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中医学院刘力红教授说:我们的教育花了5年时间,或者8年时间,如果再读博士,那就是11年的时间,尽管花了这么多时间,可是相当多的人对中医还没有一个基本的信念,也就是说,我们相当多的本科毕业生、硕士毕业生、博士毕业生还没有入中医的门。如果从教育的角度来看,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因为我们花了那么大的人力、物力、财力,花了那么多的时间,搞这么一门教育,而最后却得到这样一个结果,这难道还不足以发人深省吗?”
刘力红教授还谈到:“在中医博士里,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看中医经典了。如果哪一位博士的案头放上一部《黄帝内经》,那是要被笑话的。博士的案头都是些什么书呢? 都是分子生物学一类的现代书。博士这个群体无疑是个高层次的群体,所以读些现代的书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作为中医博士为什么不愿读中医书尤其不愿读经典呢?我想答案只能有一个,就是在他们的心目中,中医只不过如此,经典只不过如此。”
张锡纯认为,教材内容必须切合实用,推陈出新。他在《复冉雪峰问创建医学堂规则书》一文中,明确反对把《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四大经典全本充作医学教材,以为把经典全本充作教材,“取径太远,非阐十年之功于此等书,不能卒业,即使能卒业矣,果能得心应手乎?”他所使用的教材,就是《医学衷中参西录》。他自我辩解道:“此非谓内经、难经诸书可废也,因古籍紧要处,已粗搜罗于拙著之中而便于领会也。”他还满怀激情地勉励冉雪峰编写这样的中医新教材:“广搜群籍撷其精,参以西学择其粹,独出见解,发古人所未发,补中西所未备,撰为医学新讲义,以教导生徒,诚千古之慧业也,济世之仁术也,岂不美哉!”
张锡纯认为,教学方法必须学用结合,讲实效。他说:“医学校当与医院并立,合为一事,以医院中大夫充医学校中教员。众学生平日闻于师者,及见师之临证处方与所言者若合符节,所治之病又皆能随手奏效,则学生对于经见之证,并且经手治疗,自然确有把握也。”不但此也,他还以切身经历为学生说法,强调学医者取得直接经验之极端重要性:“凡药皆亲自尝试,即毒如巴豆甘遂,亦曾少少尝之。犹忆曾嚼服甘遂一钱,连泻十余次之后,所下者皆为痰水,由此悟为开顽痰之主药,唯后恶心呕吐,遂与赭石并用,以开心下热痰……”他运用西药,“实先考其原质性味,知其与所伍中药毫无龃龉,而后敢于一试,及试之屡效,而后敢笔之于书也。”他用这样的方法教导学生,“是以三年期满,皆能行道救人。”
大学是一种规模化、标准化培养人才的方法,而中医却是个性化治疗,它没有标准。用大学这种方式培养中医,出来的绝大多数都是废才。真正还有点水平的基本上都有家传,比如新评选出来的国医大师30人中有29人都是祖传背景下再上大学,可上过大学之后,他们的水平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相反,相对于祖上水平反而降低了。
事实就摆在面前,你不承认也不行。自从新中国建立,就开始用大学这种方法来培养中医。当时的大学教授都是民间聘请过来的,他们的水平相当不错,可他们却没有培养出和自己水平差不多的中医,相反,培养出来的中医却是一代不如一代,和自己差远了。最典型的就是当前中医药大学的很多教授,都是那些老中医的学生,可他们能够真正临床治病的人少之又少,很多都是哑巴中医。
古人说得好:秀才学医,笼中捉鸡。意思是说,只要学好了中国传统文化,学中医就象笼子里抓鸡一样手到擒来。大量事实也证明,古人学中医,如果悟性不差的话,基本上跟师三年,就可以独立临床了。而我们当代的中医药大学,学了五年还是什么都不会,即使再上三年硕士、三年博士,毕业了也只能去搞中医研究,如果临床,基本上仍然是狗屁不通。如此的中医药大学,我们到底是上还是不上?
中医要发展,首先要把过去的中医经验传承下来,而这些经验就深藏在民间中医当中,有的是几十年临床总结出的经验,有的是几代人积累的经验,还有一些诊断、治疗绝技,偏方秘方。古代中医的发展,根源于众多中医学派之间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而自从不允许民间中医行医以来,百家成了学院派一家,没有了争鸣,就没有了创新,更谈不上发展。
其三,历史大医往往产生在民间,原因很简单,中医根源于对大自然最普遍规律的认识,而这个规律并不是什么可观察的东西,而是一个无形无象、无所不在的原理。西方科学发展了五百年,也没有告诉我们这个规律,因此,我们从书本上是学不到的,要正确地认识它,经历苦难往往是不二法门。而大学生是天之骄子,绝大多数娇生惯养,在这种环境下是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思想的,一般理解中医都难,就更不用说培养出大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