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3月，从太原一路南下的李济，在山西运城夏县西阴村，看到了这样的情景：“突然间一大块到处都是史前陶片的场所出现在眼前……他们随手采集了86片，其中14片是带彩的。”再之后半年，1926年10月15日，这位后来被尊称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先生，就在这西阴村，掘下了有史以来由中国学者主持的考古第一铲。

1926年的李济，虽然只有30岁，却已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负责人类学、考古学课程，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五大导师”一年有余。这一年的小年当天，李济离开北京奔赴山西，在介休考察窑房、对居民做体质调查，到绵山考察佛院，至临汾考察尧都……直至发现西阴村遗址后两天，李济才结束这次历时近两个月的调查。
左起：董作宾、李济、傅斯年、梁思永1931年考古时合影
儿子眼中，李济相当固执，总是直道而行。“他不知道拐弯的，有时候。”李济去世后，人们回忆：“他是一个被上级、同僚、晚辈、学生害怕的人，但他对待真心为学的人则给予最大的帮助。”其实岂止“害怕”，在一些人眼中，此人简直就是可恶。台湾名人李敖就曾写过文章，称李济为“最后一个迷人的学阀”。李济因固执而获罪为“学阀”，但饶是刻薄如李敖，也从不否认他身上“迷人”的一面。
李济对中国考古学的影响是持久与多面向的。他在1928年至1937年所主持的殷墟发掘塑造了中国考古学学术体系的雏形。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大陆与台湾考古学的主要领导人物，如夏鼐、尹达、高去寻、石璋如、尹焕章与赵清芳等都曾接受他与梁思永的指导与训练，并参与殷墟的发掘工作;他在台湾所栽培的学生，如张光直、许倬云等，亦为中国考古学与中国上古史界的领导人物。
此外，作为中国第一位考古学家，他个人的研究取向与成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坚持以第一手的材料作为立论依据，并主张考古遗物的分类应根据可定量的有形物品为基础。同时，他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诠释考古资料，并不以中国的地理范围限制中国考古学的研究问题。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曾说：“就中国考古学而言，我们仍活在李济的时代。”
《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中的教员合影，从左到右：李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
1979年8月1日，李济突发心脏病，离开了这个世界。张光直曾对恩师李济评价：“迄今为止，在中国考古学这块广袤土地上，在达到最高学术典范这一点上，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越他。随着他的过世，一个巨人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