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建国和发展、壮大阶段，正值唐朝强盛时期。
以文成公主人藏为开端，唐蕃关系迈入“舅甥之盟”阶段，各方面的交流全面推向深入，音乐文化交流同样如此。
那么在唐藩时期，汉族和藏族之间，音乐以及各种文化，都是怎样交流的？
唐蕃外交亲密的影响吐蕃建国于公元618年，与唐王朝同年立国，两国关系在唐王朝建立之初并没有出现明显进展。
彼时唐王朝尚未完全巩固统治，隋末群雄并起的局面使唐王朝将统治的核心工作放在统一战争以及发展经济方面。
唐太宗即位后，唐代政治局面趋于稳定，对外交流渐渐恢复。
在此期间，吐蕃的统治者(称赞普)松赞干布钦慕汉族文化，屡次派使者来到长安，请求唐太宗将宗室公主嫁人吐蕃，公元641年，唐太宗将文成公主嫁人西藏，成为松赞干布的王后。
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入了来自中原的各项技术、物品以及灿烂的中原音乐文化。
史载文成公主带人吐蕃技艺高超的制造技术，使得吐蕃人异常羡慕并相互学习，“工艺十六法”的具体内容已不可考，但均为音乐演奏、乐器制作相关技术，使藏汉民族问音乐文化交流得到极大的推动。
唐太宗去世后，吐蕃统治者(松赞干布以及其后的统治者)依然尊重唐王朝，新王继位依然请唐天子“册封”。
而金城公主入藏等事件则保持了唐蕃外交关系的和谐，并为藏汉民族音乐文化的交流打下了坚实基础。
唐蕃佛教文化的互通唐蕃文化交流的一个重点内容是佛教文化，佛教文化源自天竺(今印度)，当时的唐王朝与印度之问存在恶劣自然环境的阻隔，文化交流需经过泥婆罗(今尼泊尔)、入藏之后才能进入中原地区。
佛教文化与音乐密不可分，尤其是文化发展带有明显宗教色彩的吐蕃地区，密宗佛教长期作为同教，也催生了大量的宗教音乐，在唐与吐蕃之问的交流中，佛教文化以及音乐地位十分突出。
无论文成公主还是金城公主，都对佛教文化表示了尊重，也使汉藏两地的音乐文化交流得到了足够的重视，
交流都是有序、频繁的，藏汉之间的音乐文化交流也多在这一时期进行。
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分别于公元641年、710年入藏，并将大量音乐文化内容带人吐蕃。
其中，在大昭寺内至今还保存着当时乐队携带的部分乐器50多件。
这些乐器里面大部分为“弹拨乐器”，制作异常精美，只有到每年藏历‘亮宝会’上，才会拿出来供游人鉴赏。
金城公主人藏，同样实现了音乐文化的传播，史载唐朝皇帝考虑到金城公主年幼，特地赐给金城公主诸多杂役和“给龟兹乐”。
“龟兹乐”作为一种音乐文化，由唐入吐蕃，实现了进一步的音乐文化交流。
民间交流民间交流在唐蕃之间并不十分频繁，一方面唐王朝文化以儒家文化为基础、以农耕文化为主要形式，与吐蕃宗教文化、游牧文化差别甚大；另一方面唐蕃边界人烟稀少，交流活动缺乏开展的空间。
不过随着唐王朝在西部边疆军事活动的开展，汉文化的影响力持续增加，徙民戍边、军垦活动也越发频繁。
吐蕃也针对性地在边界部署军队、迁移人口，居民数量的增加使文化交流拥有了良生土壤，现代学术界部分学者认为现代新疆、青海部分地区的少数民族音乐即是传承自古代，属于汉藏相互融合的结果。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蕃民间音乐文化交流的形式进一步丰富化，一些军事活动引起了“原产地”式的音乐文化交流现象。
天宝年问，乐曲的命名多以地域为主，如凉州等等，后来又“招道调、法曲与胡部新声合作”(天宝为唐玄宗年号)。
有史实记载“安史之乱”时，吐蕃趁机进攻唐朝，占领了凉州、伊州、甘州等地，统治权的易主使音乐文化交流在民间变得繁盛起来。
唐玄宗之后，唐代由盛转衰，对外作战的力量越发不足，吐蕃连战连捷，更大范围的民间音乐文化交流频繁开展，客观地为唐蕃各地的音乐文化形成打下了一定基础。
文成公主与金城公主入藏文成公主，原本是李唐远支宗室女，唐太宗年间，松赞干布屡次请求之下，唐太宗封其为文成公主，并在641年将文成公主远嫁吐蕃，成为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的王后，唐蕃自此结为姻亲之好、形成“舅甥之盟”。
文成公主入藏带来大量的乐器、乐工、技术和其他音乐文化作品。
金城公主入藏时，除龟兹乐外，还带人了其他音乐文化乐曲，如“唐大曲”。
公元822年，唐蕃会盟，唐王朝使者在会盟处欣赏到吐蕃音乐表演，这种表演与“唐大曲”十分相似，又如史载吐蕃演奏“秦王破阵曲”以及“凉州、胡渭、录要、杂曲”，这都是当时音乐文化交流的史料印证。
根据这段记载，可以判定金城公主带人吐蕃的“大曲”已经得到了吐蕃统治阶层的认同，且能够派出人员进行熟练表演，可视作唐蕃音乐文化交流的典型形式之一。
歌舞与乐器文化歌舞文化和乐器文化是唐蕃音乐文化交流的两个主要成果，无论是官方层面的传播，还是民间的交流活动，均不能绕开歌舞和乐器。
如西藏地区的传统音乐表演内容“谐钦”，在文成公主入藏前后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一般认为，“谐钦”的出现历史已经超过3000年，原因在于“谐钦”表演的主要内容带有苯教特点，而苯教出现的历史显然远远超过文成公主人藏。
但在文成公主人藏后，“谐钦”的表演方式出现了很多带有唐王朝特点的变化，金城公主人藏后，这一变化更为明显。
由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带入吐蕃的“唐大曲”使传统“谐钦”由简单的舞蹈表演变为大规模的歌舞综合表演，人数由“十六少女”增加至30多人的规模，而且舞姿动作也与“秦王破阵”等唐王朝表演形式存在关联。
乐器方面，除琵琶以及“大昭寺藏品”外，还包括现西藏、新疆等地广泛流传的陶埙。
陶土制成的埙结构简单，在唐代之前，吐蕃等地是没有这种乐器的，随着唐蕃交流的深入，埙逐渐来到西域地带，并通过民间交流被带人西藏地区。
当前藏族的扎令以及其他少数民族都带有陶埙的特点，被认为是前者的衍生物，也可以看做是唐蕃时期藏汉音乐文化交流的典型代表。
壁画文化在壁画中可以寻觅到很多唐蕃时期音乐文化交流的痕迹，如敦煌壁画《曹义金出行图》中，有关于吐蕃音乐集体表演的内容。
在该壁画中，参与集中表演的共有8人，牵涉到的尤其包括大鼓、腰鼓、横笛、笙等等。
从表演规模上看，更接近于民间歌舞或者小规模的地方贵族表演，牵涉到的大鼓、腰鼓、横笛、笙则无一例外是汉族地区常见的乐器。
而在壁画的其他部分还可以看到箜篌、琵琶、箫等汉族传统乐器，这也进一步为唐蕃音乐文化交流提供了支持。
在敦煌壁画中，有大量的宗教文化内容，这些文化内容中也会牵涉到音乐表演，其中同样不乏汉族和藏族两地的音乐元素。
如飞天形象经常与笙、箫共同出现，也与西藏歌舞表现等形式共存，这些壁画文化年代久远依然栩栩如生，是唐蕃时期藏汉音乐文化深入交流的有力证明。
唐蕃时期，中原地区的文化发展水平很高，对周边地区影响力也较大，唐蕃经济、政治等方面联系紧密，有效促进了音乐文化的交流，主要方式包括政治联姻、民间交流以及商旅影响等，典型代表则包括文成公主人藏、金城公主人藏等。
在唐蕃的文献资料以及现有音乐中，也可以发现相关交流的记载和痕迹，这为历史学、音乐文化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一定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