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延 来源：《中红影视》
1947年3月25日，撤离延安仅一周，由西北野战兵团副参谋长王政柱起草、彭德怀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习仲勋副政治委员签发的青化砭战役作战命令。（王延供照）
1946年底，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与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一起研究作战。（王延供照）
一排左起：浦安修、刘志坚、李聚奎、廖汉生、伍修权、王平、王震、杨尚昆、习仲勋、王首道、张爱萍、康克清、刘英、方强。二排右五为王政柱。（王延供照）
一野战史编委会名单。（王延供照）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国民党军大举进攻我中原军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爆发。我的父亲王政柱时任中央军委作战局副局长兼中共中央书记处枣园作战室主任，他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全。8月2日，国民党军派7架飞机轰炸延安后，经毛主席决策，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有序的转移和撤离延安。8月28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习仲勋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提高警惕，保卫边区》。9月27日，王震率领的359旅中原突围后在习仲勋接应下回到延安，加入延安防务。
10月19日，蒋介石向胡宗南下达“剿匪”命令。同日，中央军委发出保卫延安的部署，命令张宗逊率358旅、独1旅开赴延安。11月6日，中央军委第二次发出保卫延安的部署：我军共集结7个旅会同边区部队保卫延安，成立了统一的指挥部，由陈赓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张宗逊任副司令员。第二天，在延安王家坪中央军委作战室门口，父亲陪彭德怀迎接参加防务会议的首长，习仲勋与彭德怀握手后指着父亲问：这是哪一位？彭总告诉习政委说：这是王政柱，军委一局（作战局）副局长，我们的“活字典”、“活地图”，会上由他来汇报（保卫延安的)部署。父亲向习政委敬礼，习仲勋热情地与父亲握手，互致问候中得知习仲勋与父亲生日是同一天，只大两岁。第一次正式接触，父亲感到习仲勋成熟老练、平易近人，一点首长架子都沒有，像陕北老乡那样朴实憨厚。
12月11日，彭徳怀、习仲勋根据中央指示，在父亲陪同下乘汽车由延安赴晋，15日过黄河，经柳林到达离石西的高家沟。16日，在高家沟召开了晋馁、太岳高干会议。会议由彭德怀主持，传达中央军委关于应对国民党军进攻陕甘宁边区，黄河东西两个解放区联防、配合作战的指示，参加会议的有贺龙、李井泉、陈赓、王震、罗贵波等，与会者达成共识，落实了联防、互动茦应、联合作战的方案，对保卫延安意义甚大。17日，彭、习首长由离石赴綏德，20日返抵延安。在这10天里，习仲勋向父亲详细询问军委首长对保卫延安的设想，敌我双方兵力和部署，国民党军编制、武器配备和主官的情况，父亲除尽所知解答外，为一目了然特地绘制了地图、对比的表格和资料。
1947年2月9日，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在陕西三原召开作战会议，扬言：夺取延安，摧毀共军首脑机关，两个月内解决陕甘宁边区、6个月内消灭整个共军。2月10日，中央军委命令：以第一纵队（辖358旅、独1旅）和教导旅、新编第4旅、警备第1旅、警备第3旅组成陕甘宁边区野战集团军，张宗逊为司令员，习仲勋为政治委员，对延安城重新布防。3月8日，延安各界一万余人举行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边区、保卫延安动员大会。同日，中央军委电令王震率359旅、独4旅从延水关渡口入陕，在延长地区隐蔽集结，配合教导旅在临真、金盆湾地区阻击和歼灭来犯之敌。3月11日美军观察组乘飞机撤离延安，仅7小时后，国民党军飞机轰炸延安。13日，蒋介石正式向陕北发动“重点进攻”，延安保卫战全面展开。3月16日，中央军委命令：以张宗逊的第一纵队（辖358旅、独1旅）、王震的第二纵队（辖359旅、独4旅）、教导旅、新编第4旅组成西北野战兵团（简称西野），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习仲勋任副政治委员，从17日起，边区部队统归彭、习指挥。18日下午，父亲随彭德怀从前线赶回王家坪（毛主席几天前已由枣园转移到王家坪），习仲勋也赶到王家坪。毛主席、周恩来和任弼时与彭、习一起研究撤离延安后西野的作战问题，彭总让父亲汇报了胡宗南部兵临城下的紧张形势和我军进行阻击的战况。毛主席胸有成竹，不慌不忙地问彭、习：延安城里的老百姓都撤离转移了没有？毛主席说他要最后一个撤离。彭、习首长听后非常着急，不断劝毛主席尽快转移。黄昏后，毛主席坐上汽车撤离延安，彭、习首长把毛主席一行送到延河边。19日拂晓，父亲随彭、习首长转移至延安东北的冯村，我军经过7天延安保卫战，予敌人以大量杀伤后，于上午主动撤出延安，延安保卫战正式结束。20日，野司转移到青化砭西的梁村，西北野战兵团指挥机关正式成立，张文舟任参谋长，父亲任副参谋长，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4月2日，任命刘景范为后勤司令）。从此，父亲协助彭德怀、习仲勋指挥西野，以两万多人抗击胡宗南25万之众，用“捉迷藏”和“蘑菇”战术与国民党军周旋，采用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在运动战中将其各个击破和消灭，保卫党中央、毛主席转战陕北。父亲从参加红军入伍后就有写日记的习惯，一直到去世。根据战时日记，父亲汇编出版了一套回忆录《烽火关山》（战争年代纪事）和《战地黄花》（回忆与怀念），这两本书详细记载了西野解放大西北的光辉历程。
3月25日，撤离延安仅一周，西野就发动了青化砭战役；4月14日，发动了羊马河战役；5月2日至4日，进行了蟠龙战役，俗称”三战三捷”，共歼敌1.4万余人。5月14日，在安塞县真武洞举行5万军民参加的祝捷大会，周恩来、彭德怀和习仲勋出席大会并讲话。
4月8日，中共中央机关、解放军总部和警卫大队共800人，在靖边青阳岔编为4个大队，番号“九支队”（也称“昆仑纵队”），任弼时任司令员，化名史林；陆定一任政治委员，化名郑位；毛泽东化名李得胜；周恩来化名胡必成。彭、习首长指示西野司令部，大、小战斗要请示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在撤离延安的四个月里，彭、习首长请示报告的电报有几十份之多，都及时得到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回复和指示。西野机关和部队平均每天行军转移数十里，父亲负责制定行军路线，随时掌握“九支队”的动向，与之联络和互动，尽量转移国民党军的视线，确保“九支队”的安全。为了寻找中共中央机关和西野主力，胡宗南部采取从地面到空中拉网式、地毯式侦察和清剿。由于进行及时转移、减少电台联系，尤其是陕北出身的习仲勋和刘景范扎实的群众工作基础，边区人民和共产党、解放军心连心，使胡宗南如同瞎子和聋子，始终找不到中共中央机关和西野主力。
5月29日至6月16日，西野发动了陇东战役，毙伤俘国民党军4700余人。7月21日至23日，父亲陪同彭德怀、习仲勋、张宗逊和王震等首长到靖边县小河村参加了毛主席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军事扩大会议（又称小河会议），会议研究了全国战略反攻形势和各解放区作战配合问题。7月31日，中央军委批准西北野战兵团正式命名为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习仲勋任副政治委员，父亲仍任副参谋长。
小河会议后，习仲勋奉命离开前线，回到后方主持西北局工作，与贺龙司令员搭挡，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仍参与西北野战军的重要决策。8月，与贺龙率部东渡黄河，吸引调动国民党军追击，配合彭德怀在8月18日至20日取得沙家店（战役）大捷，扭转了整个陕北战局。更为重要的是，习仲勋同贺龙一起，发动150多万群众，保证西野后勤和军粮供应。习仲勋配合彭德怀、贺龙，在1947年冬至1948年春休整间隙，领导西北我军以“诉苦”和“三查”（查阶級、査工作、査斗志)为中心的新式整军运动，使部队面貌煥然一新。1948年2月24日，新式整军一结朿，西野发起宜川战役，3月3日，攻克宜川城，歼国民党军整编第29军等部2.9万余人，中将军长刘戡自杀身亡，我军由内线反攻转为外线反攻。3月19日，西野司令部发表撤离延安一年以来的战绩公报：歼敌99137人，其中俘63604人、毙伤35213人（毙伤俘少将以上军官26名）、争取起义320人，收复和解放县城22座。
3月23日，毛主席、周副主席率中共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由吴堡县的川口东渡黄河，离开陕北进入华北。父亲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从毛主席撤出延安到离开陕北整整一年零五天。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任弼时率领党中央机关，不顾国民党‘重点进攻’留在陕北根据地，与西北人民解放军和陕北广大人民同甘苦共患难，指挥全国解放战争。‘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就在眼前。毛泽东主席率领解放军总部，在最艰苦的战场上，以最落后的通信工具，指挥全国规模的解放战争，创世界战争史的奇迹。”至此，西野完成了保卫党中央、毛主席转战陕北的重任。
4月16日至5月12日，西野发动西府战役。此役有得有失，其间，于4月21日收复延安，26日攻占胡宗南后方补给基地宝鸡。战役虽歼灭国民党军2.9万余人，但西野损失约1.5万人。父亲协助彭德怀总结的西府战役经验教训是：对国民党军不顾一切紧急支援宝鸡估计不足，阻援不力，陷入腹背受敌。在战役中，王世泰任司令员的4纵打得不够好，在1、2纵占领宝鸡的同时，敌裴昌会部在扶风杏林镇突破4纵的防线，4纵既未请示上級又未通知兄弟部队，自行撤退到岐山东北的山地，致使裴部长驱直入，直逼宝鸡，距西野司令部仅几十里。幸亏彭德怀指挥有方，果断命令1、2纵将兵工厂、军火库和来不及转运的军用物资统统炸毁 ，迅速摆脫敌人。在突围过程中，我军两次遭胡、马（家）军夹击，损失惨重。5月26日至6月1日，西野在洛川东南之土基镇召开第二次前委扩大会，总结西府战役经验教训。会上，彭德怀首先做了自我批评，承担战役后期失利的主要责任。同时对4纵严厉批评，他指着王世泰说：我当时枪毙你的心都有，父亲和与会者都为王世泰捏了一把汗。王世泰除在会上做深刻检查外，又在会后写了书面检査报告。一天，父亲在院子里向习仲勋汇报情况时，王世泰走过来把检査报告交给习仲勋，请老战友（同为陕北老红军，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王世泰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转交给彭德怀。习问王为什么不直接交给彭总？王世泰说怕惹彭总生气发火。习仲勋说：彭总是个直来直去的人，最讨厌拐弯抹角 ，他批评人不讲情面，都是出于公心，都是为了工作，彭总对你只说了有枪毙的心，已经很客气了。政柱同志在彭总身边挨的批评可比你多多了，第二次攻打榆林时，政柱劝彭总撤退，意见是对的，可彭总攻城攻在火头上，说王政柱动揺军心，要拉出去枪毙，比你严重多了，但事后彭总向政柱道了歉，彭总就是这样襟怀坦荡、大公无私。你见了彭总只谈错误，不要做任何解释，更不要强调客观，只要态度诚恳，将功补过，会取得彭总的谅解。父亲对王世泰说习政委在会后帮助4纵说了很多话，彭总知道你们纵队组建晚、底子差，人员装备都不如1、2纵。王世泰听后直接进屋去找彭总，不到半个小时，王世泰高高兴兴的从屋里走了出来。一年以后，1949年7月10日至14日，一野（1949年2月，西北野战军攺称第一野战军，简称一野）发动了扶眉战役，4军（前4纵）打得十分出色，他们以“打翻身仗”、“为解放西北立功”的决心，完成切断敌人退路的任务。敌人的4个军向扼守眉县北罗局镇阵地的4军发动轮番进攻，都被指战员们顽強抗击所打退，彻底粉碎了敌人突围的企图，为整个战役胜利起到关键作用。战后彭总表扬4军打得好，称赞说：我们就是要有这种胜不骄、败不馁的顽强战斗作风。
1996年4月底，父亲赴兰州，参加并主持兰州军区“一野战史办”工作总结大会，我陪父母亲到家中看望了王（世泰）老，当时王老已86岁，身体非常健康，思路特别敏捷，两位老战友一见面心情都很激动，共同回顾了西北野战军的战斗历程，他们打开话匣子就收不住，聊了3个多小时，把中午饭都忘了。他们共同谈到毛主席知人善任，派习仲勋与彭德怀搭档是英明之举，充分发挥了他们各自的优势和长处 ，在性格上互补。习仲勋虽比彭德怀小15岁，但成熟老练，沉得住气，考虑问题非常全面、周到。习仲勋最大的特点是善于团结同志，善于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西北野战军的主要领导来自五湖四海，彭德怀、张宗逊等来自红一方面军；甘泗淇（政治部主任）、王震（一兵团司令）、许光达（二兵团司令）等来自红二方面军；习仲勋、张文舟、刘景范、王世泰等来自陕北红军；赵寿山（第二副司令）、阎揆要（参谋长）等来自国民党西北军；徐立清、王政柱来自红四方面军。大家精诚团结、一致对敌，没有山头、没有派性，在西北战场成为生死与共的战友，以一挡十，战胜国民党军胡宗南部。习仲勋从不整人，处处与人为善，关心各级干部，他与彭德怀一样严以律已、从身作则，在干部战士中具有崇高威信。王老说习仲勋既处处维护彭德怀的领导地位，又通过思想工作消除下属对彭总的敬畏心理，拉近我们与彭总的距离，下级对上级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真正实现军事民主和政治民主。西府战役失利我的压力很大，彭总的批评让我了解他的心底无私天地宽，彭总既能领导打胜仗，又能领导打败仗，是真正的彭大将军。两位老人非常怀念彭总，他们说抗美援朝胜利彭总回国后，如果习仲勋还在彭德怀身边，就不会有“万言书”，也就不会出现庐山会议那么大的乱子了。
西北地区经济落后，人口稀少，兵源成为一大问题。1948年10月30日，西野电告毛泽东，汇报《关于争取俘虏兵工作》：过去20个月中，共俘虏国民党军93000余人，补入西北野战军75000人，占俘虏兵总数百分之八十，通过对俘虏兵攺造和开展新式整军运动，大大提高了西北野战军的战斗力。11月3日，毛泽东复电西北野战军：关于爭取俘虏兵的总结甚好，已转发各地参考。
西府会议前委扩大会后，习仲勋回晋绥继续主抓地方工作，父亲只能在重大任务和会议上见到习仲勋。1949年1月11日至23日，西野在渭南澄城武庒召开首屆党代表会议，习仲勋专门就城市政策、群众纪律等问题讲了话。随着我军反攻，陆续解放城市，习仲勋负责接管西北地区新解放城市，尤其是5月20日解放西安，习仲勋对接管城市工作做了周密部署。5月底，习仲勋率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由延安迁驻西安，西安接管工作成效卓箸，为接管其他城市起了很好示范作用。
习仲勋领导了西北军区同驻守榆林的国民党第22军和平谈判，1949年6月1日，榆林和平解放，国民党22军军长左协中率部起义，6月5日，榆林起义的国民党军4000人攺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独立二师。西野1947年8月和10月两次攻打榆林均未攻下，这次却不战而胜。榆林和平解放是西北战场用和平方式解决国民党军的成功范例，对西北地区其他国民党军产生了影响，促使宁夏、新疆两省和酒泉、武都等地国民党军选择和平起义的道路，加速西北全境的解放。9月23日，宁夏国民党军在宁夏和平解放协议上签字，24日银川解放。9月25日和26日，国民党军新疆警备区司令陶峙岳和国民党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分别通电起义，新疆宣告解放。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1月30日，第一野战军与西北军区合并，彭德怀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父亲仍任副参谋长。父亲这一时期主要工作是协助彭习首长指挥部队解放西北境内偏远地区和剿匪，先后消灭胡宗南、马家军的国民党残余部队和新疆乌斯满等匪帮。在习仲勋的领导下，为团结西北境内各族人民进行了耐心细致的工作，落实了各项少数民族政策，大量吸收和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在西北境内各地成立并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
母亲罗健时任一野兼西北军区司令部机要秘书，负责彭、习、张（宗逊）等首长的电报和机密文件。每次给习仲勋送文件时，习政委总是问王参谋长的胆结石病最近犯了没有？父亲因长征三过草地吃草根和皮带胆内结了很多石子，经常发作，庝起来在地上打滾。习政委叮嘱说这个病千方不要累着，生活要规律，按时作息，不要熬夜，饮食上多吃好消化的食物，母亲听后，深受感动。
上世纪80年代父亲复出后，曾在党报、军报和刊物上多次发表纪念解放大西北的文章，其中有《西北战场回顾》、《互相尊重、并肩战斗》等等，父亲回忆说彭总非常尊重习仲勋，从不称呼“副政委”，总亲切地称“仲勋同志”，大小事都要找习啇量，彭总让父亲草拟的命令、指示，在送电台前，要先送请习仲勋审查修攺；收到中央发来的重要文电，彭总看后马上找习仲勋一起研究贯彻落实的方案。尤其制定作战计划，生怕存在漏洞，彭总是急性子，想起了事情就要马上解决，有时半夜想起来问题就把父亲叫起来，再一起去叫醒习仲勋，反复推敲，做到万无一失，彭、习研究的同时，父亲把方案制定出来，把命令起草好，经首长签字同意，迅速发出，办事效率非常之高。父亲和周围的同志发现：彭总性格刚毅，脾气很急，批评人不讲情面，但从来不对习仲勋发火。遇见彭总固执和发火时，大家就去找习仲勋汇报，问题总能园满解决。为了使人民军队永远不脫离人民，彭总经常请习仲勋和刘景范向部队介绍地方情况。在西野前委扩大会等干部会议上，习仲勋每次都要讲边区人民战备、支前、生产等方面情况，讲边区群众对子弟兵的希望，強调部队加強纪律的重要性，因此，西野在执行群众纪律方面一直做得很好。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彭德怀平反昭雪后，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彭德怀传记组”，还处在专案审查中的父亲被点名邀请参加传记组工作。父亲有幸见到习仲勋等老首长和一野的老战友们。当时习仲勋刚刚落实政策、恢复工作，他对父亲非常关心，为“彭德怀传”的审核工作，习仲勋经常向父亲询问和核实情况。由于海军的阻力，迟迟不予父亲落实政策。直到1980年6月，杨尚昆和习仲勋从广东回京，在中南海受到邓小平接见，在汇报完工作后，杨尚昆和习仲勋专门向邓主席谈了父亲的问题，习仲勋说王政柱在西北战场协助彭德怀做了大量工作，是有功之臣。邓主席听后当即指示：立即解脫、分配工作。1980年12月，父亲在65岁高龄被任命为总后副部长。1985年1月10日，中央军委下文为父亲彻底平反。父亲在日记中写道：“我衷心感谢邓小平同志实事求是，关心干部。”他对家人说：习仲勋蒙冤16年，他刚恢复工作，首先想到和关心的是他的下级，为下属仗义执言、主持公道。我跟着习仲勋工作时间很短，可30多年后他对我还是那样信任，能遇见这样好的、厚道的领导，一生足矣！让父亲尤为感动的是他向习仲勋表示感谢时，习仲勋谦逊地对父亲说：主要是你参谋工作做的好，给老帅们留下好的印象。
1990年，中央军委成立以习仲勋和王震为主任的“第一野战军战史编审委员会”，父亲被任命为编委会特设的常务委员，具体抓编写工作。我们家经常接到一位浓重陕北口音伯伯的电话：“找参谋长接电话！”我一听就知道是习伯伯，赶紧让父亲接电话。他们一聊起来就是半个多小时，内容都是西北战场的事。原来一野战史定稿时要报请主任审批，习仲勋审阅时持别认真，经常打电话找父亲核实情况。第一野战军战史、战史图集分别于1995年和1997年正式出版，给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三年多的西北战场上，一野共歼灭国民党军51.9万余人，剿灭匪特12.9万人。一野有7.6万余名指战员光荣负伤，1.8万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2014年10月21日，母亲罗健在解放军总医院病逝，10月26日，时任中央军委委员、总装备部部长张又侠上将亲自到家中吊唁罗健阿姨。10月31日，在古田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开幕式上，张又侠向习近平报告了罗健去世的消息，习主席当即请张又侠转告：向王政柱、罗健的亲人表示亲切慰问。这使我们全家从极度的悲痛中解脫出来，更使我们懂得了什么是不忘初心，习近平主席、张又侠副主席没有忘记与他们父母一起在西北战场战斗过的老前辈、老阿姨们！
今天，我们全党全军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恰逢习仲勋诞辰105周年，我们更加怀念习仲勋，尤其怀念彭德怀、习仲勋率领包括父亲在内的一野广大指战员在西北战场进行艰苦卓绝战斗的日日夜夜，我们要不忘初心，把一野的革命精神和光荣传统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作者：王延，大校，系开国少将王政柱之子，原海军驻航天部第二研究院总军事代表、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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