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報國”：百年回首《大公報》

一、“矮人國”裡的“巨無霸”

1958年，毛澤東對當時的《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說，“張季鸾這些人辦報很有一些辦法。我們報紙有自己的傳統，要保持和發揚優良傳統，但别人的報紙，如解放前的《大公報》，也有他們的好經驗，我們一定要把對我們有益的東西學過來。”

《大公報》有什麼“好經驗”？留下了一個什麼樣的傳統？1931年5月，胡适為《大公報》一萬号紀念刊撰文說，大公報之成為“中國最好的報紙”，“不過是因為他在這幾年之中做到了兩項最低限度的報紙職務：第一是登載确實的消息，第二是發表負責任的評論。”一句話就準确抓住了《大公報》的命脈。

自1902年6月17 日英斂之在天津租界創辦《大公報》，中經1926年張季鸾、胡政之、吳鼎昌三人聯手開創《大公報》新局面，提出“四不”方針，為百年報業開辟出一條“新路徑”，到1941年5月獲得世界性的榮譽，《大公報》把中國民間報紙“文人論政”的傳統推向了峰巅，成為“矮人國”裡的“巨無霸”（胡适語）、輿論界的“一根柱石”（範旭東語）。美國密蘇裡大學新聞學院頒發的獎狀中說：

“在中國遭遇國内外嚴重局勢之長時期中，《大公報》對于國内新聞與國際新聞之報道，始終充實而精粹，其勇敢而鋒利之社評影響于國内輿論者至巨。該報自于1902年創辦以來，始終能堅守自由進步之政策；在長期作報期間，始終能堅執其積極性新聞之傳統；雖曾遇經濟上之困難，機會上之不便以及外來之威脅，仍能增其威望。……保持其中國報紙中最受敬重最富啟迪意義及編輯最為精粹之特出地位。《大公報》自創辦以來之奮鬥史，已在中國新聞史上放一異彩，迄無可以颉頑者。”

“中國報紙獲得國際榮譽獎章隻此一家，隻此一次。” 張季鸾面對巨大的榮譽，發表了《本社同人的聲明》社評 ：

“中國報原則是文人論政的機關，不是實業機關……以本報為例，假若本報尚有渺小的價值，就在于雖按着商業經營，而仍能保持文人論政的本來面目。”

在一個“大動蕩的時代”，《大公報》始終“保持文人論政的本來面目”，力圖“用輿論的力量糾正這個時代的錯誤、黑暗與罪惡”，不斷地“發表負責任的評論”，這是王韬、梁啟超以來文人辦報的傳統，也是《大公報》的傳統，是新記《大公報》風靡亂世中國幾十年的關鍵，在整個百年言論史上還沒有另一家報紙曾經攀上這樣的高度。百年回首，我們依然為此感到驕傲、激動、悲傷，甚至沮喪。

二、前無古人的“四不”

一百年前，英斂之初創《大公報》，以“開風氣，牖民智”的宗旨，标揭“大公”的旗幟，在腐朽、黑暗的皇朝末世以無黨無偏、直言敢谏而著稱。熊少豪在《五十來年北方報紙之事略》中指出“《大公報》創辦之始，宗旨純正，言論激切，一時聲譽雀起，惜鋒芒太露，緻遭官府之忌，而惹政客之注意，

卒為某黨所收買，坐是營業日散，銷路日減。”但它 “敢言” 的精神長久地被人們所記誦。

“辦報非難，持久斯難，而百折不移卒能發揚光大者，斯尤難之難也。”在中國報業史上能曆經風雲變幻、幾度易主堅持下來并發揚光大，影響了幾個時代的應首推《大公報》。1926年9月1日，《大公報》中斷了一年之後終于續刊，發表由張季鸾執筆的《本社同人之旨趣》（署名“新記公司大公報記者”），提出前無古人的“四不”方針：

“第一不黨。黨非可鄙之辭。各國皆有黨，亦皆有黨報。不黨雲者，特聲明本社對于中國各黨閥排戲，一切無聯帶關系已耳。惟不黨非中立之意，亦非敵視黨系之謂。今者土崩瓦解，國且不國，吾人安有中立袖手之餘地？而各黨系皆中國之人，吾人既不黨，故原則上等視各黨，純以公民之地位發表意見，此外無成見，無背景。凡其行為利于國者，吾人擁護之；其害國者，糾彈之。勉附清議之末，以彰是非之公，區區之願，在于是矣。

第二不賣。欲言論獨立，貴經濟自存。故吾人聲明不以言論作交易。換言之，不受一切帶有政治性質之金錢補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資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論，或不免囿于知識及感情，而斷不為金錢所左右。本社之于全國人士，除同胞關系一點外，一切等于白紙，惟願賴社會公衆之同情，使之繼續成長發達而已。

第三不私。本社同人，除願忠于報紙固有之職務外，并無私圖。易言之，對于報紙并無私用，願向全國開放，使為公衆喉舌。

第四不盲。不盲者，非自诩其明，乃自勉之詞。夫随聲附和，是謂盲從；一知半解，是為盲信；感情所動，不事詳求，是謂盲動；評诋激烈，昧于事實，是謂盲争。吾人誠不明，而不願自陷于盲。”

在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的年頭，在邵飄萍、林白水慘遭殺害之後不久，有了這樣的“四不”承諾，人們才有可能了解“确實的消息”，讀到“負責任的評論”，這是不幸之中的一幸，是一個多災多難的民族呈現出的亮色。也正是因為這樣，《大公報》才迅速從地方報紙“變成一個全國的輿論機關”（胡适）。自近代報紙産生以來，無論上海的《申報》、《時報》、《新聞報》，還是北京的《晨報》等都沒有像《大公報》那樣持久、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大公報》作為同人經營的民間報紙，總經理兼副總編輯胡政之常說，他們是“文人論政”、“為民請命”，言論始終是它的生命線，從張季鸾到王芸生，兩代執筆政的都是具有獨立品格的知識分子，它的言論之是以享譽海内外是因為：

“一是‘公’，指動機無私，評述問題竭力将‘我’撇開，盡到客觀的探讨。二是‘誠’，指誠意，盡研究之功，谙利害得失之數，而發誠心為國的言論。三是勇，指勇于發表，包含‘不畏強權’與‘不媚時尚’兩義。重視對政治的言責，與對社會扶助匡道的責任。”

《大公報》的作為，實際上就是中國報紙要成為“第四種權力”的一次卓有成效的嘗試。今天我們重讀那些激動過一個時代的評論，仍然會被他們的無私、誠意和勇氣所感染，在他們看來這是“現代報紙應盡之職務”，展現了他們“服務社會”的志趣，用他們自己的話說，就是“深懷文章報國之志”，而沒有個人私利的追求，張季鸾《無我與無私》一文說得很清楚 “根本上說，報紙是公衆的，不是‘我’的。譬如發表一主張，當然是為主張而主張，不要夾雜上自己的名譽心或利害心。而且要力避自己的好惡愛憎，不任自己的感情支配主張。”他不僅身體力行而且直接影響了後來的大公報人，而今《季鸾文存》、《芸生文存》早已成為傳世的經典。

三、從張季鸾到王芸生

張季鸾的三“罵”，他對屠殺青年的抗議，對國民黨“以黨治國”的明确反對這些就不必說了。“九·一八” 之後，他發表《望軍政各方大覺悟》社評疾言厲色——“國家今日受此奇辱，人民遭此奇劫，凡過去現在政治上負責之人，雖自責亦無法謝國人！”1932年5月5日，國民黨當局被迫與日本簽定上海停戰協定，兩天後《大公報》發表的《願國民清夜自問》社評直接指出“皆上層社會之罪”，“今執政之人，固昔年從事革命者，其能凜然檢討，與群眾共同奮鬥，幸也。不然，惟有望大多數群眾之自為。……真正救國大業，最後必由群眾自己完成之。至于現在社會優越地位之人，不從速努力，必盡遭淘汰無疑耳。”

1944年以後王芸生開始在重慶《大公報》嚴厲批評時政，12月4日即日寇占領獨山前一天，他發表社評強烈批評國民黨政府，反對“以空間換時間”，主張徹底革新政治，一、“凡國人皆曰可去的人盡量去之……容納黨外人參加國務及政策……”；二、“在民主統一團結抗戰的大原則上宣布黨派問題解決了”；三、“宣布與熱誠助我的盟邦更進一步合作”。同時呼籲蔣介石親自到貴陽督戰。在12月22日的社評《晁錯與馬谡》中，他提出“除權相”、“戮敗将”的主張，矛頭直指孔祥熙、何應欽。

二十多年間，《大公報》從來沒有放棄輿論監督的自覺，保持了“文人論政”的本來面目。即使是1935年12月起天津《大公報》發表青年範長江轟動一時的旅行通訊“中國的西北角”，女記者彭子岡為桂林《大公報》寫的通訊“重慶百箋”，都生動地披露了社會黑暗、官場黑幕等。早在1930年4月11日、6月6日和1931年3月12日，《大公報》就客觀報道了紅軍的消息，并配發短評贊美紅軍紀律嚴明。1945年9月2日，《大公報》記者采訪米蘇裡号日本投降簽字儀式的報道也與其他報紙不一樣。儀式結束，雖然籠罩在勝利的狂熱氣氛之中，國民黨政府軍令部長徐永昌卻“語氣沉重”、感慨地對記者說，“今天無論是投降的日本還是受降的各國，都應該忏悔。”

1945年11月22日，複刊不久的上海《大公報》如實報道了李健吾、金仲華、周建人、徐伯昕、馬叙倫、唐弢、許廣平、傅雷等知識分子簽署的文化界宣言，要求即日廢止新聞檢查制度，禁止一切非法沒收取締書刊行為，恢複言論出版的完全自由。1948年7月8日，國民黨悍然查封有二十年曆史的民間報紙南京《新民報》，10日，上海《大公報》發表了王芸生執筆的《由新民報停刊談出版法》社評。随後又發表毛健吾、曹聚仁、胡道靜等24位新聞界、文化界、法學界人士的《反對政府違憲摧殘新聞自由，并為南京新民報被停刊抗議》。在整個20世紀40年代後期的大動蕩中，《大公報》對那些侵犯人權、魚肉人民的惡劣行徑，幾乎都進行了報道，并公開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如《莫失盡人心》和《為江浙人民呼籲》等評論）。

四、“獨立的人格”與“獨立的發言權”

這樣的言論、報道決定了不僅常常會得罪權貴、朝廷，而且也遭到過共産黨的猛烈批判。

1930年，《大公報》因為客觀報道中原大戰，不見容于南、北軍閥，在蔣介石的南方被扣（因為4月7日曾全文刊出馮、閻系将領鹿鐘麟領銜勸蔣介石下野的通電，其中有“論者謂善言為先生說完，惡行為先生作盡”之句），在閻錫山控制的平津受到“警告”。《大公報》為此在4月24日公開發表啟事，公布“警告”内容，并聲明：“本報絕不變其獨立公正之立場，決無受任何方面賄賂津貼之情事。地方政令雖願遵守，至于官廳諒解于否，隻有聽其自然。”第二天又發表社評《訴之公衆》，再次強調“不賣”的主旨，一時名聲大震，不到半年，發行量就由3萬上升到5萬。

1935年12月3日，張季鸾發表社評《勿自促國家之分裂》，對宋哲元進行了毫不客氣的批評，激怒了這位手握大權的平津頭号人物，遭到停郵處分。南京、上海報界紛紛發表評論聲援，到12月12日才解除。

1943年2月，王芸生發表催人淚下的《看重慶，念中原》社評，蔣介石勃然大怒，下令《大公報》停刊三日。

1946年6月23日，“下關慘案”中《大公報》記者高集遭毆打受傷。

1947年，《大公報》重慶版8名記者及家屬、上海版記者唐振常、駐廣州特派記者陳凡先後被捕。

這是《大公報》堅持“文人論政”，報道“确實的消息”，發表“負責任的評論”的必然結局，最後連王芸生也因發表同情學生運動的社評，1947年12月30日的國民黨《中央日報》社論對他破口大罵。1948年7月，連續發表《在野黨的特權》、《王芸生之第三查》等社論罵王芸生是“新華社的應聲蟲”。

桂林《大公報》向A錢宣戰，當局幾次來報館抓人，徐鑄成說文章是他寫的，如果要抓就抓他。

李純青發表一篇言論激烈的文章，國民黨當局要追究責任，胡政之說：“他是我們的人，文章在我們報紙上刊載，一概由我負責。”事後一句話也沒告訴本人。

這就是《大公報》坦然直面權勢的表現。

《大公報》長期堅持國家中心論，在外敵入侵、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它的選擇已永遠載入民族抗戰的史冊。從1931年，天津《大公報》作出“明恥教戰”的決策，長篇連載王芸生編著的《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到1937年12月14日，上海淪為“孤島”，《大公報》拒絕送檢，斷然停刊，同時發表擲地有聲的兩篇評論《暫别上海讀者》、《不投降論》：“我們是中國人，辦的是中國報，一不投降，二不受辱。”

從張季鸾在武漢《大公報》發表的一系列震撼人心、影響至深的社評，到1941年12月13日香港淪陷前夕，《大公報》與讀者悲壯告别，以“ 留取丹心照汗青”相許。胡政之甚至說，我們要吃下砒霜毒死老虎，以報國仇。

王芸生說過，“我作為一份民間報紙的發言人，要保持自己獨立的人格，我才有獨立的發言權，我才有資格說真話，對國民黨才能嬉笑怒罵。同時，待國共雙方都必須一樣，是我一貫的原則。” 《大公報》對國共重慶談判雖然充滿希望，王芸生寫過《毛澤東先生來了》等熱情洋溢的社評，稱之為“大團圓”、“大喜事”，但談判結果一公布，其态度就變得非常冷靜——“檢讀一過，思緒起落，雖百感交集，卻一時難以言說，是滿意或失望，隻覺得有極大的希望，而不必輕下斷語。”1945年10月25日，他發表《為交通着急》， 11月20日，又發表《質中共》社評。第二天，《新華日報》發表社論《與大公報論國是》，予以嚴厲駁斥。1946年4月16日，《大公報》發表《可恥的長春之戰》，以第三者的立場批評共産黨，《新華日報》則針鋒相對發表了《可恥的大公報社論》。

同時我們也不能忽略，在國民黨嚴酷的新聞檢查制度下，《大公報》的版面上長期堅持“不用‘共匪’、‘匪軍’字樣，隻用‘共黨’‘共軍’，它承認共産黨是國民黨的反對黨，而不是‘土匪’。”比如派曹谷冰到蘇聯采訪，派範長江去西北采訪都是當年罕見的舉措。

作為具有全國影響的大報，無論是堅持批評當局，還是批評革命黨的立場，甚至在國民黨敗局已定的1948年仍重申“自由主義者的信念”，提出“第三條道路”。這些完全都是它獨立的選擇。既是大公報人又是中共地下黨員的李純青回憶，“第一，不論新聞采訪或評論，我不知道有一事一字來自大公報以外的訓示、暗示或操縱，所有一切宣傳，幾乎全是大公報從業人員主動創作、獨立思考的。我問大公報舊同僚，皆如此說。”吳鼎昌離開大公報後“便不再過問大公報的方針及人事經營”。“第二、大公報内沒有一個國民黨組織，并且絕不允許國民黨員在報社内部活動。……錄用新人必須無黨無派。……大公報稱為無黨無派的報紙并不是僞裝，不但言論獨立，組織也名副其實。大公報内雖有地下共産黨員，也沒有組織。”

1943年胡政之公布的《大公報》社訓雖然隻有“不私”、“不盲”兩條，但并不表示他放棄了“不黨”、“不賣”的追求，他們一貫不接受政治津貼，保持經濟獨立，“文章報國”是他們始終如一的理想。就算胡政之最為人垢病的兩個“污點”，——官方牌價購買20萬美圓外彙、被逼去國民大會簽到也無法遮掩《大公報》“文人論政”的熠熠光芒。

五、“星期論文”的創舉

作為《大公報》重要言論特色的還有由社外學者執筆的“星期論文”，有人說它與社評、新聞通訊、新聞标題共同構成了《大公報》的“四大特色”，這是《大公報》所獨創，1934年1月1日，《大公報》登出《本報特别啟事》，每星期天請社外名家擔任撰述。張季鸾提出這個設想，一是減輕寫社評的負擔，二是加強與文化教育界的聯系。從那一天起直到1949年5月，15年間即使炮火連天，敵機轟炸之下也沒有間斷過，共計發表了750篇，作者多達200多人。

最初擔任撰述隻有丁文江、胡适、翁文灏、陳振先、梁漱溟、傅斯年、楊振聲、蔣廷黻等8人。此後，任鴻隽、張奚若、吳景超、梁實秋、馬君武、何廉、吳其昌、陳衡哲、竺可桢、太虛、範旭東、蔣百裡、邵力子、穆藕初、孫科、陳立夫、雷海宗、郭沫若、茅盾、老舍、費孝通、蔡尚思等不斷加入。以大學教授及各界名流為主，還包括個别軍政顯要，左中右各色人等兼收并蓄（這一點和《大公報》編輯、記者的情況相似，以無黨派的自由知識分子為主，同時相容并包，不少左派記者都在《大公報》成名）。第一篇是胡适當年1月7日發表的《報紙文字應該完全用白話》。1934年到1935年丁文江、張奚若、胡适等就獨裁與民主問題進行論戰，其中有些文章也作為“星期論文”出現。

1944年10月8日，《大公報》發表拉斯基的《對于中國勝利展望的一些感想》，從這一天開始向來請本國學者執筆的“星期論文”将“公開于世界學者”。接着，發表了四位英國學者的論文，還翻譯了一位日本人的論文。這是《大公報》準備“走向世界輿論舞台的嘗試”。

值得一提的還有知識分子群體聯名發表的文章，1942年5月17日，伍啟元、李樹青、沈來秋、林良桐、張德昌、費孝通、楊西孟、鮑覺民、戴世光……這些來自西南聯大的經濟學和社會學教授聯名發表了《我們對目前物價問題的意見》；1944年5月16日，楊西孟、戴世光、李樹青、鮑覺民、伍啟元等聯署發表《我們對于物價問題的再度呼籲》（未作“星期論文”刊出）；1945年5月20日，“星期論文”再度發表戴世光、鮑覺民、費孝通、伍啟元、楊西孟聯名的《現階段的物價及經濟問題》，提出“消除‘既得利益’集團的權勢”；1945年2月24日，傅斯年、任鴻隽、王雲五、宗白華、儲安平、吳世昌、陳銘德、趙超構等20人發表《我們對于雅爾塔秘密協定的抗議》；1946年1月6日，沙學俊、初大告、任美锷、唐崇禮、幹鋒、呂複、蔣孟引、朱伯康、吳斐丹、程式等十位無黨派教授聯名發表《論今日國是》，提出九點政治主張，要求“國民黨還政（包括軍權）于民”，“共産黨還軍（包括治權）于國”，“實行民主政治和國家統一”，“實作和平，開始建國”。這些言論矛頭直指權勢集團，就政治、經濟、外交等重大問題表達了他們獨立的看法，并不一定代表《大公報》的立場，卻是《大公報》文人辦報的理想所在，報紙以言論為重，總編輯主要就是抓言論，自己也筆耕不辍，張季鸾彌留之際還不斷與王芸生讨論評論的寫作。

胡政之在1936年說過，“報館比學院更了解社會，接觸實際，超然公正，洞察全局。這樣才能把報紙辦成社會向導、輿論權威。”“我們向來主張學術自由，在政治允許範圍之内，各種學派都可百家并存，各抒己見，互相探讨；為了民族複興，求同存異。我們的社評和《星期論文》，就是這樣，并不都順從當局的意圖。正由于我們不是政府機關，不食祿領俸，客觀公正，可以發揮自由思想。”

這番話不僅是胡政之個人的觀點，也是《大公報》始終堅守的信念，——客觀公正，超然獨立，思想自由，學術自由，百家并存，各抒己見，等。實際上就是追求言論、新聞自由，以實作他們“文章報國之志”。

1935年吳鼎昌入閣做官，公開辭去《大公報》社長一職，離開《大公報》。1941年9月6張季鸾在重慶辭世。整個抗戰期間，即使在極為惡劣的戰争環境下《大公報》還到處開花，先後在武漢、重慶、香港、桂林四地出版，桂林版發行量最高達6萬多份，重慶版的發行量9萬多份。抗戰勝利後，《大公報》最盛期同時在上海、重慶、天津、香港四地出版，發行量達20萬份，這個數字今天看來也許不算什麼，在半個多世紀之前卻差不多是中國報紙所達到的最高記錄。

1949年4月14日，胡政之在上海黯然謝世。作為《大公報》第二代執筆政者，王芸生1948年11月初悄悄離開上海。1949年2月，天津《大公報》改名《進步日報》，6月17日，上海《大公報》發表《新生宣言》，标志着新記《大公報》時代的正式結束。1957年在《光明日報》的儲安平、《文彙報》的徐鑄成都成為右派之後，王芸生僅僅因為毛澤東一言才逃過一劫，1980年 5月30日他在北京病逝。

衆所周知，《大公報》的成功離不開胡政之的經營、張季鸾與王芸生的文章，還有吳鼎昌的資本，但正如老大公報人郭根所說“這固然是成功的因素，但并非全部。我覺得《大公報》的成功，大部在于中層幹部的健全。以全國報館來說，沒有一家擁有像《大公報》那樣素質高的中堅分子，無論是内勤與外勤。”在名垂報業史的人物中我們看到了無數大公報人的身影，不管他們最後走上了什麼路，卻都作出了各自獨特的貢獻——徐鑄成、張琴南、範長江、孟秋江、曹谷冰、金誠夫、李子寬、徐盈、彭子岡、肖乾、楊剛、王文彬、張高峰……這是一串長長的名單。今天或者明天，我們都不該忘記他們。

時光流逝，這些曾以“文章報國”的大公報人如今大都已離開人世（其中不少人是以自殺方式結束自己寶貴生命的，如楊剛、範長江、孟秋江等），《大公報》也早已隻剩下香港一家。在遙遠的南國繁華喧嚣之中，回望百年，透過整整一個世紀的塵埃，英斂之時代、張季鸾和胡政之他們的時代都已定格在發黃的曆史畫卷中，但誰也無法抹去這些先人的足迹，無論是悲是喜，是歌是泣，都讓後人神往不已。

文/傅國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