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唐仲明响堂山石窟，开凿在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境内的太行山余脉，由北响堂石窟、南响堂石窟、水浴寺石窟（俗称“小响堂”石窟）三处石窟构成。三处石窟之间距离不远，石窟主体部分又都凿建于北朝晚期，因此一般视为一组。此后历代均有修缮，宋明两代又有续凿，逐渐形成了现在北响堂石窟九窟，南响堂石窟十二窟，水浴寺石窟二窟的格局。响堂山石窟群以宏伟的规模、精美的雕像、逼真的仿木建筑结构、佛塔石窟刻经相结合等特征闻名于世，1961年被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北响堂石窟的北洞，因其位于整个北响堂石窟群的北侧而得名（新编号为第三窟），其规模之大、布局之奇、窟龛形制之特、造像样式之新、装饰纹样之繁，均雄居响堂山诸石窟乃至北朝晚期石窟之首。北洞不仅尽显最高等级石窟的风范，而且因其中心柱顶小室的存在以及文献中彼此矛盾的记载，使得专家学者们对它的功能性质和供养人归属等问题争论不休。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北洞，努力揭开千年来笼罩在它身上的重重神秘面纱。
图一 北响堂石窟全景
北洞之特色
从规模来看，北响堂石窟北洞的外立面宽近25米，高20余米，窟内进深13.3米，宽13米，高11.4米，是当之无愧的北朝晚期第一石窟。
图二 北洞外立面
从洞窟整体布局来看，主室正中设置顶天立地的方形中心柱，在中心柱正、左、右三面各开高7米多的帐形大龛，内雕一佛二菩萨像。帐龛顶部，开十六个圆楣圆拱大龛，正壁四龛，左右壁各六龛。帐龛下浮雕高一米余的神王、怪兽。主室四壁开十六个高近9米的塔形大龛，左右壁各六龛，前后壁各二龛，均对称布置。主室前壁窟门两侧还浮雕有未完工的礼佛图。从龛窟形制来看，北洞是一座塔形窟。所谓塔形窟，即在洞窟外立面上浮雕出佛塔的外形，北洞呈现为单层覆钵塔，覆钵之上还有塔刹、刹侧的悬幡以及装饰性的山花蕉叶等。覆钵下为仿木结构的塔身，处理成四柱三开间形式，明间为窟门，也即石窟入口处，暗间为两力士大龛。北洞外立面下半部残损严重，其形制特点参考了响堂山其他塔形窟。在响堂山石窟群中共有六座石窟为塔形窟——北响堂北洞、中洞、南洞，南响堂第三、七窟，水浴寺西窟。响堂山北朝晚期的大型洞窟一共才有十一个，塔形窟占比过半，可见这种窟形在当时的流行程度。就石窟外立面的装饰而言，塔形窟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众所周知，佛教在公元前后传入汉地，石窟这种建筑形式大约是在公元四五世纪才逐渐传入内地。早期石窟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窟内，重心全在窟内佛龛和造像雕刻上。到北朝时期才开始在窟门上方及左右进行装饰，如雕刻汉式屋檐、尖楣以及楣内浮雕火焰纹等，将石窟外立面也刻画成一个佛龛。像塔形窟这样复杂和大规模的装饰，是中国石窟发展史上空前绝后的表现。奇怪的是，塔形窟这种样式，仅在北朝晚期“昙花一现”。它的出现，应当是北洞供养人对佛塔极度崇拜的体现。
图三 北响堂北洞主室塔形龛
除了塔形窟，在北洞主室周壁，还浮雕了十六个塔形龛。北洞塔形龛类似一个正视的单层覆钵塔。塔顶的覆钵上升起三叉刹柱，柱头装饰火焰宝珠，覆钵前用三个火焰宝珠替代了通常的山花蕉叶，更显华贵。塔身部分开一圆楣圆拱龛，楣下吊帐形纹，龛内原始造像已不存，现龛内造像为清代重新放入。龛下有束腰叠涩须弥座，座两侧有二有翼神兽承托仰莲柱础。虽然塔形龛这一形式在中国石窟中传承有序，但规模如此之大（高近9米，宽3.5米），装饰如此之繁复精美，当属华夏第一塔龛。从造像样式看，北洞内中心柱三壁的胁侍菩萨，无论造型、姿势、体态，均极具特色。以中心柱左壁大龛左胁侍菩萨为例，只见她左足点地，左膝微曲，右胯略挺，身体呈现出“S”形曲线。颈戴串珠项饰。袒上身，腰系紧身裙，裙腰外翻，有两条短裙带垂至大腿前。披帛自肩部沿身体两侧垂下。整体造型凸显女性的柔美与丰满，开块面状表现身体之先声。同时，充满动感的身姿表现，还反映出印度造像风尚的影响。北魏造像，以龙门石窟为例，多受南朝影响，以线条表现颀长的身段，是为“秀骨清像”。而北洞菩萨一改前例，通过袒露的身体和圆润的肌肤，呈现出从线条到块面的变化。显然，这应是来自印度的“笈多”造像风尚的新表现。
图四 北响堂北洞中心柱正壁主尊
图五 北响堂北洞中心柱左壁主尊
图六 北响堂北洞中心柱左壁左胁侍菩萨
北洞之性质一般而言，佛教石窟是供养人为了祈福、奉佛所开。而北响堂石窟北洞却有不同的说法。首当其冲的就是《资治通鉴》的记载：“（八月）甲申，虚葬齐献武王于漳水之西；潜凿成安鼓山石窟佛顶之旁为穴，纳其柩而塞之，杀其群匠。及齐之亡也，一匠之子知之，发石取金而逃。”《通鉴》所记，极具传奇色彩，又很符合曹魏以来“秘藏”的风俗。恰好，在北洞中心柱左（南）侧顶部从前（西）往后（东）数第三龛，原有龛像不存，露出一个洞口，洞口残余封门石两块。洞内为一深3.43米、宽1.28米、中间最高1.75米的小室。这个小室的存在，与《通鉴》的记载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似乎北洞为高欢的陵藏已成定论。然而，仔细思考“崖墓说”却又有诸多不合理之处。首先，从文献角度来看，《通鉴》高欢葬于鼓山石窟之说为孤证。《北史》只记高欢“葬于邺西北漳水之西”，即“虚葬”之地。《续高僧传》则说：“仁寿下敕，令置塔于慈州之石窟寺，寺即齐文宣之所立也。大窟像背文宣陵，藏中诸雕刻骇动人鬼。”一下把立寺、开窟、埋葬都算到文宣帝，即高欢之子高洋的头上了。文献上的记载，不光陵藏地点矛盾，连墓主人的身份也各说各话。而且既然齐亡之后，石匠之子就发石取金而逃，说明这个秘藏已经不再是秘藏了。但后世之人，仍然没有把石窟与高欢陵墓联系在一起。如唐代的《元和郡县图志》径记“高齐神武皇帝陵，在（滏阳）县南三里”。相比之下，《通鉴》成书在宋代，时代更晚，记载又过于传奇，不知其所据为何。其次，从形制来看，墓室设计在石窟内中心柱顶部，不合一般建设的常理。崖墓是从山体表面开始向内部掘进，凿出墓道、甬道、墓室、回廊等一系列结构的墓葬。崖墓这一墓葬形制，始于汉代，最著名的就是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汉代此类横穴崖洞诸侯王墓已经发现了二十多座。从它们的纵向剖面来看，从墓道到甬道再到各墓室之间，虽然高差不同，但都在一个连续的平面上。这也比较好理解，墓葬开凿完成后，需要将墓主的棺椁以及各类随葬品经墓道、甬道运入墓室，安置完成后，举行祭奠仪式，之后所有人退出墓室，封闭墓门。所有空间结构处于一个连续平面上，方便运输、安葬与祭祀。被视为西魏乙弗后“寂陵”的麦积山石窟第四十三窟，其窟内存放棺椁的后室与前室的地面也在同一平面上。而北洞中心柱顶部小室的位置高于窟内地面十余米，也就是在离窟内地面三层楼高的地方。再次，工程技术上的挑战。北洞中心柱顶小室的面积非常有限，长3.43米、宽1.28米。这样狭小的空间，显然只能容纳一具单棺。姑且不论以高欢献武王的身份，用低规模葬具的可能性。在石窟中心柱一侧的狭小空间内，仅仅是将一具普通的长3米、宽1米的单棺，平地举升至十多米高度，再横向放入小室，其难度也相当之高。另外，根据正史记载，高欢从去世到下葬，中间仅隔八个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营建一座地下玄宫，还不能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以原始的手工工具，在一年内开凿如此巨大的石窟，显然不可能完成。有学者曾经专门进行过估算，以一千五百年前的技术手段，开凿一座与北洞体量相近的云冈石窟的大型洞窟，就要花费五到八年的时间。
图七 龙门宾阳中洞北壁一佛二菩萨像
图八 北洞中心柱左壁
综合以上诸种考量，北洞的规划与建设，恐怕不会是一座墓葬。它更可能还是一座表明供养人自身期许和展现佛教信仰的佛教石窟。一般而言，中心柱窟内的中心柱，就是佛塔的象征。印度塔庙窟中的佛塔，中亚和新疆地区发掘出土的早期佛殿和中心柱窟，已经清晰地展现了中心柱的功能。北洞在洞窟外立面上又独具匠心地浮雕覆钵佛塔，再加上主室四壁的塔形列龛，都在一步步地强化佛塔的意向。既然整个石窟由外到内，都是佛塔的象征。那么，中心柱顶部的小室，更可能是佛塔顶部的天宫，其功能则是存放诸般佛教信物。
图九 北响堂北洞窟顶小室位置图
图十 北响堂北洞中心柱顶小室平剖面图
北洞之供养人规模如此恢弘的石窟，龛窟形制又是推陈出新的创造，并且北洞中心柱正壁大龛坐佛的背光装饰中有对称龙形的存在。其供养人必然不可能是凡夫俗子，学界普遍认为北响堂北洞应该是由当时的最高统治阶层供养。那么它的供养人到底是谁？如果按照《通鉴》的说法，那么他的供养人应该就是高欢。高欢是整个东魏政权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摄政王，从能力上来说，他是能够供养得起如此规格石窟的。但综合各方面来看，是他的可能性又不大。一是他的志向并不在此。高欢雄才大略，一直想的是如何灭掉西魏，重新统一北方。可惜天不遂人愿，虽然东魏在综合国力上远超西魏，高欢也屡次亲率大军西征，但无论他如何努力，总是败多胜少。武定四年最后一次西征，高欢苦战六旬，仍不能攻下玉壁城（今山西稷山西南）。史载军中亡十之四五，高欢也气愤交加，病倒于榻，不得不撤军。从玉壁城撤军以后两个月，高欢就含恨病死于晋阳，可谓壮志未酬身先去。二是政治经济形势不允许开凿如此规模的石窟。高欢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经过北魏末年的连续战乱，“东西分裂，连年战争，河南州郡鞠为茂草，公私困竭，民多饿死”。高欢不得不采取各种办法，稳定内政，发展经济，比如“又于幽、瀛、沧、青四州傍海煮盐，军国之费，粗得周赡”。虽然经过他的努力，形势有所好转，但也只是刚刚能够支持下去。而高欢一直有吞并西魏的野心，一旦形势允许，他立刻发动西征。从天平四年（公元537年）到武定四年（公元546年），十年时间，东西魏之间先后爆发了六次大战。虽然不是每次大战都由高欢挑起，但他确实是主动进攻居多。在这样的情况下，高欢哪里有余暇去开窟造像呢？最后就是高欢本人并不佞佛，史书中并无他信佛的记载。虽然文献中记载东魏孝静帝“设法会”时，他曾“持香炉步从”，但这只能说明东魏皇室承续了北魏以来的奉佛传统。且高欢“自病逐君之丑”，因为他已经逼走了孝武帝，所以他平时“事静帝礼甚恭，事无大小必以闻，可否听旨”。如此惺惺作态，更多的应当从统治者的权术角度考虑，而这并不是高欢自己内心深处信仰的表现。如果北洞的供养人不是高欢，那么会是谁？高欢死后，大权落入世子高澄之手。早在高欢时代，高澄就代表高欢坐镇邺城，先任吏部尚书，后来又加了大将军衔。随着高澄逐渐掌握东魏军政大权以后，他对孝静帝的态度也急转直下，直至演出口称“朕、朕，狗脚朕”的一幕。不过，高澄本人大约是行事太过高调，仇家太多，竟被自己的厨师兰京刺杀。这个死法，过于离奇，史家多有不同看法，此不赘述。高澄死后，他弟弟高洋终于出场了。高洋是高欢的次子，从小就生活在父兄的光环之下，史称“内虽明敏，貎若不足”“深沉有大度”。高澄遇刺后，“内外震骇”，众人都不知该如何是好。只有高洋神色不变，亲自带领手下将刺客诛杀。并对外宣布“奴反，大将军被伤，无大苦也”。在平定了邺城内乱后，高洋又迅速前往霸府晋阳，通过宽柔方式顺利接管了其父的起家资本——六镇鲜卑。在完成了这一系列动作后，高洋在高德政等人劝告下，有意行禅代之事，但遭到了其母娄太后及部分鲜卑勋贵的反对。娄太后甚至说：“汝父如龙，兄如虎，犹以天位不可妄据，终身北面。汝独何人，欲行舜、禹之事乎！”可见在自己的亲人眼中，高洋不是一个能成大事的人。虽然有诸多阻力，武定八年夏五月，高洋还是返回邺城，行禅代事，结束了东魏王朝十七年的短暂统治。西魏丞相宇文泰意图趁北齐新立，人心不稳之机，以高洋篡位为名，出师讨伐。高洋简练六坊之人，“任其临阵必死，然后取之”，称“百保鲜卑”；又从汉人中挑选“勇力绝伦者”，称“勇士”。面对西魏的挑战，他亲自率领自己编练的军队前去与西魏对峙。宇文泰看到北齐严整的军容，感慨“高欢不死矣”。眼见讨不到便宜，又逢大雨连绵，军中牲畜死亡很多，宇文泰只得悻悻退军。高洋初步消除西魏的威胁后，继续励精图治，在内政外交上采取一系列稳定措施。史称：“初践大位，留心政术，以法驭下，公道为先……内外清靖，莫不祗肃。”高洋顺利渡过了执政初期的危机，实现了政权的平稳交接。虽然高洋顺利地登上了帝位，并得到了家族和鲜卑勋贵的支持，但他内心深处应该是有着相当的自卑的。无论是雄才大略，还是建立的功业，甚至是外表形象，他都比父兄有很大的差距。因此，他迫切需要通过某种方式，诏告天下，他才是真正的得天命之子，而佛教恰恰是他用来彰显这一切的工具。高洋佞佛的记载，史不绝书。比如，他公然宣称，要把北齐国家的赋税分为三份，一份国家用，一份他自己用，一份给佛教用。又比如，他拜高僧法上为师，多次邀请法上进宫讲法。在迎接法上时，他布发于地，让法上从他的头发上踩过去，这是佛教标准的转轮王供养行为。另外，他还多次下诏，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捕猎，以表现对佛教不杀生的尊崇和重视。在佛教信仰中，能够有资格供养佛塔的人不多，一般有四种人“如来、圣弟子、辟支佛、转轮圣王”或者八种人的说法“一如来、二菩萨、三缘觉、四罗汉、五那含、六斯陀含、七须陀洹、八轮王”。在这些人当中，世俗信众主要就是转轮王。转轮王是佛教政治理想中之统治者，在他统治下的国土，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民无不安居乐业。所以，高洋力图通过供养塔形窟这一方式，来凸显他的转轮王身份，进而标榜他就是上应天命，下合人心的圣王。同时，转轮王治下的理想国，又是高洋为他的臣民描绘的美好愿景。另外，在北洞中出现的诸多特征，如单层覆钵式佛塔，中心柱后部低矮的甬道，菩萨极具动感的体态与丰腴的身姿，都是非常典型的印度中亚石窟造像的特征。在佛教传入中国五六百年之后，在石窟和佛塔已经完成了“汉化”的中原腹地突然出现了这座外来特征如此明显的石窟，表现出了供养人强烈的、羡慕西方的倾向，或者说明显的“胡化”思想。众所周知，东魏北齐乃至西魏北周，其核心统治阶层，都是六镇鲜卑。而六镇鲜卑又是北魏孝文帝“汉化”政策的“受害者”。史称六镇“昔时初置，地广人稀，或征发中原强宗子弟，或国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来，有司乖实，号曰府户，役同厮养，官婚班齿，致失清流。而本宗旧类，各各荣显，顾瞻彼此，理当愤怨”。六镇起初担负着屏藩北魏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的重任，因此得到了北魏朝廷的高度重视。等到孝文帝迁洛以后，洛阳远在千里之外，边防压力骤减，六镇地位随之一落千丈。加上镇守长官的重重盘剥，留在代北的镇民与迁洛的往日同宗差距日大，这才愤而发动大起义，敲响了北魏王朝的丧钟。等到六镇鲜卑掌握政权以后，他们的第一反应，自然是“汉化”的反面——“胡化”。供养人在北洞的营建中特意加入的这些外来元素，恐怕也是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鲜卑勋贵那种不自觉的心理。而这种“胡化”的选择，又抑或是六镇鲜卑贵族们一种集体的无意识。经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从北洞宏大的规模，精美的雕像，代表帝王身份的纹样等方面推断出它肯定是帝王级别供养人的杰作。虽然《通鉴》当中有“虚葬”一说，由于仅为孤证，而且文献之间互相矛盾，再加上中心柱顶小室的位置、工程上的困难等原因。北洞作为陵墓的可能性并不大，它更可能是一座标榜佛塔崇拜的石窟，柱顶小室应为佛塔天宫的设置。综合东魏到北齐初年的社会历史背景，高欢不太有开窟造像的冲动。反倒是其子高洋，由于借助偶然事件而匆匆上位，自身履历、能力不足以服众，迫切需要通过各种方式来证明自己。而北洞表现出来的许多特殊之处，又非常符合高洋行事的动机。因此，北响堂石窟的北洞应该就是高洋为了彰显自己转轮圣王的地位而供养开凿的功德窟。窟内的许多“胡化”特征，则是他向六镇鲜卑勋贵示好的一种具体体现。
（本文转自公众号“上海书评”，作者单位：山东大学考古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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