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爾焦慮是正常的，但如果長期經曆過度的焦慮，則是焦慮症。
與抑郁症類似，焦慮症也是一種常見的精神疾病。根據全球疾病負擔項目研究的資料，截至新冠大流行前的2019年，全球超過3億人患有焦慮症，這大概占到全球人口的4%。由于該病的早發性和性别傾向，青少年群體，特别是其中的女性，患病比例會更高。
很常見,但易誤解
不幸的是，同樣與抑郁症類似，雖然該病已有比較有效的治療方式，但患者接受過治療的比例很低，估計75%的患者都沒有接受過治療。圍繞焦慮症，同樣有很多誤解。比如，将這種狀況單純了解為一個人最近壓力大，暫時有心病，或者一個人抗壓能力差。
但實際上，焦慮是每個人都會在特定情況下産生的感受，而患有焦慮症的人卻會長期地遭受這種恐懼和憂慮。從具體情境分析，這種焦慮情緒的程度往往是過度而不必要的。從結果上看，這顯然會極大地幹擾當事人的正常工作和生活，并帶來一系列健康問題。
由于焦慮症的早發性和性别傾向，青少年群體，特别是女性，患病比例會更高。視覺中國|圖
關于焦慮症的治療，目前基本的方式是基于認知行為療法的心理幹預，主要内容是通過談話的形式幫助人們學習應對焦慮的新方式，改變大腦的思維模式，進而在面對壓力事件時不至于過度恐懼。與此同時，一些患者可能也适合通過選擇性5-羟色胺再攝取抑制劑這類抗抑郁藥物來治療焦慮症狀。
而2024年以來，多項研究進一步表明，焦慮症不隻是心病，治療也不隻心理幹預，而且可能包括腸道微生物等靶點。
其實，細分來看，焦慮症的具體類型繁多，可分為廣泛性焦慮症、社交焦慮症、分離焦慮症、廣場恐懼症以及其他針對特定情況的恐懼症。其差別在于引發焦慮的情形不同，廣泛性焦慮症是指在日常生活中面對極為普通的事情也會持續過度地擔憂，社交焦慮症則特指在社交場合會感到恐懼，也叫社交恐懼症。
順着腸道微生物可調節大腦和行為的線索，愛爾蘭科克大學的研究人員嘗試探索了腸道微生物與社交焦慮症之間的關系。他們把社交焦慮症患者特有的腸道微生物移植到健康小鼠的體内，結果發現，小鼠在社交恐懼方面的敏感程度提高了。
這一研究2024年1月發表在《美國科學院院刊》（PNAS），雖然實驗中的小鼠沒有表現出其他行為異常，但增強的社交恐懼反應疊加免疫功能和大腦異常等變化，這些發現表明，微生物或許是社交焦慮症治療的一個潛在靶點。
這也進一步佐證了該病的成因是極為複雜的，症結并不隻在心裡。從焦慮症的發病看，科學家早就意識到，這類精神疾病可能是生理、社會和心理等多重因素綜合誘發的。雖然确切病因尚不清楚，但包括遺傳、創傷經曆在内，諸多因素都可能導緻一個人患病風險增加。
美國預防服務工作組2023年最新推出的篩查建議就認為，焦慮症的主要風險因素包括了社會人口、社會心理、身體和精神健康、壓力性生活事件、吸煙與飲酒習慣以及父母的精神病史等。比如，女性、社會經濟地位偏低的人，相應患焦慮症的風險就高。
壓力引起焦慮
在童年遭受過虐待，或者經曆過其他比較大的負面事件的，患病風險也會更大。此外，患大病、工作完不成任務、遭受歧視、有親人去世、長期失業、生活困難……諸如此類大大小小的生活壓力，如果長期累積，估計也會增加人們患焦慮症的風險。而這些風險因素同樣适用于抑郁症，或許由于相似的風險因素，抑郁症患者同時患有焦慮症的比例很高，有研究發現重合的比例有近70%。
正因為壓力在促發焦慮症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負面角色，該病的治療除了重視心理幹預外，也很強調對壓力的管理，包括如何訓練患者的注意力，掌握放松身心的技巧。畢竟，工作、生活中的壓力事件很難避免，更重要的是如何避免對壓力過度反應，進而持續陷入焦慮、恐懼的情緒。
這種病态的焦慮不同于普通的焦慮，不僅更持久、更頻繁，而且更強烈，更超過一般人所做出的反應。還往往伴随有各類明顯的軀體症狀，心慌、出汗、惡心、腹痛等，同時坐立難安，睡不着覺。如何進一步應對這些焦慮相關的症狀更決定了焦慮症的發展趨勢。
這類反應集中表現為焦慮敏感度，是指一個人對焦慮負面影響的看法。美國臨床心理學家史蒂文·賴斯（Steven Reiss）在1980年代發明了這個概念。如果一個人對焦慮更敏感，那麼這個人在出現焦慮相關的身體感覺時，會傾向于做出更恐懼的反應，認為焦慮所帶來的這種負面影響會對自己的身心造成更大的傷害。
從病因學看，有科學家就研究認為，焦慮敏感度可能預示着焦慮症的發展，是預測焦慮症的一個重要名額。如果一個人對焦慮的敏感度更高，後面出現焦慮症的風險就會更大。而治療焦慮症時，也可以通過改變一個人對焦慮的敏感程度，進而有效改善焦慮的症狀。研究證明，這也是認知行為療法得以發揮作用的一個基礎。
需要社會支援
2024年1月，加州大學洛杉矶分校的研究人員利用一項長期研究還發現，要想讓焦慮敏感度逐漸降低，還可以通過增加社會支援的方式。對近千名病人長達一年半的研究資料表明，一個人感覺到的社會支援增加的話，相關的焦慮敏感度也會降低，反之，如果焦慮敏感度降低，感覺到的社會支援也會增加。
這一研究發表在《行為療法》（Behavior Therapy），也為焦慮症的治療提供了新的思路。它意味着，配合相關的認知行為治療，可以專門地提高患者感覺到的社會支援，讓他們在面對挑戰和壓力時意識到有人會幫助自己，進而對焦慮相關症狀的負面影響進行重新評估，使焦慮症狀得到改善。
當人們因為敏感度降低而對焦慮症狀重新評估時，也會感覺到更多的社會支援，或許可以是以進入不那麼焦慮的正向循環。當然，不論是社會支援輔助焦慮症治療，還是識别腸道微生物作為治療社交焦慮症的新靶點，這些最新研究目前都有一定的局限性。
動物實驗中發現的從微生物、腸道到大腦這個焦慮路徑，隻是為未來新療法的開發提供了潛在的方向。而在社會支援與焦慮敏感度關系的研究中，對主觀感覺到的社會支援的測量并沒有詳細記錄相應社會支援的來源，也沒有對相關社交網絡的規模和可及性進行分析，這顯然會影響到對社會支援作用的了解。
畢竟，現實生活中社會支援的來源很多，可能來自親人、朋友、治療醫師等任何人，從支援形式上看，也千差萬别。既可能是遇到難題時幫忙出主意，也可能是感到擔憂時送來問候和安慰，還可能是通過給錢、代勞等形式直接解決問題，給予實質性的幫助，更有些時候，僅僅是陪伴，也足以給焦慮的人們提供支援。
是以，未來或許可以通過進一步了解各類社會支援的治療意義，幫助完善針對焦慮症的治療方案。而除了外界提供的社會支援，自我幫助同樣重要。
世界衛生組織已經将廣泛性焦慮症和恐慌症列入了精神健康差距行動規劃項目，主要就是為了解決各地人們所面臨的治療差距，特别是中低收入國家的患者。2024年2月，世界衛生組織精神健康和物質使用部門的研究人員在《世界精神病學》雜志（World Psychiatry）發表了該組織對這兩類焦慮症管理的建議，其中不僅推薦了基于認知行為療法和選擇性5-羟色胺再攝取抑制劑的治療方式，而且認為，在指導下進行自我幫助，提高壓力管理的能力，同樣對治療有用。
比如，可以多參與體育鍛煉，養成規律的飲食和作息習慣，避免通過吸煙、飲酒等方式來緩解焦慮，轉而通過放松身體、提升大腦注意力等方式減少焦慮。如果察覺到自己總是擔憂過度而又無能為力，還是要及時尋求醫生的幫助。更重要的是要首先意識到，這樣持久的焦慮症狀不隻是一種暫時想不開而導緻的心結，很可能是生物、精神心理、社會環境和社會關系等綜合作用而産生的一種精神疾病，值得引起重視。
南方周末記者 王江濤
責編 朱力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