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從蘇東坡到吳之振——清初文壇盛舉與荒野村莊的士林往事”展覽在北京皇城藝術館舉辦，展覽從蘇轼《書李世南所畫秋景圖二首》開始，講述了深受蘇轼影響的清詩人、學者吳之振攜《宋詩鈔》來到京城之後發生的一系列士林故事。吳之振是明王朝遺民，但又不顯激進，反而顯得從容一些、平淡一些。這與他傾心蘇轼，受到“種菜”觀念影響有很大關系。“種菜”自古都是文人們排遣内心孤獨苦悶，從世俗之中抽身而出的解脫之舉。有鑒于吳之振因《宋詩鈔》而在清初文壇名聲大噪，其所作《種菜詩二首》也引得當時文壇才子争相唱和，留下許多故事。
自詩創制，言志詠情，四言變五言，而後有格律。至于唐代，登峰造極。有唐一代過後，宋人“以才學為詩”、“以書為詩”，在很多人看來，宋詩似乎難以承接唐代詩歌的高峰。當然，這并不妨礙彼時天才般的學者、詩人留下為後人稱道的作品。蘇轼顯然就是這些詩人中的代表。
蘇轼一生坎坷，屢受重用亦屢遭貶谪。元祐三年（公元1088年），蘇轼任職任翰林學士，與宣德郎李世南（宋代著名畫家，工山水）同在汴京。李世南善畫，作“秋景平遠”圖，蘇轼為其畫題七絕兩首。詩曰：“野水參差落漲痕，疏林欹倒出霜根。扁舟一棹歸何處？家在江南黃葉村。”另一首曰：“人間斤斧日創夷，誰見龍蛇百尺姿。不是溪山成獨往，何人解作挂猿枝。”此後不久，蘇轼便因同朝為官之人的嫉妒而離開京城，出任地方官員。
“歸何處”往往是被貶谪之人、幾起幾落之人思考的命題，某種程度上講也是文人墨客追尋的終極命題。蘇轼恐怕不會想到，在他寫下“扁舟一棹歸何處？家在江南黃葉村”的幾百年後，會有一位擁趸将“黃葉村莊”視作自己應當歸屬的一方天地，也恐難料到，這位擁趸會和宋詩有着穿越時空的奇妙聯結。
話歸蘇轼。在人生的幾番起伏之中，蘇轼寫下過“也無風雨也無晴”。同樣，為了派排遣這種輪回一般起落命運的困擾，他還寫下了“無錢種菜為家業，有病安心是藥方”的自我開導。蘇轼也沒有想到，自己的“種菜”一語，也被他的擁趸視作人生的箴言，當做進出人世嘈雜與心中自我天地的一柄鑰匙。
蘇轼的這位擁趸，便是與呂留良、吳自牧等人一起選編了《宋詩鈔》，并在清初文壇引起巨大反響的吳之振。
史料記載，吳之振字孟舉，号橙齋，别号竹洲居士，晚年又号黃葉老人、黃葉村農，浙江石門縣洲泉鎮（今桐鄉市崇福鎮）人。生于明思宗崇祯十三年（1640），卒于清聖祖康熙五十六年（1717），享年七十八歲。性格坦率豪爽，淡泊名利。幼即聰穎過人，文才隽秀。清順治十年（1653），14歲即應童子試，便開始了與呂留良的交往，之後又與黃宗羲兄弟交往。
《宋詩鈔》的編選當與“唐宋詩之争”有關。“唐宋詩之争”自南宋便有，經明至清，逐漸成為一股影響詩壇活動的重要文學思潮。而這股思潮也在創作、編選等具體的詩歌實踐上影響着當時的詩人、學者。吳之振在《宋詩鈔序》中稱“自嘉、隆以還，言詩家尊唐而宋”便真實地反映了當時文人的審美取向，成為彼時的最好寫照。嘉、隆以還，明前後七子倡導“文必秦漢，詩必盛唐”，這種觀念一直影響着明代詩壇。明清相交，這一影響延續到了清代。
除此之外，明清相交導緻的時局動蕩，所謂“國家不幸詩家幸”，紛亂的環境刺激着作為明代遺民、失去了故國的文人們尋找走出低徊哀愁而又激憤悲怆的氣氛的方法。對于這些文人而言，緬懷同樣與北方少數民族政權進行争鬥的宋人精神、習效宋詩是一種十分有效的途徑。吳之振等人編修《宋詩鈔》的内在動因應與此有關——除卻學術上的“唐宋詩之争”，宋人所經曆的一切似乎成為了明遺民的某種心靈映射。
吳之振是屬意宋詩的，尤其否定“尊唐黜宋”之風，對尊唐抑宋者他往往出言譏諷，如《次韻答昆山王甫瞻》中就說：“謾道無涯卻有涯，為招朗月寫襟懷。著書隻合求吾好，鼓瑟何緣與俗諧。孰向橫流成砥柱，即論跬步有梯階。滄浪持律分諸體，也及誠齋與簡齋。”詩末吳之振自注“甫瞻詩學尊唐貶宋，故末句戲及之。”
宋詩論家嚴羽在《滄浪詩話·詩體》中将漢魏六朝直至唐宋的詩體按照不同标準劃分諸體，其中“以時而論”列出了十五體，宋代有“本朝體”、“元佑體”、“江西宗體”三體；“以人而論”列出了三十六體，其中宋代有“東坡體”、“王荊公體”、“陳簡齋體”和“楊誠齋體”等七體，将楊萬裡與陳與義之宋詩體亦納入整個詩體的範疇，沒有隻論唐詩體。嚴羽論詩尚兼及唐宋，後人學詩卻尊唐貶宋。故而以“滄浪持律分諸體，也及誠齋與簡齋”一句戲譏王甫瞻的“詩學尊唐貶宋”，暗含了他對當時尊唐點宋風氣的不滿。
吳之振在《次韻答梅裡李武曾》一詩中将這一感情傾向表現得更為直接明确：“争朔三唐能擠裁，敢言兩宋得升堂。眼中河朔好身手，百戰誰來撼大黃。”吳之振言當時詩壇争诩三唐，卻不敢将兩宋提上與三唐對等的論争地位。面對這種“唐尊”而“宋黜”的失衡處境，他在詩中直接呼籲“眼中河朔好身手”來“百戰撼大黃”。
此時，吳之振不再隻是停留在對尊唐點宋之風态度的不滿，而是将其提升到實踐的層面上，倡導時人做出實際行動，編選《宋詩鈔》就是他和呂留良等編選者們為此做出的努力。
吳之振與呂留良相交甚早，呂留良字莊生，号東莊，又名光輪，字用晦，号晚村，别号恥齋，晚年剪發服僧衣，僧名耐可，字不昧，号何求老人，浙江崇德（康熙元年改名石門）人。世人多稱其為呂晚村。晚村生于崇祯二年（1629），卒于康熙二十二年（1684），享年五十五歲。
清順治二年，呂留良17歲，與其侄子宣忠一同參加抗清鬥争。呂留良“散萬金之家以結客，往來銅爐石鏡間，竄伏林莽”。五月兵敗，呂宣忠削發人洞庭山。順治四年，宣忠被執。臨刑，呂留良為送行，一路談笑，無兒女語。臨刑前大喊“今日可以報先皇帝矣漁”呂留良為此“咯血數升，幾絕”。第二年，呂留良結束流亡生活，傳回崇德。
順治十年（1653），呂留良在兄弟、摯友接連離世之後不得已應清廷考試，為邑諸生（大抵為縣秀才之意）。這一年同時應試的還有吳之振，這一年，吳之振14歲，呂留良25歲。二人既相識，吳之振将呂留良介紹給自己的母親認識，其母對呂留良評價甚高，呂留良在寫給友人的書信中還提到過此事：“思其母夫人識弟于流輩中，而命其子與友。及彌留時，嗚咽流涕而囑弟曰：‘吾止此一子，幼失父無教，其言行未嘗一當。今吾無可托者，以屬之子，其善教之。’”而吳母囑咐自己的兒子時則說：“汝宜深交，言必聽，事必商，可無失。”
此後，吳之振随亦師亦友的呂留良學詩，吳之振在其詩《夏日口占四絕寄晚村兼示自牧侄》中這樣說道：“十七從君學賦詩，東塗西抹總迷離。廬山面目依然在，留得芒鞋卻待誰。”在這段時間裡，前來探望呂晚村的友人，呂晚村都會引薦給吳之振，可謂傾囊相授。在這一時期，二人經常作詩互相唱和，但現僅存呂晚村詩20首，如《奉和吳孟舉見寄次韻得八首》等。
康熙二年春夏，呂晚村與吳之振、吳自牧（吳之振之侄子）在其居所水生草堂共同讀書，開始編選《宋詩鈔》。而在這一時期，往來的文人如陳湘殷等都是屬于當時文壇的頂尖人物，在這樣一個群體中，年輕的吳之振可謂意氣風發。
在共同選編《宋詩鈔》的日子裡，吳之振還會将所收藏字畫拿給呂晚村請求點定，呂晚村有的詩中會直接指出其所收藏僞作頗多。而這一年秋冬間，吳孟舉奉母命以山繭綢贈呂晚村，此物乃是前明遺物，而吳之振也在詩中說：“藤麓收藏三十年，古香時複透青氈。憐餘俗骨難消受，持贈高人莫棄捐。據案作書宜廣袖，葺橙坐讀更加棉。少陵錦段多佳詠，不惜明珠報一船。”
在吳之振心中，自己這“俗骨”怕是配不上這前朝珍貴物件，而高人呂晚村自然受得。詩末，他更是将自己的摯友、老師呂留良比作唐杜甫，希望他能吟出更多佳句妙詠，哪怕一船明珠都值得。此時，吳之振對于呂留良的崇拜、其母對二人友情的欣慰都是顯而易見的。
康熙五年春，學使者到嘉興課試諸生。陳湘殷時為石門縣教谕，陪學使者一起課試當地諸生。呂晚村為石門縣諸生，亦在被課試之列。為不再做清朝諸生，呂晚村先一日至陳湘殷寓所，盛服整容，再拜而告曰：“予從此不複為諸生矣，敢辭。”呂晚村還表示：“即入館，不能一字。”見他如此決絕，陳湘殷最終同意呂晚村棄諸生之請求，晚村異常興奮。這一年八月，吳之振至杭州參加丙午科鄉試，惜未中式。
康熙十年八月初一，吳孟舉所撰《宋詩鈔序》定稿，該書至此完成。當月《宋詩鈔》付印後，吳孟舉攜之北行，分贈名公大家，遂“盛行于世”其後插入乾隆帝之書架：“《宋詩鈔》亦宛在架，之振可知今日無。”
吳之振此次北上，在京城乃至全國文壇掀起了軒然大波，清初時文壇沉寂，文人往往多悲涼之思，如前所說，他們需要一種情感投射來釋放自己對于“故國”的思念，而《宋詩鈔》無疑直擊文人的情感痛點。
于是，學界巨擘、詩壇盟主們激動起來了。後任文淵閣大學時、《康熙字典》總修官的陳廷敬，禮部侍郎、《明史》總裁官徐乾學，刑部尚書、詩論創“神韻說”的王世禛都與吳之振結交。他們談文論詩，贈書往來，相處甚歡。而吳之振的作品《宋詩鈔》也被文人們争相傳閱，一時間，洛陽紙貴，吳之振也是風頭無兩。吳之振遠行之時，呂留良背瘡發作未能送行，但是二人一直有書信往來。雖然之前因劉胤楷（康熙四年至八年任石門知縣）、餘蘭之事，二人感情已有裂痕，但仍有書信往來。在吳之振風頭最盛之時，呂留良仍會去書告誡。
翌年二月，吳之振想要回鄉隐居著述，京城文人們歡聚一堂為吳之振踐行，在觥籌交錯之間，亦交織出了許多詩賦華章，可謂當時文壇盛世。陳廷敬為吳之振所作的《贈行詩》這樣寫道：“雪晴夜闌燈花長，梁園祖席飛華觞。”道出了雪霁燈明，花影搖曳的雅集宴會上，一衆文人詩酒交融的盛況。逢此盛景，卻是為了送别名滿京城的青年才俊，讓人不禁喟歎：“燕山城頭落月白，罷酒登樓念遙昔。江上桃花春水生，孤舟惆怅南歸客。”分别之情又溢于言表。
而當時的詩壇盟主王士禛的贈别詩則這樣寫道：“吳郎挂帆忽南去，家在五湖最深處。女陽亭北指州餞，夾岸垂楊幾千樹。垂楊拂地映柴扉，系艇當門江燕飛。社酒人歸聞雞道，春湖苔滿釣魚矶。登堂插架書千卷，對此誰能逐軒冕。隐囊紗帽最風流，茶具筆床何婉娈。帝城二月雪飛花，送遠逢春若憶家。梁園雪夜登樓客，目斷吳江天際搓。”
詩壇盟主想象出了吳之振歸鄉之後的一番情景，能編選出《宋詩鈔》的少年英才，即便歸去也是自成風流一派。事實也是如此，康熙十二年癸醜吳孟舉自京師歸後，流連詩酒，坐上常滿，“海内詩筒詞版往來微索者無虛日”，并于崇德縣城西購地營别墅，慕蘇東坡“家在江南黃葉村”句，名曰黃葉村莊，以為親朋好友吟詠之地。而吳之振與當時文壇一系列的交往，已經引得呂留良反感，二人曾經親密無間的關系蒙上了陰影。這在呂留良寫給吳之振的書信中可見端倪：“兄發猛閉門讀書，謝絕一切，此吾道之幸，豈直兄自了事哉可慶可喜可畏，然又有可慮，則恐虎頭蛇尾耳。……兄近來于聲色太豪，竊謂顧瑛、楊維祯不足效，前移居劄中業已發其覆矣，兄高明豈不鑒之乎即兄自謂精力過人，不妨遊戲，不審保音此有徐之精力，為平生大事用，不更善乎。”“有可慮”、“虎頭蛇尾”、“聲色太豪”、“為平生大事用，不更善乎”這些說法雖然言辭間多有規勸之意，但亦不難看出呂留良對吳之振行事風格的不滿。
作為家境優渥且不問世事的前朝遺民，吳之振并沒有親曆改朝換代的慘烈，反而效法蘇轼，寄情“種菜”，以《種菜詩》二首為引，引得當時文人争相唱和。其中不乏名動天下的大儒黃宗羲，更少不了相知多年的呂留良。
然而，同是老友，所和之詩卻大相徑庭。
吳之振的兩首《種菜詩》分别寫道：“粱肉甯如藜藿尊，将軍負腹手空扪。憲章食物真多事，隻合籬邊譜菜根。”“苔蔓周遭石徑斜，手編虎落護根芽。閑人休作東陵看，隻種崧葵不種瓜。”“閑人休作東陵看，隻種崧葵不種瓜”一句典出秦東陵侯邵平，秦亡後不願事漢，遂為布衣，以種瓜為業，世人稱其所種瓜為“東陵瓜”。吳之振用此典故意在表明他隻願做一個不問世事的隐士，潛心學問，不願參與政治紛争。
黃宗羲和詩中曰：“秋來風自西南起，索索籬邊挂苦瓜。”這樣的說法反映出黃宗羲已經從清初時的抗清心态轉變為潛心著書立說。呂留良卻不同，這位眼看着自己侄兒就戮、終究不做諸生的呂晚村，在看到吳自牧拿來的唱和之作以後，以為這些詩作“皆不堪置目，不覺失笑，走筆和之”，遂和兩首：“園官菜把近來尊，值得王孫手共扪。妝點村莊何處好，數聲寒豹出籬根。”“雕欄曲護綠畦斜，土沃肥多易長芽。燕麥兔葵争一笑，此間那有故侯瓜。”最後二句嘲諷了吳之振的“種菜”思想，表明了自己對故國的眷戀。呂晚村這般思緒，其實已經為若幹年後的一場悲劇埋下了伏筆。
此番唱和之後，吳之振、呂留良二人雖有唱和，但是很少見面，吳之振之侄吳自牧去世之時倒是呂留良大為哀歎，也從側面反映出其與吳之振關系已經漸行漸遠。公元1717年，呂晚村卒34年後，吳孟舉魂歸道山，而這34年間所存留之詩文，鮮有關乎兩人之記載。
若幹年後，來自湖南的書生曾靜因為看到了呂留良懷念故國的言論，心聲反清思想，竟然鼓動川陝總督嶽鐘琪反清，嶽鐘琪即具折上奏，雍正帝派人拘訊曾靜，曾靜供認不諱。雍正十年，因為受曾靜投書謀反案牽連，已去世五十年的呂留良被雍正帝下令剖棺戮屍，呂氏後人及門人或戮屍或斬首或流徙為奴，其刑罰之酷烈，為雍正時期文字獄之首。呂留良案發後，吳氏後人為免受牽連，将其所作《種菜詩》之款識截去。是以一案，呂留良手稿幾被清廷毀盡，現知存世者僅兩件，一件為被挖去款識的手書《種菜詩》，一件為藏于上海博物館的《偶耕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