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两个案子解剖完之后,我就对着大垃圾桶里面狂吐。第一个案子是凶杀的,砍了四十几刀,第二个案子推进来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妇人,头部上面插了一把菜刀,刀柄掉了。”
他叫杨敏昇,是一名法医,也是一名遗体修复师,说到人生第一次正儿八经的解剖,杨敏昇至今仍记忆犹新。
当时他的启蒙老师石台平法医,带他去殡仪馆做实地解剖,两个案子同为凶杀案,其中一位被砍了四十多刀,另外一位死者是一名妇人,被丈夫砍杀致死,死相更是凄惨无比,当时,杨敏昇只觉得两腿一软,差点就吐了出来。
解剖结束,杨敏昇立刻冲向垃圾桶一顿狂吐。
不过随着处理的案件越来越多,他也从害怕到逐渐接受,现在不管多么支离破碎的尸体,他都能冷静处理,2001年,杨敏昇加入遗体修复的行列,并经常为家属提供义务性服务。
2007年,一架军用直升机在高雄发生意外,8名军官全部罹难,遗体更是面目全非,当时杨敏昇和他的团队受邀接手此案,帮助亡者恢复生前的模样。但如此残破的遗体,修复起来实在有难度。
“想了很久突然想到,肿瘤科的病人,有一种叫做热塑板,我想说如果假设,把它做一个人工的骨头,那我这皮肤把他缝补好的时候,我把皮肤放上去,其实它就会变成支撑的一张脸。”
遗体修复完成,家属们一边激动大哭,一边向杨敏昇表示感谢,当时的场景,给他的内心带来很大的冲击和感动。
2012年,杨敏昇接了一个让他印象深刻的案子,一名19岁护士惨遭水泥车两次碾轧,遗体毁损十分严重。修复结束,杨敏昇自觉十分成功,还有些沾沾自喜,没想到女孩的母亲却伤心地和丈夫说,怎么看起来跟我们女儿不太像,因为是义务性服务,只收取了材料费,所以夫妻俩也不好意思要求重做,但为了让家属满意,杨敏昇又和团队一起,熬夜做了二次修复。
“我跟我的团队说,我们做得再好,家属不满意,都还是枉然,遗体修复其实不是一种技术的表现,其实遗体修复是对人的一种爱与关怀。”
受利益驱使,遗体修复的价格经常被过度哄抬,这让杨敏昇感到于心不忍,所以在法医工作闲暇之余,他经常义务性帮助家属修复遗体,但这种行为却引来同行的不满,杨敏昇的妻子也觉得很不理解。
“我老婆说,你做修复,拿自己的钱去贴,那有什么意义呢?我就常跟我老婆讲说,其实或许它没有赚到钱,可是当你把它完成之后,看到家属的喜悦,和感激的时候,那时候可能不是用钱可以来衡量的。”
近几年,杨敏昇致力于推动遗体修复费用公开透明化,他提出按照尸体的毁损情形和难易程度,拟定出公开透明的价格,让遗体修复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日常教学时,他也经常叮嘱学生,尽量使用简单的工具和材料,来降低遗体修复的成本。
身为一名法医兼遗体修复师,经常有人问杨敏昇这样一个问题。
“经常有人问我,杨法医你有没有看过鬼?我常常跟他们开玩笑,我说我不相信鬼神,我相信缘分,我相信人跟人的相遇,或是我跟这一具遗体的相遇,其实都是一种缘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