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周燚
近年来，行业随处可见各种各样的“现实主义题材”论坛。似乎，只能鼓励“现实主义题材”作品，之外的“非现实主义题材”作品一概不值得提倡。
首先，“现实主义题材”这样的提法就是值得商榷。拿“现实主义题材影视作品”来讲，“现实主义”只是一种手法，或者说只是一种流派，而影视作品本质是“虚构”的，“反映现实”和“虚构”本身就存在天然的悖论。
现实主义大作家巴尔扎克说：“文学是庄重的谎言”，即“现实主义”也是虚构的，而不是真实的。
虚构
美国人、英国人谈论小说，强调fiction，强调虚构，认为一旦照实记录，想象的翅膀就会被束缚。
艺术是和生活的竞赛。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艺术是创造，音乐创造美的声音，绘画创造美的视觉形象，小说是想创造人物以及人的内心世界。假使只求如实反映外在世界，那么有了录音机、照相机，何必再要音乐、绘画？有了报纸、历史书、记录电视片、社会调查统计、医生的病历记录、党部与警察局的人事档案，何必再要小说？
《西方大观念》里说文学都是衍生于诗，比如西方最早的文学《荷马史诗》就是“史诗”，《神曲》《浮士德》也是诗剧。《西方大观念》说“诗人所讲的故事，无非是虚构的故事。诗人所讲的历史，大多是想象的历史。”就是说，凡是文学传递给受众的世界，往往不是现实世界，而是现实以外的平行世界。即想象的、虚构的世界。
加缪在纪念《堂·吉诃德》问世三百五十周年大会上说：“堂·吉诃德的精神就是一种拒绝现实的精神。”塞万提斯通过独有的语言，给读者建构了一个现实世界以外的平行世界，在这个平行世界里塑造了一个伟大人物的伟大精神，那就是拒绝现实的精神。
当下，很多现实题材影视作品，强调“采风”，强调体验生活，强调贴近实际，尤其是行业剧的创作，需要做大量的采访和调研，这都是创作前必要的辅助。但须知，戏剧的本质还是虚构。
另外，唯「现实主义」论，是一种狭隘的文艺观。
现实主义文学只是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早期的一个流派。放眼整个世界文学史，除了现实主义文学流派，还有很多别样的流派催生出辉煌灿烂的作品和大家。如：古典主义（莫里哀、拉辛等）、浪漫主义（歌德、雨果等）、自然主义（左拉等）、感伤主义（卢梭、斯特恩等）等等。
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也有很多流派和大家，如：象征主义（波德莱尔、叶芝、艾略特等）、表现主义（斯特林堡等、卡夫卡等）、意识流（普鲁斯特、乔伊斯、福克纳等）、存在主义（萨特、加缪等）、荒诞派戏剧（贝克特等）、魔幻现实主义（马尔克斯等）等等。
中国是古诗大国，既有杜甫这样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也有屈原、李白这样的浪漫主义大诗人，还有陶渊明这样的田园派诗人、曹操那样雄健的建安诗、苏轼那样的豪放词、柳永那样的婉约词。毛主席也喜欢古典诗词，毛主席的诗词就不是纯粹的现实主义，夸张、豪放、气势恢宏。
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非现实主义，无论是变形夸张还是魔幻荒诞，都是属于艺术的一种方式和手段，艺术有好有坏，艺术手段的水平有高有低，但是创作对象没有高低之分，题材没有高低之分。作曲家或演奏家要表现一种情绪，用钢琴、小提琴、交响乐或歌唱的形式都可以，画家可以选择油画、水彩、水墨或版画的形式。问题不在采取什么形式，而是表现的手法好不好。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不同的艺术创作者，因才情、喜好不同，而流派、方式有所不同。饭桌上允许由各式各样的菜系，文艺界也应允许各式各样的流派，不能一家自大，孤芳自赏。
纯粹审美
姜文曾吐槽中国观众喜欢对《让子弹飞》过分解读：“如今的解读，太集中在政治解读。这暴露了我们的观众在感受层次上比较狭窄。这种解读我多少有点觉得把我们的电影给聊低了，他们这么想我不怪他们，我是觉得本地区的想象力太单一。《阿凡达》在中国都能读成拆迁，太具有想象力了。”
有好的艺术，也有不好的艺术。好或者不好，在艺术上是属于美的范畴，不属于真或善的范畴。判断美的标准是美，是感情，不是科学上的真或不真，道德上的善或不善，也不是经济上的值钱不值钱，政治上对统治者的有利或有害。
当然，任何艺术作品都会发生社会影响，自也可以用社会影响的价值去估量，不过那是另一种评价。
一部作品，最核心的东西是审美。欣赏或评价一部作品，也应该用美学的眼光（而不是带有社会因素、政治因素的眼光）来感受或评价。
当下，行业喜欢拿豆瓣当成衡量艺术水平高低的一个标准。笔者在这里要吐槽一下豆瓣的弊端：豆瓣过于注重作品的主题、衍生的社会话题，而忽视了作品本身的技法、风格。
拿电影来讲，IMDB这个网站，就比豆瓣更关注电影导演的视听技法、风格、形式，更关注电影这种影像品本身的审美。
一旦政治性压倒人性，艺术价值必大打折扣
文学界有种提法叫“纯文学”，指完全脱离政治性、远离社会因素的文学。
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花落瑞典诗人托马斯.特兰斯特勒默，特兰斯特勒默就是纯文学的代表。瑞典科学院颁奖词这么写到：“他以凝炼、简洁的形象，以全新视角带我们接触现实”。特兰斯特勒默大部分诗集以凝炼、简短和深刻的比喻为特征。
中国人的文艺观，长期以来是“文以载道”，用“善或不善”的标准来衡量文艺。《诗经》中的情歌，要牵强附会地解释为讽刺君主或歌颂后妃。陶渊明的“闲情赋”，司马光、欧阳修、晏殊的相思爱恋之词，或者惋惜地评之为白璧之玷，或者好意地解释为另有所指。他们不相信文艺所表现的是感情，认为文字的唯一功能只是为政治或社会价值服务。
在西方，黑暗的中世纪的绘画都以圣经故事为题材，表现女性的人体之美，也必须通过圣母的形象。直到文艺复兴之后，凡人的形象才在绘画和文学中表现出来，所谓文艺复兴，是在文艺上复兴希腊、罗马时代对“人”的描写，而不再集中于描写神与圣人。
莎士比亚作品的核心思想是人文主义，莎士比亚在《哈姆莱特》中称人是“了不起的杰作，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莎士比亚通过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揭示人性中善与恶的矛盾冲突。莎士比亚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由意志，自由意志中的欲念使人区别于禽兽而成为人，同时自由意念中的欲念又使人性中充满着各种罪恶，所以人是有局限性的，其悲剧性处境是注定的。如哈姆莱特优柔寡断，又如深爱自己妻子的奥赛罗，轻信小人谗言，掐死了对自己忠心不二的贤惠妻子。
文学走向世界，一定是基于尊重人性的普遍的性。
政治倾向一旦压倒人性，作品的艺术价值立马就下去了。
莫言自述：“我在写作《天堂蒜薹之歌》这类逼近社会现实的小说时，面对着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我敢不敢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进行批评，而是这燃烧的激情和愤怒会让政治压倒文学，使这部小说变成一个社会事件的纪实报告。小说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做人来写。”
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