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不在家过年，爷爷竟然难过得掉泪

我参加工作的第一个年是在单位度过的。

那一年春节放假前，我到领导办公室送文件。我们办公室的主任正在和领导研究春节值班的事。见我进来了，领导说：“今年春节你值班儿吧”。

我说：“我在这里没有家，我得回家呀”。

领导笑着说：“你回家干嘛？连个媳妇儿都没有”。

就这样，我参加工作后第一个春节，是在单位度过的。

过完春节，回到家。母亲对我说：“赶紧先去看你爷爷吧，吃年夜饭你爷爷都哭了。说这些年了，家里过年从来没缺过一个人”。

我说：“不至于吧，爷爷都是老革命、老党员了。一辈子在外面工作，又不是封建老头儿”。

母亲叮嘱我：“去了可不准说这话啊! 快去”。

爷爷从橱柜里给我端出一小碟我最爱吃的芝麻酥糖，我知道这是过年上供的供品。每年上过供的供品就分给孩子们吃。这应该是爷爷特意给我留下了一份。

奶奶又给我热了热初一的饺子，大年三十的菜。我们这里有一个风俗。凡是有女儿出了嫁的人家。大年三十的大锅菜和初一的饺子都要留下一份儿。给初二回娘家的女儿吃。我看着桌上大锅菜和饺子，笑道：“奶奶。你拿你孙子当成孙女儿啦”。爷爷用手指了指着饭说：“吃！孙子孙女儿都一样，过年的饭没有吃的都给你们留着”。

爷爷就这么看着我狼吞虎咽地吃完饭。眼里居然又有些湿润了

爷爷的故事还是从父亲那里断断续续知道的。

抗日战争时期，爷爷的公开身份是教员。以这个身份为掩护，为抗日做地下工作。有一次快过年了，家里来了几个人，在北屋里开会。父亲回忆说，每逢家里来了这样的客人，就不让小孩子们出去玩了。一是农村里见到的陌生人少，人们看到谁家有陌生人来了会问：你家谁来了，担心小孩子说漏了嘴。二是小孩子们在院子里玩也可以起到遮掩和放风的作用。

后来，赵振权从大门口闪进来。他是个人高马大的中年汉子，他是我们村后来的党支部书记。只见他进来后快步跑向北屋。三级台阶，一步就跨了上去。很快他又冲了出来，还是那样一步从台上一步跨下来。衣襟扬起，露出了腰里别着的枪。随后，爷爷随后也出来了，向屋里的几个人招了一下手，领着那几个人快步去了西跨院，从小门出去了。赵振权用一只手扶着腰里的枪跟在后面。

又过了一段时间，村里就乱了起来。枪声、哭喊声、猪羊的嚎叫声，宁静的村子一下子变得鸡飞狗跳。是日本鬼子来了。他们要找村里的干部，找粮食。

村西头的老郑，被日本鬼子打得遍体鳞伤，实在扛不住了，踉踉跄跄把日本鬼子领到了我们家。一进门儿，他就抢步跪在台阶下哭喊着捶打自己的头：“莲池大伯呀！我是个混蛋！”。莲池就是我的太爷爷。老郑知道太爷爷在村里负责钱粮。就这样，我的太爷爷被带走了。

在在一个大院里，被抓来的还有十几个人。他们放出一只大狼狗，撕咬太爷爷。不一会儿，太爷爷身上的棉袍就被撕扯成了布条儿。散落的棉絮，被寒风刮得满院子飞。黄昏时分，日本鬼子突然撤了。人们把奄奄一息的太爷爷抬回家。身上的棉袍只剩下几个布片儿，被凝固的血贴在身上。

那一年太爷爷走了，过年爷爷没能回家，家里一下子就少了两个顶梁柱的男人，那个年过的凄苦悲凉可想而知。

过完年后，爷爷才匆匆回来了一下，面对突遭变故的家，他没有过多的言语，也不能过多的停留。在那个动乱年代，国没有了，家也就不是安全的地方了。谁都说不准和家人的哪一次见面是最后一面。

建国后，爷爷在县城工作。奶奶带着一大家子人在农村老家生活。退休以后，爷爷才回到了老家，和奶奶两个人在一个小院子里生活。爷爷喜欢看书写字，奶奶却不识字，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默契与协调。奶奶是特别尊重知识和有文化的人。凡是有字的纸奶奶从来不丢弃，都要等爷爷看过以后才处理。奶奶把爷爷的物品摆放得整整齐齐，常年收拾的桌明几净。

有时，爷爷的老同事们来看他，几个老头儿坐在瓜架下喝茶，聊天儿。爷爷喜欢写字，他的字方正古朴，一笔一画都透出力道。逢年过节铺开纸给人们写对联。

平时爷爷不多说话。总喜欢到处走走看看。早晚到地里看看庄稼；站在集市上，看着人们来来往往，有时候一站就是半天；到各家去看看孩子们，有时看看孩子写的作业。或许他骨子里还有教师的情结。

爷爷喜欢这样宁静的生活。过去那峥嵘岁月，他从来没有跟我们提过。就是建国以后，工作的事我也没有听他说过。直到他去世了。奶奶整理他的物品，发现在一个笔记本里夹着一张盖着印章的纸。奶奶让我看是什么，是一张手写的县委组织部任命书。我才知道我爷爷曾经的职务是县教育科科长兼党组书记，教育科就是教育局的前身。按时间推，大概是建国后教育局的第一任局长。

经历了太多的生离死别和聚少离多，爷爷对什么都看得很淡。唯独喜欢这种平安宁静的乡村生活。那个年代人们拼死抵御外辱，保家卫国，所渴求的，所要给与家人的不就是这样全家团团圆圆，平平安安的宁静的生活吗?

难怪爷爷把一家团圆看得那么重，现在回想起来，只有退休以后，爷爷才过了几年自己渴望的宁静生活，他怎么会不倍加珍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