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電影《村戲》導演鄭大聖。 資料圖 攝
中新網杭州7月19日電(李佳赟 胡小麗)為了尋到理想中的民間藝人出演《村戲》，他輾轉九個縣；為了讓花生葉足夠生動，他請當地農民實打實花半年時間種了九畝花生；為了複原當時的文化氣息，他請當地長輩寫大字智語，重畫舊像；為了影片中展現的短短幾秒鐘的民兵姿勢，他請來教官以新兵達标要求訓練了演員整整一周……
他是導演鄭大聖。多年來，他一直遠離商業、争議與話題，隻一心堅持自己的藝術創作。他執導的《王勃之死》、《古玩》、《天津閑人》等多部影片屢獲嘉獎，而此次的新作《村戲》題材同樣立足于曆史，在今年上海國際電影節前夜試映時，便收獲了諸多影迷的盛贊，影片中呈現的細膩質感，更讓不少觀衆印象深刻。
《村戲》講述的是上個世紀80年代初北方農民“唱戲”與“分地”的故事，該片籌備、拍攝加制作前後曆時3年。為讓影片呈現足夠真實的曆史感以及文化氣息，鄭大聖在拍攝前就作了一個設想：“這部電影的元素一定要‘三合一’：當地人，當地語，當地景。”
圖為：電影《村戲》劇照。 資料圖 攝
據悉，《村戲》拍攝的主場景在太行山腹地井陉縣梁家村，由于通往山外的路至今不便，該村的面貌顯得相對較為古老，甚至還保留些許明清構築的遺迹，這也符合導演鄭大聖對“當地景”的部分設想。
雖然井陉縣保留了部分曆史面貌，但對于影片而言還遠遠不夠，是以需要适當“造景”。
比如，在影片中石牆上出現的大字智語就并非看起來那般簡單。“我們做了三層，第一層刷了繁體字，不是要用，而是為了鏟掉，鏟掉後會留下坑坑窪窪的印迹、字的偏旁部首等，接着再上一層70年代的智語，去掉，最後才覆寫一層80年代的智語并做舊。”鄭大聖透露。
一些舊像，由于美術組畫得太好看，鄭大聖覺得不符合事實，便請了村裡一位曾經畫過闆報以及寫過智語的大爺重新返工。“一定要用當時的代表性圖案。”這是鄭大聖反複強調的，就連影片中奎瘋子的民兵軍姿、持槍姿勢等，都被要求“做舊”到和當時一樣。“因為和40年前比，現在有很多姿态都已經不一樣了。”鄭大聖說。
除此之外，鄭大聖更是把這份執着用在了主題場景“九畝半”花生地上。他沒有選擇用特效做出綠色的花生葉，而是請了當地七位大爺種了九畝花生。在種植之前，光是尋找合适的九畝地就花了鄭大聖整整兩周半的時間。
“地勢要好，視野開闊，又得離公路近便于運輸器材裝備，周邊還不能有穿幫的東西。”鄭大聖和美術指導就按照這個标準去找，隻是每天都沮喪地打道回府。他心裡明白，要同時滿足如此多的條件，并非易事，但他早就打定主意，“找不到，就一直找下去。”
直到他們在山谷拐彎處偶遇兩隻低空掠過的喜鵲，事情才迎來了轉機。“跟着喜鵲，再穿過一條羊腸小道後，美術指導發現了一片四周被山包圍的莊稼地，而且是有層次的梯田，當中立一棵野生野長的大柿子樹，怎麼拍都合适。”鄭大聖為此一直感激兩隻喜鵲的“引路”。
找地不容易，而種植九畝花生地更是個體力加技術活。從2015年冬季到2016年夏季，近半年時間，鄭大聖都在琢磨怎麼讓花生葉快點兒長出來。
“太行山的冬季太冷，為了控制攝制周期我們必須提前一個季度下種，擔心長不出來。”在第二次籌備期間，鄭大聖和制片人每天都會下地觀察花生的生長情況，還請教了一位當地農科站的專家指導施肥、澆灌和除草的節奏，并運用地膜技術，将花生的生長周期提前了整整一個季度。
圖為：電影《村戲》全體演員。 片方提供 攝
《村戲》中的主要戲份均發生在冬季，夏季的場景所占極少，但鄭大聖沒有在任何一個細節上掉以輕心，他希望呈現給觀衆的鏡頭都是生動活潑的。“花生葉有正面和背面，當山風掠過，每一片葉子的拂動幅度及反光都會不一樣。”在他看來随機、偶然的才是真正生動的。
在找演員上，鄭大聖也一樣毫不退讓。他稱自己一開始就沒往慣常的電影演員那兒去靠，而是想找一批出生于當地鄉村、在基層演出的民間藝人，“他們必須對鄉村生活熟悉，懂戲曲，要接地氣。”
為此，他輾轉河北省近九個縣尋找理想中的劇團，直到遇上了井陉路德晉劇團，一個民營的山西梆子戲班子。“能找到他們真是這部戲最大的運氣，天賜的一整台好演員。”據鄭大聖介紹，這批演員多才多藝，行當齊全，更重要的是電影中需要的主配角人格都能從中找到，且他們身上有一種與生俱來的鄉村生活質地與氣息，這恰好都是鄭大聖最想要的。
這一整台演員常年巡演在太行山麓的村鎮間，在影片拍攝的每個村莊裡都有他們的親戚朋友，“人跟人、人跟景，全無障礙、毫無縫隙地合成一個整體。”在鄭大聖看來，這就等于是在自家炕上演自家的事兒，家常就是戲了。“沒有這批演員，這個片子無法成立。”他坦言道。
演員、場景、細節，鄭大聖對這些有一種近乎苛刻的追求。在被問及為何要耗費如此心力去達成心中的标準時，他說：“雖然觀衆未必會辨認，也不需要觀衆那麼仔細地去辨認，但是我相信影片會彌漫出一種氣息和質地，這是觀衆能感受得到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