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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曾調侃，天上掉下的餡餅，砸中一個人，是幸福；砸中一群人，是闆磚——因為餡餅如何分，可能鬧翻天。
最近幾年，重慶老人郭重智對此深有體會，但他說，自己“痛并快樂着”。
郭重智，原重慶通用閥門廠（曾用名重慶大渡口閥門廠）廠長，今年滿70歲。2023年3月，這家已停産近20年的老廠，獲得了一筆約772萬元拆遷補償款。在工廠原職工大量失聯的情況下，年近古稀的他用一年多時間，帶頭整理出一份406人的配置設定員工名單；經過反複斟酌，多次協商，最終形成拆遷款配置設定方案。截至目前，共有371名員工及其家屬領到了補償款。
老廠長的賬本，是他制定配置設定方案最大的底氣。
“我最大的底氣，來自手頭的幾大沓老賬本——也就是時間跨度近50年的職工工資台賬。沒有這些原始資料，就無法制定出紮實、讓人信服的配置設定方案，工作就沒有了權威性。”郭重智加重了語氣，“可以理直氣壯地說，我的這個配置設定方案，是見得天的！”
連日來，上遊新聞記者接觸了郭重智及其親友同僚，記錄了他從2018年牽頭制定配置設定方案五六年來，一路走來的心路曆程。
泛黃的老賬本，天降的拆遷款
7月1日，重慶市九龍坡區郭重智家裡，一摞摞老賬本擺放在桌子上，泛黃的扉頁上寫着年份，全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老本子，有些賬頁已經翻爛。
老賬本因年代久遠已發黃破損。
“這些職工工資台賬基本完好，真實記錄了閥門廠從1974年到2023年間職工工資發放情況。什麼時間誰進廠、誰離廠、誰每月領多少工資，都一清二楚。”郭重智說。
記者任意翻閱了某一年的老賬本，每個職工的月工資明細、總額以及領工資時留下的紅色私章，均清晰可見。
重慶通用閥門廠的前身，是大渡口區新山村白鐵組，成立于1971年，是新山村街道轄區一家集體企業。1974年，19歲的郭重智進廠工作。不久，工廠轉型生産工業閥門，職工逐漸從十幾人發展到鼎盛時期的400多人。郭重智也從勞工一步步成長為工廠中的房間主任、副廠長。
然而，在市場經濟大潮的沖擊下，通用閥門廠一蹶不振。2000年起，閥門廠逐漸停産。2009年，郭重智接任閥門廠廠長兼法定代表人，想方設法為留守職工補齊醫療和養老保險，“不能讓職工退休後沒有生活保障，這是我們這一代人的責任。”
1974年、1975年的工資台賬分門别類，都有記載。
2018年，閥門廠廠房被納入市政用地的規劃拆遷範圍。“雖然當時不知道拆遷補償金有多少，但對全體職工來說，這算是‘意外之喜’。”郭重智說。
持久的拉鋸戰，失眠的老廠長
第一個難題來了。
退休職工李家志，1980年進廠，幹滿20年後退休。2018年的一天，她突然接到郭重智的開會通知。到場才發現，17人參加的拆遷配置設定方案協調小組會議，離職職工也來了。“當時我們退休的都沒想通，離職的為何也要來分拆遷補償款？”
最初協商出的配置設定方案是：正常離職、在職的（含退休）都屬正式職工，人人有份，不按級别高低，不按貢獻大小，隻将廠齡作為配置設定标準。
拆遷款配置設定方案協調小組在讨論中。
拆遷配置設定方案協調小組成員、退休職工曹澤珑說：“我在廠裡勞資崗位幹了十年才退休。郭廠長帶領同僚查資料，按人頭梳理，根據廠齡分門别類造冊，很快就摸清了大緻情況。”
衆人發現，如果按廠齡“一刀切”，可能出現問題——離職群體因為人多，将分走補償款的80%，在職包括退休群體明顯吃虧。郭重智說：“公平公正的做法，是按一定比例把補償款一分為二，各自再按統一标準配置設定。”
離職與在職群體的利益沖突，讓郭重智感受到了巨大壓力，“有一次，一名退休老勞工氣沖沖找到我說：‘老郭，我們辛苦了一輩子，憑什麼離職的拿走那麼多？你是不是拿了他們的好處？’”
“那段時間壓力特别大，我幾乎天天失眠，眯一個多小時就醒了，半個月下來瘦了6斤。”但郭重智沒有放棄或動搖，“第一任老廠長患癌症，臨終前在病床邊拉着我囑咐：小郭，你為人正直，大家都相信你，你要把這個事情抓緊辦好。”
協商配置設定比例，成了拉鋸戰。由郭重智主持的協調會，開了不下20次。2021年，配置設定方案終于敲定：離職群體劃分比例為35%，在職群體為65%。
配置設定方案敲定後，執行卻遇上新挑戰。對于離職群體分到的35%補償款，部分人不接受原定的廠齡統計配置設定方法，要求按其他方案配置設定。
“有些東西可以退讓，也可以商量，但如果與配置設定原則相沖突，怎麼行？紅線不能觸碰！有人向我施壓，肯定不能答應。我有工資冊、台賬等原始資料作依據，我有底氣。”郭重智說。
訴求得不到滿足，對郭重智的言語攻擊自然免不了。但維護配置設定方案的嚴肅性和權威性，對他來說非常重要，“從程式上講，我不能違規；從法理來說，我不能違反原則；從站位上看，我不能推卸廠長的責任。”
找人的艱辛，堅持的意義
第二個難題，是找人。
閥門廠建廠53年，停産接近20年，員工絕大部分不是離職、退休就是去世了，加上随子女遷戶等原因，找人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但是，找人一直是貫穿始終的大事——協商配置設定方案，要找人；制定配置設定名單及結算金額，要找人；執行方案分錢，要找人；仍有35名職工失聯，還要繼續找人……
新聯系上的失聯員工另行發放清單。
幾年下來，郭重智始終堅持一個信念：根據老賬本按圖索骥，找到每一個員工，不管是離職還是在職退休的，一個不能少。
郭重智和老同僚們一直在想盡各種方法找人：一是張貼《尋人啟事》，特意把“啟事”用紅色字型放大，遠遠看起很醒目；二是通過老職工口口相傳，擴散消息；三是上派出所詢問聯系方式，因為一些老職工在九宮廟派出所轄區住過；四是聯系電視台和媒體，報道尋人消息，結果一下子找到20多人……
老職工江仁惠去世多年，郭重智多次嘗試聯系其家人未果。2023年一個周末，郭重智的妻子張原琴參加老同學聚會，部分人曾是江仁惠的鄰居，郭重智将找人“任務”交給妻子。通過這根“線”，郭重智終于接到江仁惠兒子的電話。對方感動地說：“謝謝郭廠長，本來以為媽媽去世多年，這些事都與我們無關了。”
老職工嶽華祿，發補償款時一直聯系不上。去年下半年，郭重智打聽到她住在大渡口馬王五村。他去了兩三次，敲門都無人應答。有一天他再次上門，一位面容憔悴的中年男子開了門，正是嶽華祿的兒子楊華。“我向他說明來意，得知嶽華祿已去世，我有些難過。把補償金存單遞給他，他有點驚訝。”郭重智回憶，楊華接過銀行存單，低聲說：“媽媽去世了，這些事我都不曉得。我身體不太好，正需要錢去動手術。”郭重智拍了拍楊華的肩膀，安慰道：“這是你媽媽應得的，希望能幫到你。”
老廠長回到閥門廠原址，廠區周邊安裝了市政設施防護網。
“一個也不能少”，是郭重智找人的動力，也是壓力。
離職員工向朝玉介紹，目前還剩部分餘款，是失聯職工的。如果找不到人，這筆錢就要再次配置設定。但何時配置設定，一直沒下文。郭重智堅持繼續找人，“有少數人叫嚷着要早點分錢，揣測郭廠長有私心。”
離職員工群體負責人梁明英說：“少通知一個人，其他人就可多分一點。但是郭廠長一個人也不想放棄。他通過電視節目，一下子找到了很多不曉得補償款的離職職工。”
在郭重智看來，這筆補償金更像是一種企業福利。“工資台賬上有職工名字，白紙黑字。把福利送到每個職工手上，這是企業的傳統，也是我作為廠長的責任。即使有些人走了（去世），也要讓家屬拿到福利。”
身患絕症的離職職工文志紅，就在臨終前收到了這份“福利”。
一張銀行領款憑證上，記錄着文志紅應得的補償款，其丈夫和兒子在2023年12月11日已領款。按規定，補償款是通過銀行轉賬。但郭重智特事特辦，到銀行提取現金交給家屬。
7月1日，文志紅兒子謝先生說：“媽媽患癌症，當時已經說不出話了。爸爸捧着現金送到病床前，讓她安心。媽媽看到補償金後沒幾天就去世了。我們一家人真的很感謝郭廠長。”
也許，這就是他堅持的意義。
家人的擔憂，老廠長的承諾
協調小組成員李家志告訴記者，閥門廠廠房拆除後，廠裡沒有了辦公場地。郭重智把廠裡的工資台賬等原始資料搬到家裡，把家作為臨時辦公室長達一年多。在這裡，郭重智帶領協調小組白天黑夜核實職工廠齡，制作配置設定清單，對上門職工做解釋工作……“他的夫妻也常幫職工核查廠齡，被我們稱為‘資料員’。”向朝玉說。
時間長了，家裡人也有意見。
原閥門廠職工聚在一起回憶往事。
郭重智妻子張原琴回憶，有段時間，一些人上門說事，情緒比較激動。“我有高血壓、冠心病，這些人折騰得我寝食難安。我勸老郭早點把事情擺平，但他始終堅持原則。”
郭重智兒子也流露出對母親健康的擔心，“我爸脾氣急。我媽心髒動過手術，還安了支架。我怕這些事情影響到我媽，再三叮囑爸爸不要在家裡冒火，不要把媽媽吓着了。”
這件事也打亂了一家人的生活節奏。“我們工作忙，爸爸照看孫子還要接送上下學。他基本上沒有空閑時間，媽媽承擔了更多家務。”郭重智兒子說。
“夫妻的焦慮，兒子的擔憂，我明白。但如果違背原則妥協了，後面的問題會更多。”郭重智說，“我跟家裡人做了很多解釋工作。補償款發放到位後，沒有一個人來找我。現在，我的家清靜得很。”
政府相關部門從業人員表示：“該配置設定方案是企業依據相關條例和企業管理規定，自主協商決定的。閥門廠的這個配置設定方案和工作流程，給今後老集體企業配置設定拆遷款，提供了一個可參考的案例。另外，企業負責人嚴格依據工資台賬等原始資料制定配置設定方案并執行，確定每一筆款項都能準确、公正地配置設定到職工手中。這種公開透明的做法，值得借鑒。”
目前，還有35名職工了無音訊。找人，還在繼續。
郭重智曾公開承諾，再等兩年，等到2025年12月31日後，再對餘款進行二次配置設定，“盡人事，聽天意。到時候，我也問心無愧了！”
上遊新聞記者 馮盛雍 文 冉文 圖/視訊 視訊編輯 黃燕星
編輯：朱亮
責編：王蓉 官毅
終審：馮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