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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迪厄“社会资本”对亚洲家族企业的重要性

布迪厄“社会资本”对亚洲家族企业的重要性

对亚洲家族来说,“社会资本”能够促进在本地和国际层面上紧密联系和纽带的建立,而这一过程经常是通过拥有“文化资本”来实现的。

对于生活在香港这样一个全球最商业化的城市之一的人来说,有时可能会觉得金钱是在这个地方唯一重要的东西,我们有时候会看见似乎是对物质财富的盲目崇拜。然而,正如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主张的那样,尽管金钱很重要,但仅仅关注“经济资本”——即可转移的金钱和财产——作为社会结果的唯一决定因素是远远不够的。在他的著作《资本的形式》中,布迪厄提出了通过网络构建的“社会资本”,以及通过教育获得的“文化资本”这两个概念,除了金钱以外,这些都是稀有而且值得追求的财富。

的确,尽管各种形式的资本之间具有高度的可互换性和显著的重叠性,但对于家族企业来说,单纯关注金钱是过于简单化而且不理想的。事实上,我们认为“社会资本”对亚洲家族企业尤为重要。根据布迪厄的定义,“社会资本”是指与制度化关系网络相关的资源,这些资源为每个成员提供了“凭证”的支持,使他们在不同意义上获得信用。

毋庸置疑,在亚洲地区,共同的祖籍地或共同的方言(如上海话或粤语)能够促进家庭之间的初步互动,并逐渐建立起联系和纽带。体育和音乐作为通用语言,在各自的领域内将不同背景的人们凝聚在一起,推动共同的兴趣或激情。校友关系在拥有相同母校的人之间尤为强大,正如通过各种服务特定人群的俱乐部和协会形成的关系一样。

在全球舞台上,“社会资本”使亚洲家族能够在跨越国界和文化的背景下发展关系,尤其是在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增加的时代,人际互动显得尤为重要。例如,阿里巴巴联合创始人蔡崇信(Joseph Tsai)在体育领域打破了传统的西方主导局面,成为最早涉足国际体育行业的亚洲投资者之一,搭建了跨越大陆的桥梁。

蔡崇信担任BSE Global的董事长,该公司旗下包括布鲁克林篮网队(Brooklyn Nets);他还拥有女子国家篮球联盟(WNBA)的纽约自由人队(New York Liberty),以及国家长曲棍球联盟(National Lacrosse League)的圣地亚哥海豹队(San Diego Seals)和拉斯维加斯沙漠犬队(Las Vegas Desert Dogs)。

在韩国,GS能源公司首席执行官许榕秀(Yongsoo Huh)也利用他的“社会资本”,在韩国和海外成为艺术领域的赞助人。许榕秀曾担任韩国国家芭蕾舞协会主席,并担任韩国国家博物馆协会、首尔爱乐乐团和韩国国家当代舞蹈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他收藏的韩国年轻艺术家的作品曾在俄勒冈大学展出,而他还支持了韩国交响乐团在阿拉伯世界的首次亮相,乐团在阿布扎比音乐节上演奏了韩国作曲家的《阿里郎节日交响曲》。

最近,许榕秀还担任了韩国国家合唱比赛委员会主席,该比赛是全球最大的合唱比赛。作为主席,他强调2023年的比赛以“全人类的和平与繁荣”为主题,为从COVID-19疫情中恢复的世界传递了希望的信息。合唱作为一种媒介,促进了在国际范围内网络、关系和社会互动的构建。

与此同时,作为香港房地产公司恒隆集团的第二代成员,陈恩怡(Annie Chen)创办了可持续金融倡议(Sustainable Finance Initiative),分享她在影响力投资领域的先锋经验,与亚洲其他家族办公室建立了一个活跃的网络,这些家族办公室位于香港、台湾和新加坡,致力于开启各自的影响力投资旅程。

陈恩怡还在她的家族办公室发起了“自然资本倡议”(Natural Capital Initiative),以弥合全球生物多样性融资中的巨大资金缺口,并为亚洲企业家提供种子资金和实际支持,帮助他们开展保护和恢复自然资产(如土地、空气、植物及动物)的项目。在这些项目中,陈恩怡不仅为她和她的家族,还为亚洲影响力领域的其他持份者开发了“社会资本”。

当然,第三种资本“文化资本”也极大地促进了“社会资本”的积累。根据布迪厄的观点,这种通过教育获得的资本可以存在于三种形式中:第一种是“物化状态”,以文化产品(如图画、书籍、字典)的形式存在;第二种是“制度化状态”,以学位和教育资格的形式存在;第三种,也是最有趣的形式,是“内化状态”,即表现为持久的心理和身体习惯。

第三种状态表明,“文化资本”不仅限于科学、数学或人文学科的硬知识,还包括思维和行为的软技能:如何思考社会问题,如何为公共政策做贡献,如何在音乐会上适时鼓掌,如何在比赛中展现体育精神,如何在画廊开幕式上轻松社交,如何在晚宴上做东或作为客人被招待。

需要明确的是,我们并不是反对金钱的重要性,因为经济资本在很多情况下是最主要的资本。但是,尤其对亚洲家族来说,“社会资本”能够促进在本地和国际层面上紧密联系和纽带的建立,而这一过程经常是通过拥有“文化资本”来实现的。的确,在不否定物质财富重要性的同时,我们主张一种更为平衡的观点,将“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纳入考量,除了视角更广阔,同时更勇敢地承认资本主义城市拜金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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