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两个案子解剖完之后，我就对着大垃圾桶里面狂吐。第一个案子是凶杀的，砍了四十几刀，第二个案子推进来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妇人，头部上面插了一把菜刀，刀柄掉了。”
他叫杨敏昇，是一名法医，也是一名遗体修复师，说到人生第一次正儿八经的解剖，杨敏昇至今仍记忆犹新。
当时他的启蒙老师石台平法医，带他去殡仪馆做实地解剖，两个案子同为凶杀案，其中一位被砍了四十多刀，另外一位死者是一名妇人，被丈夫砍杀致死，死相更是凄惨无比，当时，杨敏昇只觉得两腿一软，差点就吐了出来。
解剖结束，杨敏昇立刻冲向垃圾桶一顿狂吐。
不过随着处理的案件越来越多，他也从害怕到逐渐接受，现在不管多么支离破碎的尸体，他都能冷静处理，2001年，杨敏昇加入遗体修复的行列，并经常为家属提供义务性服务。
2007年，一架军用直升机在高雄发生意外，8名军官全部罹难，遗体更是面目全非，当时杨敏昇和他的团队受邀接手此案，帮助亡者恢复生前的模样。但如此残破的遗体，修复起来实在有难度。
“想了很久突然想到，肿瘤科的病人，有一种叫做热塑板，我想说如果假设，把它做一个人工的骨头，那我这皮肤把他缝补好的时候，我把皮肤放上去，其实它就会变成支撑的一张脸。”
遗体修复完成，家属们一边激动大哭，一边向杨敏昇表示感谢，当时的场景，给他的内心带来很大的冲击和感动。
2012年，杨敏昇接了一个让他印象深刻的案子，一名19岁护士惨遭水泥车两次碾轧，遗体毁损十分严重。修复结束，杨敏昇自觉十分成功，还有些沾沾自喜，没想到女孩的母亲却伤心地和丈夫说，怎么看起来跟我们女儿不太像，因为是义务性服务，只收取了材料费，所以夫妻俩也不好意思要求重做，但为了让家属满意，杨敏昇又和团队一起，熬夜做了二次修复。
“我跟我的团队说，我们做得再好，家属不满意，都还是枉然，遗体修复其实不是一种技术的表现，其实遗体修复是对人的一种爱与关怀。”
受利益驱使，遗体修复的价格经常被过度哄抬，这让杨敏昇感到于心不忍，所以在法医工作闲暇之余，他经常义务性帮助家属修复遗体，但这种行为却引来同行的不满，杨敏昇的妻子也觉得很不理解。
“我老婆说，你做修复，拿自己的钱去贴，那有什么意义呢？我就常跟我老婆讲说，其实或许它没有赚到钱，可是当你把它完成之后，看到家属的喜悦，和感激的时候，那时候可能不是用钱可以来衡量的。”
近几年，杨敏昇致力于推动遗体修复费用公开透明化，他提出按照尸体的毁损情形和难易程度，拟定出公开透明的价格，让遗体修复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日常教学时，他也经常叮嘱学生，尽量使用简单的工具和材料，来降低遗体修复的成本。
身为一名法医兼遗体修复师，经常有人问杨敏昇这样一个问题。
“经常有人问我，杨法医你有没有看过鬼？我常常跟他们开玩笑，我说我不相信鬼神，我相信缘分，我相信人跟人的相遇，或是我跟这一具遗体的相遇，其实都是一种缘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