仇为理由。我回来报告了伪大臣于芷山，但在日本顾问的庇护下概未究问。
其三，助长少数朝鲜族人的欺压行为，加强了民族歧视和利用鲜奸削弱抗日力量：先在东北的朝鲜族就有亲日、亲华两派，九一八后，日本就残害亲华派，庇护亲日派。这批鲜奸就乘机插足伪满行政、军队的机构中，日本是以“准日本人”看待他们的，他们就造成许多事件，据我所身经的就有：
(1)1939年冬，我任伪满第八军管区司令官时，陪同伪大臣于琛澄视察“讨伐”(当时目标就是指向杨靖宇将军)，一天到了临江县北松树镇，住在警察署，遇到该镇学校女教员，因伪安东省警察大队的朝鲜人翻译要对之强行无礼，逼得她逃到警察署请求保护。
(2)1943—1944 年间，我在沈阳先后就有两次朝鲜人强买民地的事件。其一，是伪满一军参谋长岩田薰，同伪满军械部厂长大久保受沈阳馆主人(这个旅馆是九一八当时本庄繁所居地)的贿买，以驻奉部队种菜为名，由朝鲜族浪人(总经理)和汉奸梁某(副经理)出手，在马三家子东南强买人民土地。其计划案是乘我外出由岩田代理时呈送伪部的，案内地数只百多垧。实际钉的界标，据人民代表(这是控告时地主的真代表，梁某等先有个代表名单是假造的)说包括熟地、洼地、土坑、牧场约在千垧。经人民控告后，由我同伪省长于镜涛同意经在沈阳的日本特务机关长小细少将出面把沈阳馆主人那方面制止了，又把岩田参谋长转走了。经过一年期间，才把这个强买民地案子撤销，汉奸梁某逃避，鲜奸就无人敢问。其二，是在一个朝鲜族小财阀的活动下，主使居沈阳朝鲜族组织代表贿买省市机关的日系官吏，在杨士屯、宁官屯一带强买大宗民地，买卖未成，就开工挖沟(此事是我的同学王子文，他是宁官屯人，请求我向省长说的)，经我告知伪省长于镜涛设法取销了。这两件强买民地的案子，都是由少数亲日朝鲜族出面办的，使十余个村屯的农民受到劳力上、农产上的损失，及很多天的骚扰，几乎发生械斗，在朝鲜、汉民族的感情上，烙一印痕。
(3)1944年春，伪满陆军少尉王殿荣及刘少尉的惨死，也是由日本唆使朝鲜族中败类欺负汉人而引起的。王、刘二人是航空学校军官学生，同住沈阳的茂林旅馆度寒假。一日，王殿荣在南市场某旅馆门口，见到朝鲜人坐车不给钱，大打车夫，便出面干涉。适逢沈阳日本宪兵队曹长武田(此人是中国通，有鸦片瘾，商民周知的坏蛋)经过，他就帮朝鲜人把王殿荣带走，行到三经路无人地方王掏手枪把武田击毙，日本宪兵到茂林旅馆拘捕时，把刘少尉打死，王殿荣逃跑。日、满宪兵警察动员约千人，经过一两个月的时间，逮捕无辜人30余名，受到残酷刑讯，始在通化林子头把王殿荣逮捕，由日本宪兵问讯后交伪第一军管区军法会审，在伪中央派来的法官和伪第一军管区法官鹤田审讯时，王殿荣痛责日本和少数朝鲜民族败类欺压东北人民的罪行，并提出刘少尉无辜被杀，日本宪兵应负责任，而对自己杀人部分承认不讳，从容就刑。
以上所举的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实行殖民地民族政策所引起的事件与恶果，这只是东北三千余万人民中所受到的一小部分。《中华文史资料库~日伪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