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东晋朝是一个不幸的朝代，它从建立起就矛盾重重，很快就危机四伏，中期以后，随着政权临近崩溃，原来为世族崇尚的玄学逐渐走向衰退，统治集团为了维系和调整统治秩序，开始从儒学与佛教的结合上寻找理论上的救命稻草。这一时期，佛学越来越受重视。著名的高僧慧远正好活跃于这一时期，他是当时非常最有名的一个僧人，也是庐山历史上最有影响大和尚。
慧远十三岁即随舅父游学于许昌、洛阳一带，读儒、道经典，他“少为诸生，博综六经，尤善《庄》、《老》”（参看《高僧传·卷六·释慧远传》）慧远本是志在儒学，但政治动乱使他有隐居之念。本来他想南下就学于隐居豫章（今江西南昌）的范宣子，但中原的动乱使他无法南下，他闻知著名高僧道安立寺于太行恒山，宣传佛法，慧远随即携弟弟慧持前往恒山，拜师求教。上山后，慧远听道安讲解《般若经》时，“豁然而悟”，他感叹说：“儒道九流，皆糠秕耳！”（参看《高僧传·释慧远传》）于是，他毅然与弟弟投簪落发，开始了佛教僧侣的生活。慧远读经与众不同，他“厉然不群，常欲总摄纲维，以大法为己任”，对佛教教义的领会异常深入，所以，道安满意地赞叹说：“使道流东国，其在远乎！”他把佛教在中国大地广泛传播的希望，寄托在慧远的身上。
慧远画像
慧远曾和同学慧永欲到广东的罗浮山结宇传道，慧永途经浔阳时为郡人陶范所留，上了庐山，慧远也为慧永所挽留，随之到了庐山，他们见庐山清静，就决定暂住庐山。慧永住在庐山北面由陶范为他建造的西林寺，而慧远却住江州刺史桓伊在庐山东面为他建造的房殿，而这房殿后来成了庐山著名的东林寺，成了南方佛教传播的中心。东林寺负“得炉之峰”，傍“瀑布之壑”，“清泉环阶，白云满室”，“寺内别置禅林，森树烟凝，石径苔合，凡在瞻履，皆神清而气肃。”（参看《高僧传·卷六·释慧远传》）慧远在东林寺住了三十多年，直到他去世。
庐山东林寺
慧远卜居庐山期间，佛教在江南已经有较广的传播，但当时佛教界风气并不好，上层僧侣结交权贵，迎合时流，表面是弘扬佛法，实际是贪图私利，融入世俗权利之中。慧远对这一状况非常忧愤，他在《与桓太尉论灶简少门书》中愤慨地说：“佛教陵迟，秽杂日久，每一寻思，愤慨盈怀。”慧远潜居庐山后，他身体力行，维护佛法，坚持不入都邑，不仕王侯，宣扬佛教戒律，大力倡导翻译佛经。他见南方佛经不齐，律藏残缺，便派弟子远度西域，带回《方等》新经二百余部，得以在中土传译。晋孝武帝太元十六年（公元391年），印度西北部的佛教小乘毗昙学大师僧伽提婆来到庐山，慧远便请他译出了《阿毗昙心》和《三法度论》。慧远和当时住庐山的佛教学者竺道生等，大力研究和提倡毗昙学，使毗昙学风靡一时，毗昙学的基本教义是以我为无，以法为有，这种观念后来在南方有较大的影响。
慧远像
慧远于晋安帝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卒于庐山东林寺，享年八十三岁。他的著作被整理为十卷五十余篇。他著有《大智论要略》二十卷（亦名《释论要钞》）、《不敬王者论》一卷、《问大乘中深义十八科（并罗什答）》三卷、《大智论序》一卷、《阿毗昙心序》一卷、《三法度序》一卷、《妙法莲华经序》一卷、《明报应论》一卷、《修行方便禅经序》一卷、《辩心识论》一卷、《法性论》一卷、《沙门袒服法论》一卷、《释三报论》一卷、《佛影赞》一卷，以及《念佛三昧诗集序》等。
慧远在庐山潜心研究佛教理论，著书讲佛，推动了佛教的发展，在当时，慧远对于佛教中国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成立庐山历史上最著名的大和尚，也成了为中国佛教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中国名僧。
首先，慧远将中国传统的儒学和玄学融入佛教之中，推进佛教中国化，同时也让佛教能更有效地在中国传播。
在慧远之前，佛教界通常把佛学看成是内学，而把儒、玄视为是外道，佛教对儒、玄是排斥的。而在慧远看来，儒、佛、玄三家是统一的，他不仅精研佛学，而且也兼通经学和玄学，他融会儒、佛、玄三家学问于一身。慧远主张将内佛与外儒、玄融合起来，使三者合而明之，以佛学为主，以儒、玄为辅。他知会有宗（佛），兼融百家（儒、玄等）。慧远着力结合中国传统思想和观念来释解佛学理念，让知识界很多熟知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文人能接受和兴趣佛学。同时，他还与中国古代文化界和道学、道教人士密切交往，如陶渊明和道士陆修静经常去拜访慧远，后来，南宋名画《虎溪三笑图》所描绘的就是慧远与陶渊明、陆修静的故事。慧远和当时文化名人谢灵运、竺道生等，也交往相当的紧密，是知心挚友。此外，慧远还善于用中国传统所传播的理念来注释佛学，比如，结合传统的善恶观念，提出了“三世报应”“灵魂转世”“西天净土”等思想，这大大影响了中国老百姓对佛教的接受和认识，推动了佛学在民间的传播。
虎溪三笑图
其次，慧远极力倡导“弥陀净土法门”，创造性地阐述了净土宗的基本理念。慧远也因此被后世净土宗的僧人们推尊为该宗的初祖。在慧远等人的提倡下，“净土”法门在南方得到广泛传播。
在庐山，慧远曾与刘遗民等人，在阿弥陀像前立誓，结社研究和传播佛学，创办了中国佛教史上最早的结社，以专修“净土”之法为根本目的。东晋谢氏的重要人物、名仕谢灵运特别佩服慧远，多次到庐山拜访慧远之后，曾替慧远在东林寺中开东西两个水池，种上了白莲，后来，慧远所创之佛学社，便称为“白莲社”，因此，后来也把净土宗称为“莲宗”。净土宗以《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佛》（简称“净土三经”）等基本经典。
净土宗推崇“西天净土”，就是认为在人间所经历的此世界之外，还有个极乐世界，叫“西天净土”，大家一起天天默念“南无阿弥陀佛”，修善去恶，死后就能往生西天极乐。
所谓的“西天净土”实际上是指极乐至善的净土之境。就是说，凡间众生脱离恶浊之世之后，趋向解脱之道，便能进入一种净境，即净土“三经”所描绘的西方净土世界。这种净境有三个基本其特点，即祥和安乐、清净庄严、纯善无恶。
所谓的“祥和安乐”指的是去除痛苦，从而进入一种精神愉悦之境，达到洞达涅槃之后的法喜境界。《无量寿经》这种境界为“安乐”或“极乐”，《阿弥陀经》称之为“极乐”，《观无量寿佛经》称为“极乐世界”。“极乐”就是于净境中不再有众生的痛苦，即“无有三涂苦难之名，但有自然快乐之音，是故其国名曰极乐。”（《无量寿经》卷上，《大正藏》第12卷，271中）“其国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阿弥陀经》，《大正藏》第12卷，346下）无有众生之苦，自然快乐，这就是极乐。众生在极乐之净境，分享自然而然的快乐，过着非常愉快愉悦的生活，所以，“十方来生，心悦清净，已到我国，快乐安隐。”（《无量寿经》卷上，《大正藏》第12卷，267中）
所谓“清净庄严”，指的是一种“七宝庄严”境态，净土“三经”很注重对于这种“庄严”的描述，这种“庄严”并非虚无缥缈的精神境，而是有净土世界的种种珍宝和花卉等作依托的，从形式上看，“极乐净土”的“净”其实不是虚无，而是美丽而不污浊的，有珍贵宝物，有美妙的花卉等，“极乐国土，七重栏楯、七重罗网、七重行树，皆是四宝周匝围绕，是故彼国名曰极乐。”（《阿弥陀经》，《大正藏》第12卷，346下）比如，有七宝池，池底布满金沙，池边的阶道上，以金银等合成，池上竖立着楼阁，以七宝装饰；池中有微妙香洁的各色莲花；而且，池的上面空中还飘动着美妙音乐，有“天乐”之音；雨天，下着曼陀罗花雨，气候一直是非常适宜的，“亦无四时春秋冬夏，不寒不热，常和调适。”（《无量寿经》卷上，《大正藏》第12卷，270上）生活在此净土之中的佛和众生，寿命无限，因而称为“阿弥陀”。
所谓的“纯善无恶”，净土“三经”是从内容上去描述净土世界纯善无恶的道德理想的，当然，众生并非能轻易进入这种境界，而是必须经过为善去恶的修行才行。若不修善，“无善可怙，无德可恃，是故死堕恶趣，受此长苦”（《无量寿经》卷上，《大正藏》第12卷，271下），是永远也无法进入此境的。在净土世界，行善成为一种自然本性，丝毫也不会有行恶冲动，“诸佛国土，天人之类，自然作善，不大为恶，易可开化。”（《无量寿经》卷下，《大正藏》第12卷，275下）因此，在此境中，不再有“三恶趣”（地狱、饿鬼、畜生）生命，“彼佛国土无三恶趣。”（《阿弥陀经》，《大正藏》第12卷，347上）没有了“三恶趣”，便是理想道德的圆满状态，所以，净土世界就是精神极乐世界。
所以，《无量寿经》强调离三毒之恶（贪、嗔、痴）而向善，指出三毒是众恶之因，推崇“三善根”，即无贪善根、无嗔善根和无痴善根。主张杜绝因贪欲而成恶，认为“少欲知足，无染恚痴，三昧常寂，智能无碍”（《无量寿经》卷下，《大正藏》第12卷，274下）；反对因嗔恚而成恶，认为因不良之心而起冲突，因此而结怨，所以，须和谐相处，“言色常和，莫相违戾。”（《无量寿经》卷下，《大正藏》第12卷，274下）强调应避免因愚痴而成恶，因为愚痴不化，便不信佛法真谛，不信修善得善，不知修道得道，“都不信之，谓之不然。”（《无量寿经》卷下，《大正藏》第12卷，275上）显然，愚痴之人，自然也就永远进不了净境了。
慧远的厉害之处就在于结合中国传统思想观念，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世因果”“灵魂转世”和“西天净土”说，把净土宗的佛学基本理念转变为中国当时的思想界、文化界和平民百姓都能接受和喜欢接受的观念，以此来促进佛学的传播。
宇宙人生，有“三世因果”，即前世造因，今世受果；今世造因，来世受果。三世之间互有因果，所以，今生之果，源于前世恶缘；今生善缘，能使来世有正果，当然，今生今世，务必应行善去恶，方能进入净土世界。
人生皆是“灵魂转世”的，每个人的灵魂都会在这个世界上不停地“投胎转世”，今生能大富大贵，皆因前前世是大有富裕的；今生贫穷，是因前前世有穷缘。今生受众生之苦，只要能天天默念“南无阿弥陀佛”，尽心尽力修善去恶，来生便可以进入西天极乐世界。慧远所传播的佛教理念是，西方净土，并非可望而不可及，只要能远离“三毒之恶”，远离“五恶”（杀生、偷盗、邪淫、妄语、饮酒），尽心为善，是可以进入西方净土的，所以，《无量寿经》说：“今吾于此世作佛，降化五恶，消除五痛，绝灭五烧，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五德，升无为之安。”（《无量寿经》卷下，《大正藏》第12卷，277下）
慧远这样的观点，没有那么多深奥难懂的佛学言语，但却很符合传统世俗的常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积德行善，往生极乐”的基本理念，就像中国古代典籍《易经》早就有这样的理念，《易经·文言传》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慧远以中国传统世俗观念来释解佛学理念，并把佛学中国化，难怪，净土宗的佛学理念能广泛传播。
再次，慧远着力传播佛学，其影响力不限于僧侣界，而且还扩展到政界和文化思想界，他与当时文化界、政界的一些人有很近的交往，但却绝不出仕，也绝不依附权贵，他巧妙而又坚决地维护了“沙门不敬王者”的佛学独立理念。
由于慧远在佛学界的贡献越来越大，他的名声和影响力已不限于僧侣界，而是扩展至思想文化界，深知连政界的一些要人也对他刮目相看，但是，自从他进入庐山之后，在三十二年的时间内，他一直坚持与俗世的权利场保持着距离，从不攀附权贵。到庐山访问他的人，无论身份多尊贵，地位有多显赫，当访客离开东林寺时，慧远只送至虎溪边，以虎溪为界，从不越界。慧远以此来表明不绝不涉及仕途，绝不依附权贵。
东林寺的上方有山石，山石上是峰顶，相传因有人见老虎在峰顶跃过石岩，因此而有泉水从峰岩的缝隙里源源不断流下，水流成溪，于是，该泉水被称为“虎溪源”。慧远与东晋名士陶渊明、道士陆修静交往甚密，三人一起，视为知已，话语甚是投机，而当陶、陆欲离开庐山时，慧远不知不觉地送他们至虎溪，后来，有画家因此故事而画了《虎溪三笑图》，虎溪一直是慧远送客的止步之处。
慧远在庐山东林寺修佛时，东晋的一些高官名士常到东林寺拜访慧远，比如，东晋豪门之后、大文豪殷仲堪，系太常殷融之孙，晋陵太守殷师之子，当他将上任荆州刺史时，路过庐山，专程上山拜访慧远，慧远与殷仲堪到庐山北涧迎客松下畅谈《易经》，探求易理，长时间的交谈，使两人非常谈得很投入，殷仲堪赞叹慧远大师智慧深明，他自叹难与慧远相比，而慧远则对殷仲堪说：“使君之才辩，犹如山中流泉。”后人因此而将迎客松下的泉水称为“聪明泉”。“聪明泉”见证了慧远与殷仲堪的密切交往和倾心交谈。后来，大司马桓温之子，东晋的将领、权臣桓玄领兵征讨殷仲堪，当大军路过庐山时，桓玄特意邀请慧远到虎溪旁见面，而慧远却不想见权臣桓玄，他以年老多病为由，拒绝到虎溪见恒玄，桓玄无奈，只好亲自过虎溪，欲至东林寺见慧远。桓玄的随从感到不妥，劝恒玄说：“前殷仲堪进山时，对远礼敬有加，将军勿敬远为妥！”桓玄回答说：“殷仲堪乃死人也，本将军对远公岂能不敬。”桓玄见慧远，屈膝礼敬，并故意问慧远：“圣人言说，身体乃父母所赐，远公因何去其发？”慧远答：“为立身行道而去发。”桓玄不知如何反对，只好赞同，桓玄本想再质问慧远，但已不敢再开口，只好转口问大军征讨之事，慧远不回答。桓玄无法，只得问慧远有何心愿，慧远回答：“愿施主安稳，愿殷仲堪亦安稳！”桓玄下山后对随从说：“远公乃平生未见之高人也。”
后来，桓玄挟天子以令诸候，威权显赫，他对慧远一直没有能忘，送书信逼请慧远下山入朝，许以高官。慧远回信，言辞坚定，绝不为官，桓玄终究请不动慧远。后来，恒玄下令驱散众僧，令其还俗。不过，他特意对手下指出，庐山是有德之人所居之地，其佛寺不在驱散之列。其实，在恒玄心里，一直对慧远很尊重。因此事，慧远致书桓玄，讲佛法戒律，劝恒玄接受佛法，桓玄接受了慧远的建议。
其实，慧远并不拒绝与官员交往，而且他还与双方是对立派的各种官员交往，但他却又能保持与高官的距离，绝不依附权贵，能始终保持沙门的独立性，这非常难得。
成帝年幼时，庾冰辅政，庾冰主张出家人应礼敬帝王，而尚书令何充，仆射褚翌、诸葛恢等与庾冰意见不和，持不同主张，上奏皇帝允许出家人不用礼敬帝王，而门下省却按照庾冰指令驳回何充等人的建议，桓玄赞同庾冰的主张，欲令出家人礼敬皇帝，并写信给慧远，请他带头礼敬皇帝，慧远回信说：“袈裟非朝堂之衣，钵盂亦非庙廊之物，出家人乃尘外之客，实不应礼敬君王。”恒玄阅读书信后，遂改变了主张。因此事，慧远写了《沙门不敬王者论》。慧远不仅在行动上，而且在理论上坚决主张出家人不敬帝王，明确表明出家人不依附权贵的立场。
后来，桓玄篡位称帝，刘裕起兵讨伐他，桓玄势弱，难以抵挡，向西逃串，东晋安帝司马德宗从江陵回驾京师，当帝驾路过庐山时，辅国大臣何无忌知慧远很有名望，令人传信至东林寺，力请慧远下山迎圣驾，慧远又以年老多病为由，拒绝下山迎帝驾。而德宗知道后，不但不怪罪慧远，而且还遣使臣至东林寺慰问慧远，慧远写信表谢意，并说明年老多病，不便迎驾，德宗又下诏慰问以作答。慧远坚持他的不依附权贵的立场，坚决拒绝权臣要他迎圣驾的建议，保持着佛家气节。
还有一件事，同样表明了慧远“沙门不敬王者”的立场。东汉名儒卢植之后、东晋末年群雄之一、天师道领袖卢循占领江州时，特意至庐山拜访慧远。在朝廷眼里，卢循乃是贼寇，但慧远与庐循的父亲年少时曾同为书生，卢循进山拜访时，慧远与他谈起往事，相谈甚欢，此时，寺里有僧人提醒慧远：“卢循乃贼寇，与其交往友好，不惧朝廷疑心？”慧远答说：“佛法之中，无取无舍，智者当明此理，勿因此而忧惧。”后来，宋武征讨卢循，其随从说：“慧远乃居庐山，曾与卢循交往甚厚。”宋武说：“远公乃世之楷模，定是对人不分彼此。”并立即派使者送书信向慧远致敬，而且还送去了钱粮。众僧都叹服慧远大师的见识高明，很有远见。
慧远便是以如此高明的方式来保持与各种高官“近”与“远”的适当关系的，慧远坚持“沙门不敬王者”的立场，在慧远心里，攀附权贵不该是出家人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