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3月17日，戴笠坠机于岱山困雨沟，因为戴笠原名春风、字雨农，所以当时有了“戴机撞岱山、雨农困雨沟、春风死春风”之说——那地方名叫“岱山”也叫“戴山”，沈醉在回忆录中说自己还因为把“岱山”写成“戴山”而做过检讨。
沈醉在《我这三十年·一个军统特务的忏悔录》中回忆：“由于我在《我所知道的戴笠》那个材料中，写了戴笠被摔死在江苏江宁县板桥镇的戴山，山脚还有一座小小的戴家庙，竟被说成是明目张胆地宣传‘迷信’。我除了在座谈会上做检讨，还得写出一份自我批评的大字报贴到机关大厅中去。”
沈醉一直说戴笠坠机纯属意外，全国政协回忆录专刊《纵横》2012年第十一期刊发的《台湾最新解密档案中的戴笠》一文，则披露戴笠之死，跟他举报张治中在长沙大火中“办事不力”、顾祝同“属下援女求欢”有关。
戴笠的坠机地点可能真叫戴山，这可能也是那个特殊时期沈醉被批的原因，他在被批的时候承认曾借写史料宣传封建迷信，写戴笠乘飞机撞死在江宁县板桥镇的戴山，这是暗示“大将犯地名”；说戴山下面恰好有一个戴家庙，更是在有意识散布封建迷信的毒素。这当然都是为了在那个特殊时期自保、过关。
沈醉作为在1950到1959年的身份是在押战犯，1960年到1980年间的身份是特赦战犯，所以他写回忆录，不能不有所顾忌。
这里顺便说一下：沈醉的在押战犯身份并不是从1949年12月就开始的，如果李弥和余程万不是在起义通电上签字后离开昆明又往回打，沈醉也不会被送进监狱——他也在起义通电上签了字，因为他们那伙签字的人中有人反攻昆明，所以沈醉在1950年3月被卢汉交给了军管会，从那时候起，他才成了真正的在押战犯。
沈醉写戴笠之死，自然是要含糊其辞，而且还要不停替自己辩解，时不时“检讨”一番，但是他在戴笠坠机后到现场勘察、特赦之后的1964年3月到戴笠墓凭吊，沈醉还是写了，只不过是用另一种口气写的。
沈醉在《我这三十年》和《人鬼之间》两本书中都提到了他去戴笠墓凭吊：“到南京的第二天，正好是孙中山先生逝世39周年纪念日。江苏省政协安排我们去谒陵。从中山陵下来，大家去游灵谷寺。我却想到灵谷寺旁边的志公殿去看看戴笠的坟墓。在溥仪观看志公殿时，我便一人跑到志公殿右侧安葬戴笠的地方。我想，戴笠的坟墓肯定被毁得面目全非了。当我快走近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戴笠这个曾经杀害过数以千计的共产党员的大特务头子的坟墓，除了吴稚晖写的墓碑不在了之外，居然那样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据沈醉回忆，戴笠的墓地，是老蒋亲自选定、沈醉亲自监工建成的，当时毛人凤担心戴笠的棺材会被人打开鞭尸，叫沈醉怎么结实怎么弄，沈醉就让人用水泥渣搅拌灌进墓穴，使棺木与整个墓穴凝结成为一大块。这也导致了毛人凤败逃时想把戴笠迁走也不可能了：“1949年，毛人凤与许多大特务研究，想设法将戴笠的尸体掘出、火化，带往台湾，以免落被鞭尸碎骨。只因修建得太坚固，非用炸药不能将那几公尺厚的水泥炸开。而且，即使把坟墓炸开了，尸骨也会被炸成粉末。研究的结果，只好决定不动。”
1964年沈醉看到的戴笠坟墓依然保存完好，后来在沈醉经常写检讨并二次入狱的年代被摧毁了，沈醉回忆录中是有戴笠墓照片的，但那照片太过模糊，怎么处理也看不清人脸和字迹，就不能展示给读者诸君了。
戴笠死前接触最多的高级特务就是当时的军统东北办事处处长兼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文强中将——文强之所以能在军统期间正式晋升中将，是由第八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和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两个人联名保荐、戴笠上下活动的结果，文强多年以后还在回忆录中对戴笠表示感谢。
戴笠最后一封发给蒋介石的“乞命电报”就是文强替他起草的，但是因为电报中有些字句，被毛人凤认为太过尖锐而没有送交老蒋——当时戴笠在北平（今北京），他发给老蒋的电报，都是先发给代理主任秘书毛人凤（主任秘书是国防部二厅中将厅长郑介民兼任），然后由毛人凤转交老蒋侍从室。
据文强回忆，戴笠在离开北平之前，已经知道自己命不久矣，这才请文化水平极高的文强替他起草电报，希望老蒋放他一马，文强在《戴笠其人·戴笠死前的几件事》中描述了戴笠的惶惶不可终日，戴笠当时也不是要去上海见什么影星胡蝶，更没心情结什么婚：“戴笠急于飞南京去见何应钦，表面上是汇报关于肃奸及遣送日乔两项工作情况，但骨子里却是为了拖延蒋介石来电促返（当时蒋在重庆，迭电促戴返渝参加特务裁撤会议），他想的是出国一游，希望得到何应钦的支持。”
戴笠为什么不敢回重庆去见老蒋？2012年4月1日，戴笠生前手稿、函电等珍贵情报史料59卷，正式由“军情局”授权“国史馆”解密公开，其中有两份文件，让戴笠死亡疑云有了破解的突破口。
这两份文件表明：“1938年的长沙大火后，戴笠曾致电蒋介石，说‘长沙火灾损害巨大，张治中办事不力’；又因‘属下援女求欢’一事打过顾祝同的小报告，并明电胡宗南，‘第三战区战事失败全因生活优裕军纪涣散致无斗志’，引起了军事委员会诸多高层将领的不满。”
张治中曾经是老蒋的心腹爱将，跟老蒋的“五虎上将”一样受重视，戴笠得罪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就是顾祝同——顾祝同从1938年就担任该战区司令， 1946年1月，第三战区撤销后，顾祝同先后任徐州绥靖公署主任、陆军总司令、参谋总长，是老蒋面前一等一的红人。
张治中该不该为抗战期间的长沙大火负责，这个问题讨论多了会惹麻烦，还有史料说张治中也兼任过军统局正局长（戴笠到死也只是主持工作的副局长，铨叙少将挂中将军衔），戴笠得罪张治中，自然不会有好果子吃，跟顾祝同对着干，而且还跟胡宗南联起手来要搞顾祝同，那就犯了老蒋大忌。
我们看电视剧《潜伏》，肯定看到了戴笠到天津“查办杨文泉纳妾”，这件事是有历史依据的，而且也可能是戴笠坠机的导火索之一。
军统天津潜伏台台长舒季衡在《戴笠三次到天津的活动情况》中回忆，戴笠是1946年3月13日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到天津：“戴此次来津目的是处理第九十四军副军长杨文泉在津纳雍载华为妾一事，当晚即通知该军军长牟廷芳说，将杨文泉扣押法办。3月14日，牟廷芳邀同天津市长张廷谔、副市长杜建时三人到吴泰勋家会见戴笠，代杨文泉说情，戴为了恫吓牟等，故意不允，并大声说不管是谁，违反纪律都要严惩。”
戴笠自己有几个妻妾，文强和沈醉在回忆录中都没说，但是他查处作风问题，却是雷厉风行，他揪住顾祝同部下纳妾一事不放，得罪了很多军方大佬和地头蛇，于是他就在离开天津去青岛转道飞南京的路上坠机了。
解密文件显示，戴笠不但得罪了张治中、顾祝同，也跟陈诚不对付，戴笠想“面向陈辞公（陈诚）有所陈述，劝其应集中力量经营北方（军事），方能分校长之忧”而没能如愿就坠机了，所以一直有人怀疑是军方在戴笠的飞机上动了手脚。
这些解密文件，恰好印证了这些怀疑，熟悉军统秘闻的读者诸君，肯定会从哪些文件中发现戴笠坠机另有玄机：在您看来，戴笠坠机，是单纯的机械故障，还是得罪人太多而被灭口？老蒋两口子，是不是明里暗里也有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