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曆史文獻記載，3世紀末至4世紀中，已有龜茲僧人和居士多人到中國内地翻譯佛經，如居士帛元信參校《正法華經》的翻譯、帛延參與《首楞嚴經》等的翻譯等。在4世紀中期時龜茲已有僧尼一萬餘人。4世紀下半葉，是龜茲佛教總體發展過程中的最為突出的年代，它是在鸠摩羅什弘揚大乘的同時，達到了空前輝煌，這是大乘佛教的生機與活力所決定的。由此可以推斷，從4世紀下半葉因鸠摩羅什宣揚大乘思想而給龜茲佛教注入了新的活力。由于地處東西方交通的要沖地段，當時龜茲本土佛教十分興盛，龜茲已經發展成“絲綢之路”北道的佛教中心。
4世紀，龜茲佛教的繁榮與興盛時期已經到來，因為出家修行必須具備大量的禅窟、僧房、講堂和生活用窟。4世紀上半葉之前，克孜爾石窟可能有一個比較長的發展階段。關于克孜爾石窟開鑿的目的與功能是明确的，一般認為中心柱和大像窟用于禮拜，方形窟用于講經、誦經、修習和坐禅，僧房窟為僧尼的日常生活用窟。另外，宗教建築的宗旨一定是為其教義服務，而其壁畫内容則是為教派服務的，克孜爾石窟是重要的出家修行場所。
禅觀思想在後漢佛教入華初期，印度佛教的禅觀就傳入中國，這從安世高的譯經中可以看出。4世紀時，龜茲王親自到溫宿迎鸠摩羅什回國，羅什廣說經論，四遠崇仰，莫之能抗。此時王女為尼，字阿竭耶末帝。博覽群經，特深禅要，雲已證二果。她聞法喜踴，又召集大會，請羅什宣講方等經奧義。可見石窟與禅定有密切關系，龜茲境内的石窟中多有禅窟，可以證明禅修在當時是十分流行的。
庫木吐喇第71窟
大像窟又對龜茲東西方都産生了巨大的影響，大像窟是鸠摩羅什在龜茲弘揚大乘佛教的産物，是羅什對龜茲石窟影響的一個重要貢獻。克孜爾石窟是小乘佛教比較牢固的基地，鸠摩羅什東去後，小乘勢力有強化之勢，在克孜爾中心柱洞窟裡“唯禮釋迦”的内容特别突出，出現了“降伏六師外道”“須摩提女請佛”等渲染釋迦牟尼神通的壁畫。大乘勢力在克孜爾龜茲逐漸地削弱，但仍有絮脈存在，克孜爾石窟衰落期出現的大乘千佛現象，就是大乘佛教在克孜爾石窟再興的一種表現，但已是強弩之末了，大乘勢力已經轉移到龜茲都城附近了。
金維諾先生說：“從鸠摩羅什曾在流行小乘學的龜茲宣講大乘，并受到國王的寵信，以及罽賓盛行小乘亦兼有大乘的情況來看，此地無論在佛學與藝術方面并不是那麼單純一緻的，都存在着較為複雜的狀況。”鸠摩羅什東去天竺後，羅什居于新寺，獲得《放光般若經》，在研讀此經時，曾有“魔來蔽文”。這段具有神奇色彩的傳說，不為史憑，但不難看出是一種大小乘的鬥争。魔在空中說:“汝是智人，何用讀此。”羅什回答:“汝是小魔，宜時速去，我心如地，不可轉也。”此番“魔”所說的話，十厘清楚是對鸠摩羅什改學大乘的指責。羅什答曰“汝是小魔”的“小”字，也非常清楚是指小乘。鸠摩羅什改宗大乘，是龜茲佛教的一個重大的事件，必然要引起震動，也會受到小乘勢力的挑戰。
大像窟以克孜爾第47、 48、77窟為代表，壁畫表現出大乘思想内容。大乘認為三世十方有無數佛，是以在雕塑、壁畫上表現十方佛、賢劫千佛等。這種大乘題材的壁畫與克孜爾石窟其他同時的中心柱窟裡的壁畫，在風格上有明顯的差别，那麼以47窟、77窟為代表的大乘壁畫，顯然與鸠摩羅什宣化大乘教義同時帶進的新的藝術風格是有密切關系的。在一個長期流行小乘的地區開始介紹大乘佛教理論和佛教藝術，必然會在引進新的大乘經典的同時，引進新的壁畫粉本與工匠，以緻為龜茲佛教及佛教藝術增加了新的因素。
從甘露三年（258年）帛延開始，一直到僧純（379年），跨越3一4世紀，共100多年，從龜茲曆史上來看，正是白氏王朝統治龜茲的前期，龜茲的白（帛）氏王室崇信佛教，延續百年而不衰，一般都認為這是龜茲佛教鼎盛時期的前期。将石窟藝術放在龜茲佛教的曆史背景中來觀察，就會發現佛教在龜茲不僅是社會各階層對佛教的熱忱和支援的産物，更重要的是，它滲透到了上層統治階層。文獻記載表明至少在公元3世紀早期，石窟藝術就已經産生了，并且在4—5世紀已達到了高峰。通過一些開鑿于6—7世紀的中心柱石窟内的壁畫題材内容考察，其壁畫布局具有程式化的特點，本地化趨勢加強，是早期中心柱石窟的壁畫内容的發展和延續。這種發展和延續一直持續到7世紀，唐朝将安西大都護府從西州移駐龜茲，内地漢僧來到龜茲并信仰大乘佛教，給龜茲佛教帶來了新的生機。
龜茲雖以小乘占優，但因其居于絲綢之路交通要道，随着時間的推移，各種佛教派别的僧人或經典不斷在此停駐、流動，或多或少都留有痕迹。陳寒先生說：“羅什時代的龜茲佛教雖以小乘為主，但并不意味着其他派别的就此銷聲匿迹。相反地，早期大乘、秘密部等等在龜茲佛教中時有展現，與小乘毗昙、阿含共同構成了一種混雜的狀況。”龜茲石窟，特别是克孜爾石窟在鸠摩羅什東去後，還有大像窟開鑿，說明大乘佛教在龜茲仍然存在和發展，特别是靠近龜茲都城的石窟群，如庫木吐喇石窟、克孜爾尕哈石窟、森木塞姆石窟，在6—7世紀時，大像窟開鑿還有延續之勢。同時這些石窟的其他洞窟裡逐漸出現千佛等大乘現象，這些都表明大乘佛教仍然得到王室的重視和支援，這也可以認為是鸠摩羅什影響的延續。
龜茲佛教文化在接受印度佛教文化的過程中，融入了龜茲本土原有文化和民族思想情感。龜茲佛教文化除了石窟形制類型多樣和豐富的壁畫之外，還有一個以修建大型立佛為中心的傳統，開鑿大像窟與雕塑立佛形象是龜茲佛教及其藝術發展的一大特點，這勢必給周邊地區修建大型佛像産生重大的影響，當然，龜茲以西的巴米揚大像窟也不例外。克孜爾石窟開鑿較晚的大像窟像崇拜形式與巴米揚東、西兩大佛的形制相似，在供僧侶觀佛禮拜這一性質上是相同的。表明佛教信仰已開始從佛塔崇拜向佛像崇拜轉變，即佛像崇拜已成為禮拜供養的主題，這是佛教藝術内容上的重大變革，影響是深遠的。
巴米揚大佛
本文由孫莉摘編自李瑞哲撰寫《龜茲大像窟與大佛思想在當地的流行》一文，刊于《西部考古》（第10輯）。内容略有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