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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一匹潮合尔

他有一匹潮合尔

二十多年前,秋草微微变黄的时节,我升入了小学四年级。一天下午,自习课上,班主任领进来一个新同学,让他站到讲台上做自我介绍。他穿着白色短袖,个子看着比我高一些,偏瘦,微黄的卷发下是一张布满雀斑的尖脸。他用颤抖的声音说:“我叫……吉……吉仁台……十四岁。”说完,他左边的嘴角向上跳动了几下,随即露出几颗白牙,像是在笑,但很不自然。有几个同学捂着嘴憋笑,我前排的一个女生偷偷伸出四根手指,跟同桌小声说:“他比我们大四岁呢!”同桌张大嘴,表示惊讶。吉仁台在掌声中,坐到了角落里临时安排的座位上,跟我隔着过道。

吉仁台沉默寡言,课间也很少出来跟同学们玩耍、交流。他总是埋头翻看书本,或望着学校马棚里的几匹马发呆。不只年龄、长相,连他的言行举止也与我们大相径庭。同学们自然地与他拉开了距离。老师叫他上黑板前做题,或让他起身朗读课文时,他那因为过于紧张而导致的“口吃”会引来部分同学的嘲笑。起先,我也嘲笑他,有时还会模仿他的样子读课文。他涨红了脸,用双手挠头的动作挡住眼睛。他从不去找老师告状。见他不理会,我的胆子越来越大,冲他大声说:“喂,你这么大了,怎么不去读中学呢?”我的表演引来同学们的哄堂大笑,而他依旧保持着挠头的动作,一声不吭。

一次单元测试过后,吉仁台的各科都没及格。可能是因为他上课特别认真,老师们没有批评他,对他都是鼓励的态度。我和几个男生常拿他取乐。对此,他未曾表现出任何生气的样子。这反倒让我们泄了气,觉得这样下去毫无意思,也就不再继续。我们习惯了他,应该说,习惯了他的不一样。但事实上,我们并没有接纳他,他也没有融入我们。他做他的,我们做我们的。做课间操时,他站在队伍最后面,每个动作都机械、刻板,显得既不协调又很好笑。我无意间注意到了他隐藏着的一个缺陷。

吉仁台的左腿短于右腿。他平时走路缓慢,轻易看不出来,可他一旦走得急,或跑起来,身体就会随着步子微微左倾。他似乎极力控制着平衡,仿佛在告诉人们,他是个正常人。等他平稳下来,会悄悄地看一圈周围的人们。他越这样,我越觉得他滑稽、可笑。那天晚上,我在额吉面前,夸张地模仿吉仁台走路的样子时,额吉用力把我拽到墙边,非常严厉地说:“取笑别人的短处是极其恶劣的行为!你别吃晚饭了,好好反思一下吧。”我一直站到深夜,一种说不上来的羞耻感使我抬不起头来。当额吉重新热好饭菜,叫我吃饭时,我不停地掉眼泪。

很快,有几个男生也发现了吉仁台的缺陷。一天下午的活动课上,一个男生在我旁边的过道上故意颠着走。我本想大喝一声,结束这种羞辱。但我看到吉仁台正在笑,跟他刚来做自我介绍时的表情一模一样。他为什么在笑呢?难道他是个傻子吗?我起身推开男生,说:“这一点都不好笑。”教室里瞬间安静下来了。男生说:“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再说,你不比谁都起劲儿吗?”另一个男生说:“人家自己都没生气,你生什么气啊!”吉仁台还在笑,笑得更加夸张。我恼羞成怒地走出了教室。其实,班里一些同学替吉仁台说话来着,但吉仁台对此无动于衷,也就没人愿意再替他出头了。

我穿过嘈杂的操场,走到校园南墙下,趁人不注意翻墙进入了白杨林。我一面生自己的气,一面又生吉仁台的气。我脑子里似乎装进来一个气球,它正逐渐变大,随时都有爆炸的危险。黄色的叶子正在掉落,我沿着林间小路走到了毕勒古泰山下。我爬上山顶,再顺着另一边的斜坡下去回到了家。

那头春季买回来的灰牛,被单独拴在院子里。它皮肉往下塌陷,骨架凸显出来,像是得了什么大病。它垂着头,有气无力地甩动几下尾巴,其它的牛从牛棚的墙上伸出脖子看着它。额吉让我去厨房,从大锅里取出几张玉米饼喂它。我一张一张地喂,它慢吞吞地吃。额吉忙完手里的活儿,走过来轻轻捋着牛背上的毛,说:“哎,这可怜的外来的家伙,都被家里的村里的牛群排挤成啥样了,照这样下去怎么过冬呢?”灰牛像是听懂了额吉的话,竟然流出了眼泪。一时间,加重的羞耻感让我无地自容。

往后几天,我不敢再看吉仁台,也不再与那几个男生打闹。我总是独来独往。一个周末,我沿着季节性水流边往家走的路上,遇见了三个高年级的男生。他们坐在水流对面,每人手里握着一把弹弓。领头的男生冲我喊:“站住!”不知为何,我的双腿真就像木棍一样定住了。他拉开弹弓,瞄着我的腿,说:“别动啊,逃跑的话不一定会打到哪儿呢。”他刚说完,一颗石子打在我小腿上,钻心的疼痛瞬间遍布全身。在我的哭声中,另一个男生也拉开了弹弓。这时,吉仁台不知从哪突然跑过来,从地上捡起几个石子,接连往对面扔过去,并大声喊:“滚!”他的喊声浑厚有力,像大人似的,跟朗读课文时的他判若两人。几个男生灰溜溜地跑了。他刚要弯腰查看我的伤口,我就甩开他,跑进了白杨林。

第二天,我向老师反映,以看不清黑板上的字为由,把座位往前调整到中排,与吉仁台拉开了距离。班里的男生也不再开吉仁台的玩笑了。也许,对男生来说,沉默是维护最后一丝尊严的方式。我们都沉默了。

一天,我做值日时,看见吉仁台的课桌上,从叠放整齐的一摞课本中伸出了小半张照片。照片不太清晰,一个小男孩搂着一匹带黑色斑点的白马驹,一个高大的男人俯下身,一手摸着男孩的头,一手放在白马驹的背上。白马驹叉开前腿,略显淘气地站在他们中间。两人在开怀大笑,像是遇到了世上最开心的事。我把照片放回原处,心里莫名地难过。

周四的体育课上,体育老师家里有急事,把上到一半的课托付给了新来的库房管理员。他是个三十多岁的壮汉。我们本来是在自由活动,女生们跳绳、踢毽子,男生们踢足球、弹玻璃球……体育老师的意思也只是让管理员看着我们就好,没想到管理员吹响集合口哨,然后开始下口令,让我们练习停止间转法。他似乎对自己的指挥很满意,脸上浮动着难掩的得意之色。一次向右转的口令过后,吉仁台转错了方向,与我站成了面对面。管理员走到他跟前,指着他问:“转对了吗?”吉仁台刚要转回去,却被管理员拉住了。管理员问他:“你多大了?”吉仁台说:“十四。”管理员抬起右臂,说:“这么大了连左右都分不清吗?”吉仁台又笑了,我低着头不敢看他的表情。而这时,我看到了一双露脚趾的球鞋。

吉仁台是被管理员薅着头发拽出去的。他挨了好几记耳光,但他还在笑。管理员不停地说:“你还笑,你还笑……谁跟你开玩笑呢。”他像个待宰的羔羊。我突然大声喊:“老师打学生不对!”紧接着,同学们也跟着喊起来:“老师打学生不对……”管理员突然愣在原地,放下吉仁台,怒气冲冲地走了。吉仁台捂着脸,往校园前的白杨林方向走,我跟了上去。

白杨树光秃秃的枝干一棵棵地挺立着,地上已经铺满厚厚一层落叶。我与吉仁台保持着十几米远的距离。我们的脚步声“沙沙”地划破寂静的空气。他一直往西走,我一直跟着他,但我们的距离越拉越长。他家在西边的都沁恩格尔村,离西日嘎村只有十几里远。当他走进都沁恩格尔村东边的一个马棚后,我不远不近地站在一个小坡顶上,没再往前走。不一会儿,他牵出一匹带黑色斑点的白马,干净利落地翻身上马,然后在草地上驰骋开来。“呜呼——”他不断呼喊,像个追风的少年。

第二天上午,班主任把我叫过去询问昨天的事情。办公室里除了班主任以外,还有一个满头银发的老爷爷。我如实说明了情况。班主任起身,弯着腰说:“吉仁台爷爷,体育老师已经递交检讨书,并且受到了处罚,那个管理员也已经被辞退。但我有监管上的漏洞,我向您和孩子道歉!”老爷爷也赶紧起身,说:“吉仁台这孩子命苦啊,从小跟着我。这孩子心眼实,麻烦您多费点心,哪怕让他多识几个字,能算明白加减乘除也行啊,这样以后当个牧羊人,我也能放点心,不然我死了就没人照顾他了。”班主任先让我回去。我在走廊里听到了吉仁台爷爷的一句话。他说:“这孩子有个怪病,一紧张左半边脸就会痉挛……”原来,我们都误解了吉仁台。

那个周末,我用攒下的零花钱买了一双黑白色相间的运动鞋。周一放学后,我把吉仁台领到白杨林,从书包最底部取出用塑料袋装着的运动鞋,说:“比我的大一号,你应该能穿。”他左边的脸开始抽动。我赶紧说:“算你借我的,以后还我。”他的表情这才恢复正常。新鞋刚好合他的脚,他来回跑起来看不出颠脚了。他高兴地说:“穿上这双鞋,就像骑上了我那匹潮合尔。”

五年前,吉仁台的阿爸牵来一匹白马驹潮合尔——浑身带黑色斑点的白马。白马驹还没长大,他的阿爸还没来得及教他骑马,就与他额吉一同出车祸,永远地离开了人世。吉仁台回忆过往时没有眼泪,唯有他自己也可能没有意识到的叹息和平静。不过他说到潮合尔时,眼睛瞬间就亮了。他说:“我阿爸说过,带斑点的马也是神骏。”他又指着毕勒古泰山,说:“我那匹潮合尔啊,很快就能跑上这座山。”毕勒古泰山上飘荡着一片白云,形状真像一匹马。恍惚间,我觉得那是吉仁台的潮合尔,它不仅跑上了山顶,更是飞上了天空……

下学期开学时,吉仁台没有来。许多年过去了,我与吉仁台没有联系。前几天,无意间听一个同学说起,他在老家牧羊,日子过得不错。我的眼前闪过一个少年骑马奔驰的身影,我想问同学:“他是不是骑着一匹潮合尔呢?”但我始终没有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