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是繼孔孟之後，儒家德治思想的集大成者。
他注重道德教化，強調以德治國，創立“三綱五常”理論體系，提出一整套道德标準和行為準則，以此調節社會成員之間的關系，進而達到“德治天下”的目的。
那麼，朱熹的德治思想有何過人之處？從中得到哪些啟發？他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人君行德政
朱熹認為，“德治天下”，應從君主開始，并把“正君心”作為整個治國的大學。在封建社會，君主是一國之主，君心正，關系到國家的安危，自然就成了頭等重要的大事，即是“大學”了。
朱熹在《經延講義》中講到:“君猶表也，民猶影也，表正則影無不正矣;君猶源也，民者猶也，源清則流無不清矣。”把“正君心”的重要性講得很清楚。怎樣才能使君心正？
在朱熹看來，首先做君主的有自我修養的義務，其次是做臣子的有正君心的任務。但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就得要“格君心之非”。
對此，朱熹曰:“《孟子》一書，隻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
《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隻是正心誠意而已。”朱熹以理學的道德标準來衡量皇帝的所作所為，按他的了解來“正君心”。
統治者隻要修德，仁德的感召力就會顯現，就能使天下人歸仰。從楊時到羅從彥，再到李侗，都“大抵令于靜中體認大學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詣訣”。
在朱熹看來，人的喜怒哀樂之情處于“未發”的狀态，便是“中”的狀态，這人就達到了修身的極緻狀态;達到了修身的極緻狀态，便能感化他人，這就是以德化人。總之，“君心正”是君主行德政的前提。
人君為政必須“以德為本”，采取以德化為主的治國方針，對百姓實行德治。朱熹說:“德與政非兩事，隻是以德為本，則能使民歸。”
“‘為政以德’，……不待作為，而天下歸之，如衆星拱之北極也。”又說:“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是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
“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待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
他認為，德禮教化比具體的政教、法度更為重要，德禮是“本”，是“體”;具體的政教、法度是“末”，是“用”。道德是從根本上使人從善;而刑罰則是強制人不許從惡，從惡者懲。
朱熹說:“專用刑政，隻是霸者事” ，應堅持以德教為先，使“民恥于不善，而有以至于善”。
是以，要想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就必須通過道德教化，淨化人們的靈魂。朱熹做地方官的時間不過9年，但他無時不關注朝廷政局的變化。
孝宗隆興元年(1163)，朱熹34歲，被召赴行在， 朱熹把修德業、正朝廷、立紀綱作為抗金的根本對策。
朱熹在給孝宗的奏劄中，還直言不諱告誡皇帝，要把握好“帝王之學，修攘之計”;隻要朝廷能“一新德業，重振綱維”，那麼，“内修政事”的種種條目就可施行，腐敗醜惡的現象也可以減少，恢複中原的目的就可以達到。
朱熹還認為，人君行德政，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惠民”，即以政裕民。“惠民”是處理人民、國家和君主三者利益的調節手段。
君主要“視百姓為自家的百姓”，不僅“不生事擾民”，而且要“愛民如子”，國家要“理财以養民為本” ，應“愛養民力”，限制徭役，賦稅;特别是當“民力之未裕”時，更應節制私欲，使民生存下去。
如果統治者在賦斂上無度，就會使得“生民日益困苦，無複聊賴”，勢必會引起農民的反叛，造成社會危機。我們從朱熹擔任地方行政長官的作為來看，他是注重将“惠民”思想付諸實施的。
朱熹在崇安五夫創辦社倉，儲備一定的糧食，以便在青黃不接之時或兇荒之年赈濟貧民，以安百姓。
在漳州任職時，為了解決土地兼并問題，朱熹針對當時“版籍不正，田稅不均”的狀況，主張“贍貧弱，以防兼并” 。
朱熹認為，要“愛民如子”“愛養民力”，隻有這樣，社會才能長治久安。用人講德行，是朱熹德治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用人講德行
用人，就應有一個人才标準。朱熹說:“今日人材須是得個有見識、又有度量人，便容受得今日人材，将來截長補短使。”
朱熹要求的人才，是既要做人，又要做事，要有個“人樣”。他批評說:“今日人才之壞”，造成“無個人樣”。
“人樣”，就是識大體，事事能理，會大處、正處，講治道“必本于正心修身實做得恁地，然後從這裡做出”。
“作事”，就是經世事業。朱熹還把“用”作為檢驗、識别人才的标準。他提出“兵以用而見其強弱，将以用而見其能否”的主張。這是很有見地的。
在用人問題上，朱熹反對“恩蔭”制度。他說:“然今之公卿子孫，亦不可用者，隻是不曾教得。”公卿子弟的特殊生活條件，養成了驕奢淫逸的生活習慣，以緻沒有得到好的教育，不知“義理”。
朱熹少年時喪父，其父的好友朝請大夫劉子羽與妻卓夫人撫教朱熹如子侄。對這樣的至親，朱熹在大問題上，也是堅持原則的。
有一次，朱熹得知卓夫人為兒子謀官求職，便寫信給卓夫人，極力勸阻。信中說:“聞尊意欲為五哥經營幹官差遣。某竊以為不可。
人家子弟多是以壞卻心性。蓋其生長富貴，不知艱難，一旦仕宦，逐司隻有使長一人可相拘轄，又多寬厚者，不欲以法度見繩。
上無職事了辦之責，下無吏民竊伺之憂，而州縣守令執反出己下，可以淩轹。故後生子弟，為此官者，無不傲慢縱恣，觸事懵然。
愚以為可且為營一稍在人下職事，吃人打罵差遣，乃是以成就之……”朱熹的“用人以德”觀，由此可見一斑。
朱熹在主張用人講德行的同時，反對用“小人”。孝宗當朝時，甘昇是一個内侍近臣，無德無才，弄權有術。朱熹曾多次上書，反對孝宗任用此人。
他對孝宗說:“陛下知此人否?”孝宗辯解說:“甘昇乃德壽所薦，謂其有才耳。”朱熹反駁說:“小人無才尚可，小人有才，鮮不為惡。”
“小人”當道，如此下去，不僅成事不足敗事有餘，而且使國家前途不堪設想。可見，對朝廷用人問題，朱熹始終認為，須以德行為第一标準。朱熹反對“資考”制度，提倡選拔官吏應當“選賢任能”。
淳熙九年(1182)，朱熹在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時，了解到台州知守唐仲友在荒旱之年向災民催稅，急如星火，緻使民不聊生。當時唐仲友正被朝廷提任為江西提刑，尚未赴任。
朱熹對此先後6次給孝宗皇帝上了彈劾唐仲友的奏狀。因唐仲友跟當朝丞相王淮有姻親關系，前3次奏章都被王淮扣壓下來了，但朱熹并未是以妥協，再次上書。
王淮無奈，隻好将朱熹彈劾唐的奏狀轉呈孝宗，并撤了唐仲友江西提刑的新職。這足以說明，朱熹以“選賢任能”的标準提拔官吏的态度是堅決的。
朱熹主張改革科舉試時文的辦法。他認為，時文是“取者不問其能，應者亦不必其能，隻是盈紙便可得”，無補于治道，亦達不到培養人才以德行為第一标準這一目的。
在朱熹看來，取士、選拔人才，是為了治國平天下，那麼考選測試的内容就應當是與治國之道直接有關的、能夠幫助治國人才正心修身立大學的儒家經典。朱熹還認為，培養人才要從學校開始。
從地方到中央，學校教之以德行道藝，能培養出許多賢者、能者。他說:“立學校以教其民。”自幼從修其孝悌忠信之“道”開始，然後再教以格物緻知、治國、平天下之“理”。
這樣，學者就能“明人倫”，不斷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進而成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人才。
為學重德育
朱熹一生中，從事教育事業半個世紀。他在實施道德教育的實踐中，形成了一套道德教育的理論。
朱熹在《白鹿洞書院揭示》中說:“熹竊觀古聖賢是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又說:“聖賢教人，隻是要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所謂學者，學此而己。”
這些論述說明，朱熹講學或教人為學的目的，不是隻要學生寫出華麗的文章，借以沽名釣譽、謀取利祿，而是要學生按儒家經典，讀書窮理，修己治人，成為社會有用的人才。
朱熹針對南宋學校不重視德育的現狀，于淳熙二年(1175)與呂祖謙在寒泉精舍收集了周敦頤、張載、二程的言論622條，編寫出《近思錄》，作為哲學、道德與治學方法的教材。
他對學生吳壽昌說，《近思錄》一書的所謂“人病”，就是指“釣聲名于祿利”，“忘本逐末，懷利去義”，“是以日趨以卑陋、惟利祿之知”，“師生相視，漠然如路人”等不良風氣。
《近思錄》論述了“道體”“為學大要”“格物窮理”“存養”“齊家之道”“治國平天下之道”等問題。該書是一部以德育為主要内容的教材。
錢穆說:“中國有關修養之必讀書有論、孟、老、莊、六祖壇經、近思錄、傳習錄七種。”《近思錄》是朱熹為實施道德教育所編寫的一部好教材，在當時就已流傳很廣。朱熹的教學實踐也展現他對德育的重視。
紹興二十三年(1153)，時年24歲的朱熹初仕同安縣主簿。他創辦縣學，設定“志道”“據德”“依仁”“遊藝”四齋，各置齋長一人，按孔子“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遊于藝”的原則對學生進行教育。
後來他寫了《四齋銘》，表達了他自己的人格教育的理想。朱熹在同安除興辦縣學外，還在縣文廟大成殿後立“教思堂”，講論正學，從遊者甚衆。用道德倫理教化百姓，使地處偏遠海濱地區、文化教育水準相對落後的同安縣出現了“文教昌明”的新氣象。
淳熙六年(1179)，朱熹修複白鹿洞書院，并制訂了《白鹿洞書院揭示》。其中内容，強調了“德”的重要性。朱熹在書院開講的第一課，就是《中庸》首章。《中庸》的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笃行，和《大學》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該書院辦學的基本指導思想。朱熹認為:“義利之說乃儒者第一義。”
淳熙八年(1181)，他邀請陸九淵到白鹿洞書院講“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章。陸氏的講演，達到了催人淚下的效果。
朱熹認為，陸九淵指出當時存在着“惟官資崇卑，祿廪厚薄是計”的不良風氣，這切中了學者的隐微之病。朱熹将陸九淵的講義镌石立碑儲存在院内，并寫了跋文，讓師生們經常學習。
朱熹實施德育，尤其重視教育者的典範、楷模作用。教育者不僅要言教，而且要身教，以自己的人格感染受教育者，在道德實踐中成為受教育者的表率。
朱熹安貧樂道。在武夷精舍講學時，朱熹與學生們在生活上始終同甘共苦，這充分展現了他以身作則、身體力行的教育方法。朱熹的德治思想是為封建社會的長治久安服務的。
但是，提倡人君行德政以正綱紀，擢用剛直公正德才兼備之士以攘外安内，重視道德教育以解決個人的欲望與社會道德規範的沖突等，這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和進步性。在今天，朱熹的德治思想仍有其借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