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中医学院刘力红教授说：我们的教育花了５年时间，或者８年时间，如果再读博士，那就是１１年的时间，尽管花了这么多时间，可是相当多的人对中医还没有一个基本的信念，也就是说，我们相当多的本科毕业生、硕士毕业生、博士毕业生还没有入中医的门。如果从教育的角度来看，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因为我们花了那么大的人力、物力、财力，花了那么多的时间，搞这么一门教育，而最后却得到这样一个结果，这难道还不足以发人深省吗？”
刘力红教授还谈到：“在中医博士里，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看中医经典了。如果哪一位博士的案头放上一部《黄帝内经》，那是要被笑话的。博士的案头都是些什么书呢？ 都是分子生物学一类的现代书。博士这个群体无疑是个高层次的群体，所以读些现代的书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作为中医博士为什么不愿读中医书尤其不愿读经典呢？我想答案只能有一个，就是在他们的心目中，中医只不过如此，经典只不过如此。”
张锡纯认为，教材内容必须切合实用，推陈出新。他在《复冉雪峰问创建医学堂规则书》一文中，明确反对把《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四大经典全本充作医学教材，以为把经典全本充作教材，“取径太远，非阐十年之功于此等书，不能卒业，即使能卒业矣，果能得心应手乎？”他所使用的教材，就是《医学衷中参西录》。他自我辩解道：“此非谓内经、难经诸书可废也，因古籍紧要处，已粗搜罗于拙著之中而便于领会也。”他还满怀激情地勉励冉雪峰编写这样的中医新教材：“广搜群籍撷其精，参以西学择其粹，独出见解，发古人所未发，补中西所未备，撰为医学新讲义，以教导生徒，诚千古之慧业也，济世之仁术也，岂不美哉！”
张锡纯认为，教学方法必须学用结合，讲实效。他说：“医学校当与医院并立，合为一事，以医院中大夫充医学校中教员。众学生平日闻于师者，及见师之临证处方与所言者若合符节，所治之病又皆能随手奏效，则学生对于经见之证，并且经手治疗，自然确有把握也。”不但此也，他还以切身经历为学生说法，强调学医者取得直接经验之极端重要性：“凡药皆亲自尝试，即毒如巴豆甘遂，亦曾少少尝之。犹忆曾嚼服甘遂一钱，连泻十余次之后，所下者皆为痰水，由此悟为开顽痰之主药，唯后恶心呕吐，遂与赭石并用，以开心下热痰……”他运用西药，“实先考其原质性味，知其与所伍中药毫无龃龉，而后敢于一试，及试之屡效，而后敢笔之于书也。”他用这样的方法教导学生，“是以三年期满，皆能行道救人。”
大学是一种规模化、标准化培养人才的方法，而中医却是个性化治疗，它没有标准。用大学这种方式培养中医，出来的绝大多数都是废才。真正还有点水平的基本上都有家传，比如新评选出来的国医大师30人中有29人都是祖传背景下再上大学，可上过大学之后，他们的水平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相反，相对于祖上水平反而降低了。
事实就摆在面前，你不承认也不行。自从新中国建立，就开始用大学这种方法来培养中医。当时的大学教授都是民间聘请过来的，他们的水平相当不错，可他们却没有培养出和自己水平差不多的中医，相反，培养出来的中医却是一代不如一代，和自己差远了。最典型的就是当前中医药大学的很多教授，都是那些老中医的学生，可他们能够真正临床治病的人少之又少，很多都是哑巴中医。
古人说得好：秀才学医，笼中捉鸡。意思是说，只要学好了中国传统文化，学中医就象笼子里抓鸡一样手到擒来。大量事实也证明，古人学中医，如果悟性不差的话，基本上跟师三年，就可以独立临床了。而我们当代的中医药大学，学了五年还是什么都不会，即使再上三年硕士、三年博士，毕业了也只能去搞中医研究，如果临床，基本上仍然是狗屁不通。如此的中医药大学，我们到底是上还是不上？
中医要发展，首先要把过去的中医经验传承下来，而这些经验就深藏在民间中医当中，有的是几十年临床总结出的经验，有的是几代人积累的经验，还有一些诊断、治疗绝技，偏方秘方。古代中医的发展，根源于众多中医学派之间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而自从不允许民间中医行医以来，百家成了学院派一家，没有了争鸣，就没有了创新，更谈不上发展。
其三，历史大医往往产生在民间，原因很简单，中医根源于对大自然最普遍规律的认识，而这个规律并不是什么可观察的东西，而是一个无形无象、无所不在的原理。西方科学发展了五百年，也没有告诉我们这个规律，因此，我们从书本上是学不到的，要正确地认识它，经历苦难往往是不二法门。而大学生是天之骄子，绝大多数娇生惯养，在这种环境下是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思想的，一般理解中医都难，就更不用说培养出大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