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的台北，政坛风云诡谲，暗流涌动。一场高规格的晚宴，聚集了台湾政界的显要人物。这是吴国桢在台湾的一次公开露面，他身为蒋介石昔日的心腹，近来却屡屡遭受排挤和打压。49岁的他似乎已经看透了自己在政坛上的未来，打算以这次晚宴为契机，逐步退出台湾的政治舞台。
然而，就在宴会结束的那个夜晚，吴国桢走出会场，突遭刺客伏击，险些命丧当场。这个消息传到宋美龄耳中时，她的怒火瞬间爆发，直奔蒋介石官邸，怒斥丈夫：“简直是法西斯！”究竟是谁策划了这起刺杀？
吴国桢的上海岁月
1946年，吴国桢作为上海特别市长上任，面对的是一座因战争和内乱而疲弱不堪的城市。上海的市场经济几近崩溃，黑市交易横行无忌，奸商利用物资短缺大行其道，民不聊生。
上任初期，吴国桢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是对财政预算进行严格的审查和调整。他要求所有政府部门必须削减不必要的开支，优先保证基础设施修复和民生支出。在他的指令下，各部门逐一上报了当前的财政状况和未来的预算计划，所有数据都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核才能获得批准。
在取缔黑市和奸商方面，吴国桢展现了他的决断和果敢。他组织了多次大规模的扫荡行动，针对那些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的商人进行严厉打击。市政府与警察部门密切合作，一系列行动迅速展开，许多黑市交易点被一举摧毁，大量非法物资被查获。
此外，吴国桢还特别关注粮食供应问题。他通过实施粮食配给制度和设置公平价格，尽力稳定市场。粮食供应的稳定对于恢复市民的生活秩序至关重要。政府设立了多个粮食发放点，确保每个家庭都能按时领取到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只是在国民党政府极度贪腐的情况下，这些措施可以说毫无作用。
台湾岁月与财政困境
1949年，随着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失利，吴国桢随蒋介石撤退至台湾。抵达台湾后，面对全新的政治与经济环境，吴国桢被赋予了重建和管理台湾地区的政治经济体系的重任。台湾此时正处于战后重建的初期阶段，经济基础薄弱，财政资源紧张。
吴国桢上任初期，立即着手评估台湾的财政状况和经济结构。他发现，台湾的工业基础尚待发展，农业是经济的主要支柱，但整体生产力低下。此外，长期的战争导致财政极度紧张，国库空虚。为了应对这些问题，吴国桢采取了一系列紧缩政策，包括削减政府开支、优化资源分配，并试图通过引进外资和技术来提升产业水平。
当时，台湾的财政状况十分紧张，政府收入远远无法满足庞大的开支需求，吴国桢作为掌管台湾财政的主要官员，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每天，他都要处理堆积如山的账目，想方设法平衡各类预算。粮食短缺、物资匮乏，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各种开销接踵而至。为了应对这些危机，吴国桢不得不亲自审核每一笔支出，缩减非必要开支，竭力在有限的资源中调配资金。然而，蒋经国的社团活动和组织建设需要巨额资金支持，吴国桢对此却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 蒋经国亲自找到吴国桢，希望从财政中拨款，继续支持这些活动。吴国桢虽然明白蒋经国的需求，但心知财政入不敷出，根本无力提供额外资金。于是，他像应付其他前来请求拨款的官员一样，巧妙地推托，给了蒋经国一个模棱两可的答复，这让蒋经国对他非常不满。
火柴公司事件
1950年，台湾火柴公司总经理王哲甫的被捕事件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吴国桢对此事感到十分疑惑。火柴公司在台湾的地位并不算突出，它主要负责生产和销售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像火柴这样的小商品不太可能牵扯到政治风波。王哲甫的突然被捕让吴国桢感到不解，因此他决定进一步调查此事。
初步的报告并没有提供清晰的答案，只是简单地提到火柴公司内部有问题，涉及一些经济纠纷和管理上的疏失。吴国桢对此显然不满意，他认为事情远不止如此。为了搞清楚真相，他亲自与台北的高级警察官员彭孟缉进行了会面，希望能够从他那里得到更深入的解释。
在与彭孟缉的交谈中，吴国桢终于得知了真正的原因。彭孟缉告诉他，这起事件的根源其实与火柴公司前任总经理吴性栽有关。吴性栽在国共内战结束后留在了大陆，并参与拍摄了一部名为《民国十四年》的电影。令人震惊的是，这部电影中对国民党政府及蒋介石本人有很多不敬的描写，尤其是对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政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吴国桢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虽然电影是由吴性栽在大陆拍摄的，但火柴公司在台湾的存在和它与吴性栽的关联却成为了蒋介石发泄怒火的目标。
蒋介石决定通过报复火柴公司来表达他的不满，这就导致了王哲甫的被捕。吴国桢对此感到极度愤怒，他认为这种行动不仅不理智，而且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火柴公司不过是一家普通的企业，它与政治的联系并不直接，蒋介石的迁怒行动显得过于武断。如果国民党政府因为一部电影而对企业施加报复，那么将可能动摇台湾社会对政府的信任，也会损害国民党在台湾建立的初步统治基础。
吴国桢深感事态的严重性，于是决定与蒋介石面谈，试图说服他不要将个人情绪带入到公共事务中，尤其是在台湾这样一个经济基础脆弱的地方。然而，蒋介石对火柴公司和吴性栽的怨恨已经根深蒂固，吴国桢的劝说并没有立即奏效。
隐退与危机
吴国桢在感受到来自各方的巨大压力后，最终决定提出辞职。宋美龄得知吴国桢的辞职想法后，心急如焚，立刻从美国多次致电台湾，劝吴国桢不要轻易放弃现有的职位。
然而，吴国桢面对的压力已经无法通过电话劝说化解，宋美龄于是决定亲自从美国返回台湾，面对面与吴国桢进行沟通。她抵达台湾后，宋美龄举行晚宴邀请吴国桢参加，宴会中建议他暂时离开台北，去日月潭修养一段时间，让自己放松一下，同时也可以借此机会重新考虑辞职的决定。吴国桢在宋美龄的建议下同意前往日月潭，希望借此机会调整状态，重新理清思路。然而，就在他准备前往日月潭的时候，一件意外事件发生了。
当天夜里，当吴国桢和他的随行人员准备出发时，司机突然发现车子的两个前轮之间的螺帽和插销都被人拆掉了。这个发现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尤其是吴国桢随行的司机更是感到十分紧张。虽然车子在直路上还能勉强行驶，但如果进入日月潭山路这样曲折的地段，车子的安全将无法保证。随行人员立刻采取措施，检查车辆并进行紧急修理，确保旅途的安全。
吴国桢在日月潭休养了一段时日，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放松警惕。休养期间，他耳闻目睹了台湾特务活动日渐猖獗的现象，各种不法活动在特务机关的庇护下愈发猖獗，这让吴国桢感到不安。作为一个曾经坚决反对特务机关扩权的人，吴国桢意识到，如果他彻底卸下职务，自己将更加无力对抗蒋经国及其控制的特务网络。
归途与未来
休养结束后，吴国桢返回台北，决定亲自与蒋介石会面，将他所面临的种种危险与困境告诉蒋介石。他希望蒋介石能够念及旧情，批准他前往美国休养。然而，当吴国桢见到蒋介石并提出这一请求时，却遭到了无情的拒绝。蒋介石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同情或体谅，而是坚决拒绝了吴国桢前往美国的请求。
迫不得已，吴国桢决定向宋美龄求助。他写了一封详细的信件，将自己目前的处境一一陈述，既不带怨言，也不表达愤怒，只是冷静地描述了他所面临的困境。宋美龄在看到吴国桢的信后，感到震惊和愤慨。她无法接受自己曾经的好友、丈夫的忠实部下，如今竟然被逼到了这样的境地。
宋美龄当即找到蒋介石，质问他为何要对吴国桢如此苛刻。她声音严厉，情绪激动地说道：“瞧啊，这就是你们父子俩干的好事，简直是法西斯做派！”蒋介石面对宋美龄的愤怒，一时之间无言以对。
1953年，吴国桢终于找到机会，以接受母校名誉博士学位为名义，离开了台湾，前往美国。蒋介石尽管在宋美龄的劝说下勉强同意吴国桢出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吴国桢的完全信任。为了确保吴国桢不会在海外与国民党对立，蒋介石采取了更为隐晦的手段，他下令扣留吴国桢年迈的父亲和年仅16岁的小儿子吴修潢，作为一种无声的威胁。
离开台湾后，吴国桢来到了美国，暂时摆脱了台湾政治的压力。在那里，他继续维系与宋美龄的关系，宋美龄也曾在美国的多个场合公开支持吴国桢，并且帮助他与美国政界人物建立联系。
参考资料：[1]郑亚红,王鑫宏.论“吴国桢事件”中的吴氏因素[J].河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9(2):6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