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馬蒂亞·森 | 最後的饑荒

作者｜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

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森1933年生于印度，現在仍然保留印度國籍。1953年森在印度完成大學學業後赴劍橋大學就讀，1959年取得博士學位。森曾執教于倫敦經濟學院、牛津大學、哈佛大學等著名學府，現任劍橋大學三一學院院長。

一

到了1942年初的幾個月間，我還覺得安居于聖谛尼克坦是令人惬意的。“寂鄉”的靜谧自然令人十分動心。能夠步行或騎車四處走動也是令人非常快意的。我在習慣了那裡的生活方式之後，那種機動車輛的幾乎完全阙如，就是一種讓我越來越欣賞的好處。 我特别喜歡聖谛尼克坦學校寬松的教學氛圍，也非常珍惜學習各種各樣異常有趣的事物的機會，而它們通常多在課程安排範圍之外。我持續在我們開架的和使用者友好型的圖書館裡四處徜徉，以一種業已讓我的人生發生了變化的随性，一會兒品讀這本書，一會兒又沉浸于那一本書。

《四海為家：阿馬蒂亞·森回憶錄》

[印度] 阿馬蒂亞·森 著

劉建 / 張海燕 譯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24年7月

不過，即便我自己的生活過得很好，我還是日益意識到，我周圍的世界，在印度國内和印度外部，都存在着高度緊張的局面。 一場窮兇極惡的世界戰争在推進，而且這場戰争的東方戰線越來越向我們靠近。可是，印度的問題并不隻是外源性的。在印度教徒與穆斯林之間，就存在政治原因促成的緊張關系。此外，還有迅速上漲的食品價格。它們造成的強烈苦難，是許多乃至大多數孟加拉人家不斷談論的話題。我那時與外祖父母生活在一起。所有那些問題和需要關切之事，都使他們以及我們的親人憂心忡忡。 親人中當然包括我自己的父母。他們頻繁前來聖谛尼克坦看望我們。我在學校暑假期間去達卡與他們團聚時，發現那裡的憂慮氣氛更加明顯可感。

二

1141943年4月，我看到了饑荒的最初迹象。這場所謂“孟加拉大饑荒”（Great Bengal Famine）奪去了二三百萬人的生命。1942年，也就是饑荒前一年，糧食價格開始非常迅猛地上漲。

1943年春季一節課結束時，我們聽一些低年級學生說，一個明顯患有精神錯亂疾病的男子，剛剛出現在聖谛尼克坦校園裡，正在遭到幾個霸王學生的殘酷戲弄。我們到達發生這種野蠻行為的現場，就在闆球場附近。雖然兩個霸王都比我們這邊的每個人都更為強壯，但我們人多勢衆，能夠合力使他們停止作惡。在幾個折磨人的壞種口吐氣話離開後，我們設法與受害人談話。他幾乎語無倫次，而我們猜測，他已經差不多一個月沒有吃過任何東西了。我們正在交談時，我們的一位老師加入我們的隊伍，而我們從他那裡獲悉，長期挨餓往往确實會導緻精神失常。

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直接接觸一個饑荒受害者。可是，很快就有其他受害者懷着逃脫饑餓的希望，接踵來到我們的鄰裡。學校在5月停課放暑假時，他們的數量增加了。就在饑腸辘辘的難民絡繹到來，人數也越來越多之際，父母前來聖谛尼克坦與我會合（父親所在的達卡大學也放了暑假）。到學校于7月份重新開學之時，難民隊伍的涓涓細流已經變成了滔滔洪水。他們在尋找一切能吃的東西。他們大多數人是在前往小一百英裡之外的加爾各答途中，因為他們聽傳聞說，那裡有給窮人提供食物的安排。這些傳聞言過其實，被過度誇大了。事實上，政府并不提供任何救濟，而私人慈善機構則嚴重不足。可是，由于這些傳聞不胫而走，這些正在飽嘗饑餓之苦的人就是要前往加爾各答。他們隻是跟我們要一點食物，剩飯或變質食品也行，以讓他們幸存下來，繼續前往加爾各答的旅程。

局勢繼續惡化，到9月份時，我們覺得，已經有十萬窮人在前往那個大城的漫漫長途中行經聖谛尼克坦。七十七年之後，甚至就在今天，那種來自孩子、婦女和男人的持續不斷的呼救聲，依然回蕩在我的耳朵裡。外祖母允許我給任何上門乞食的人滿一香煙罐的大米，而她解釋說：“即使情況讓你心碎，你也不能給任何人多于一錫罐的大米，一點都不能多，因為我們得幫助盡可能多的人。”我知道，一小罐大米不會讓人維持多久，可我還是為我們能夠略盡綿薄之力而感到欣慰。如我在前文所述，那時來到我家的一個人是喬蓋希瓦爾，一個已因饑餓而幾乎奄奄一息的十四歲少年。他來自杜姆加，距聖谛尼克坦約四十英裡。 姨媽即刻讓他吃飯，救了他一命。

三

1943年春夏之交，饑荒爆發，來勢兇猛。當時，我即将迎來我的十歲生日，對突如其來的災情感到困惑不解。對于迫在眉睫的覆亡厄運有無可能，我聽到了一些憂心忡忡的議論（“倘若情況繼續如此發展下去”）。對于物價上漲的原因和方式，父母和外祖父母、舅舅和姨媽都有自己的看法；如果物價繼續上漲并強化，就會出現普遍的饑餓。我想，是在1943年初，坎迦爾舅舅一天早上說道：“我不排除一場大饑荒。”我當時還不完全清楚饑荒究竟意味着什麼，但我心裡充滿了恐懼。當然，我當時對經濟學一無所知，可是我已經意識到，如果糧食價格持續上漲而人們的收入并不增加，許多人就會挨餓乃至陷于死亡。聽家人的這些關于悲劇與劫難的交談，是一個令人在快速成長中變得冷靜而持重的辦法。

急迫的問題是：是什麼在引起1942年的糧食價格急劇上漲，尤其是孟加拉主食大米的急劇上漲？記住，1942年不是饑荒之年，而是饑荒發生前的一年。通常公開釋出的意見認為，在1942年，糧食價格已經在上漲（因而造成恐慌）。這種說法正确嗎？三十年後，作為一名經濟學家決定研究一般饑荒尤其是孟加拉饑荒之時，我發現大衆的看法是正确的。例如，在1942年1月初與8月中之間，加爾各答學院街市場的大米價格（在這一方面，我能獲得相當可靠的資料）已經上升了37%。到該年底，那些物價已經上升了70%。對于靠極低收入生活的人們來說，此類猛烈的物價大幅增長會造成非常嚴重的生存問題。在1943年，這一問題得到強化，而到1943年8月時，大米價格已高達1942年初的五倍。那時，對于大部分孟加拉人口而言，饑餓已經變得不可避免。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情況？雖然印度人沒有發起反饑荒政策的權力，可英國人又怎麼樣呢？難道這場饑荒真的那麼難以遏制嗎？事實上，恰恰相反。問題并不是英國人掌握的孟加拉糧食資料有誤，而是他們的饑荒理論是完全錯誤的。英國政府當時宣稱，孟加拉有很多糧食，那兒不可能有饑荒。就整體而言，孟加拉實際上确實有大量糧食，那是千真萬确的。可是，糧食被掌握在供給方手裡；需求在非常迅猛地上升，将糧價推到了堪比天高的程度。在戰時經濟繁榮時期被抛在後面的人們，在購買糧食的競争中依舊落敗。

當時，日軍已經兵臨緬甸與印度的邊界。事實上，部分日軍與反英的印度國民軍（兵員系從東亞和東南亞的印度裔居民及俘兵中招募，由印度領袖蘇巴斯·錢德拉·鮑斯組建）實際上正在抵達印度，屯兵于英帕爾。英屬印度軍、英軍以及後來的美軍，都在買糧食。他們，以及所有被雇來為戰争效力的人，包括參加軍事設施建設的勞工，都在消耗大量糧食。與戰争有關的建設工程創造了新的工作和收入。例如，我記得，當時在孟加拉各地，有許多新的小型飛機場正在興建之中。需求導緻物價暴漲，而恐慌又進一步推高物價以及市場對買賣糧食的操控。

人們不能靠周邊有許多糧食這樣的認識活命，無論這一事實多麼确切無疑。他們必須依賴自己購買所需糧食的能力，與他人在市場經濟中競争。糧食可獲得性（在整個糧食市場有多少糧食）與糧食賦權（每個家庭能夠從市場購買多少糧食）之間存在巨大的差異。挨餓是不能在市場買到足夠糧食的人們的一個特征，而不是市場沒有足夠糧食的一個特征。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在研究全世界的饑荒問題時，我清楚地認識到，關注糧食賦權而不是糧食可獲得性有多麼重要。

我應當強調，這種對饑荒原因的基本分析并不複雜，也不是特别新穎。孟加拉的糧食供應并沒有急劇下降，可是戰争經濟中的需求上升卻在将糧食價格猛烈推高，進而使得靠固定而微薄的工資維生的貧窮勞工無力承受這樣的糧食價格。由于戰時經濟對勞工的需求越來越大，城市的工資是靈活的，在程度不一地向上浮動，可是農村工資上漲不多或毫無提升，是以，最大的饑荒罹難者群體是農業勞工。政府對他們并不特别擔心，而由于對戰争事務的影響在悄然弱化，政府最害怕的是城市群眾的不滿。

為了保證城市人口尤其是在加爾各答的人口有足夠的糧食，政府安排在加爾各答通過定額配給糧店以管制價格配置設定糧食。糧食定量配給制度實際上覆寫了加爾各答的全部人口。需要在加爾各答配置設定的糧食是在農村市場按照時價購買的，進而進一步推高了農村糧食價格，在農村造成更多的貧困與饑餓現象，而城鎮居民則享有從定額配給糧店購來的受到很高補貼的廉價糧食。于是，農村地區的困苦由于政府政策而被強化。

四

孟加拉的一些文化雜志深信，如果能夠得到更多糧食，出現在孟加拉的饑荒就會得以終止。它們責備英國政府對饑荒不作為。 其中一家雜志《祖國》（Desh）于1943年7月發表了一篇振聾發聩的社論，提出了尼祿皇帝在羅馬燃燒時拉小提琴的類比。這篇飽含辛辣嘲諷意味的社論的标題是《丘吉爾政府的榮光》（The Glory of the Churchill Government）。這篇社論用有力的孟加拉文宣告，如若溫斯頓·丘吉爾首相曾經允許将更多的糧食運入孟加拉，這場饑荒本來可以避免。這一追根溯源的判斷，可能忽略了政府在無法弄清造成饑荒的原因以及防止饑荒的各種辦法方面所表現出來的一些特征，可是它批評政府政策的基本要點卻大體不差。

在饑荒時期，幾家孟加拉文日報遭到審查和大幅删減，但文化雜志的讀者群比較小，因而還能相當自由地銷售。外祖父母總是定期購買數種此類期刊，其中《祖國》（一種孟加拉文周刊）和《旅居者》（Prabashi，一種孟加拉文月刊）尤其受到鐘愛。外祖母午飯後在她非常喜歡的木床上休息時，下午多半在讀這些雜志，而且經常與我分享她讀到的那些文章。我不僅對這些文章中提出的論點感興趣，而且對它們非常投入。我的一些表兄不時前來看望我們，也想盡可能弄清周邊糟糕的事态動向。我與他們尤其是年長我兩歲的科孔哥（迦爾延·達斯古普塔）高談闊論；他經常在别人說話間隙插入自己更為“成熟”的觀點。坎迦爾舅舅送給我一本賽珍珠的《大地》（The Good Earth，出版于1931年），而我懷着一種病态的癡迷心态，慢慢地讀了她對一場饑荒的長篇小說式的描述。

一天，外婆給我讀了《旅居者》斯拉溫月（Shrabon，一個雨季月）号上一篇對“糧食問題”的分析文章。這期刊物應該是在1943年8月出版的。我後來核對過，我對這篇文章的真實内容的記憶是正确的。此文确實将糧食價格的上漲與城市地區由戰事導緻的額外開支及糧食采購量的增大聯系了起來，包括駐紮在孟加拉及其境外的軍人，他們在與離我們并不遙遠的日本人對峙，也需要消費糧食。《旅居者》對于戰事需要并無異議，但質疑當局對由戰事造成的苦難（包括戰事對糧食價格的影響）完全視而不見，結果毀滅了農村窮人的生計。

五

難道在威斯敏斯特的英國議會沒有讨論這場饑荒造成的災難嗎？直到1943年10月，這場饑荒行将結束之前，他們一直沒有關注此事。實際上，直至那時，他們一直小心翼翼，不讓英國公衆知道有關那場饑荒的消息。這樣做之是以至關重要，是因為盡管印度遭受的是專制帝國的統治，這種治理卻是受制于英國的職能民主制的。在達卡和聖谛尼克坦，這一沖突是人們在交談中特别喜歡提到的一個話題。我的身為共産黨黨員或親近共産黨的親戚，對信任無能的“資産階級民主政體”的想法持嘲諷态度，而由于蘇聯在戰争中與英國人的合作（在斯大林于1941年6月徹底轉變之後），他們的反殖民主義思想變得更加混亂。其他人，包括甘地信徒、印度國大社會黨人、蘇巴斯·錢德拉·鮑斯（第九章将會對此人多所落墨）的追随者等，則将英國議會的不作為歸咎于一項政策選擇，而不是他們在應對孟加拉饑荒這樣大規模災難時固有的無能為力。我覺得，這些論點非常有趣，但很難把它們梳理清楚。四十年後，我總會想起自己曾經呆若木雞地坐在起房間的一個角落裡，試圖确定舅舅和姨媽中哪個在争論中“勝出”。

然而，事實是，孟加拉在遭受一場饑荒的重創，而自十八世紀（英國人統治孟加拉的開端）以來，這裡還沒有發生過如此嚴重的饑荒；盡管如此，無論是在威斯敏斯特的英國議會，還是向來活躍的英國報紙，都沒有充分而廣泛地報道或讨論這場饑荒。 實際上，令人驚異的是，英國公衆居然被蒙在鼓裡。正如我在上文所說，發行量高的孟加拉文報紙受到當局審查（以避免在世界大戰進行期間出現有害傳聞），而加爾各答的英文大報《政治家報》（The Statesman由英國人所有并由一個忠實的英國人伊恩·斯蒂芬斯主編）卻為了維護戰時團結而主動選擇了一項避而不談這場饑荒的政策。不過，該報确實發表了一些有關饑民慘狀的照片，但沒有評論或說明。

直到斯蒂芬斯于1943年10月挺身而出，這場新聞封鎖才告終結。直到那時，英屬印度政府強加的報刊審查制度，再加上《政治家報》的沉默，一直阻礙了新聞界對孟加拉的饑餓與饑荒問題的大規模讨論。盡管存在政治上的分歧，我的同堂家庭的所有成員（他們包括民族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共産主義者和自由民主黨人）卻一緻對壓制有關時事的新聞與分析表示了出離的憤怒。

六

1943年，戰事持續并激化，糧食價格的上漲越來越快，不但受已經增長的經濟活動和快速增大的市場需求的驅動，而且受恐慌和對市場的投機性操縱的推動。大米價格繼續迅猛上漲，一直持續到8月份（我在上文提到了這一點）。此時的米價已大約是1942年初的五倍。當然，我當時并不知道有關數字，而《旅居者》《祖國》及其他孟加拉文期刊對那些數字也語焉不詳。可是，它們确實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來吸引讀者關注普遍的事實，了解漲價的原因和後果以及漲價對饑餓擴散的影響。它們也批評了英屬印度政府在處理戰争遺留後果造成的物品匮乏時的不作為。

像幾乎所有饑荒一樣，1943年的孟加拉饑荒是一場以階層為特征的災難。出自比較富裕家庭的人，包括我的同堂家庭成員或學校同班同學的家人，都在這場奪去了數百萬人生命的災難中幸存下來，無一遇到任何困難。當然，每個人都對糧食價格上漲憤憤不平，但相對富裕的人并沒有被推到饑餓的邊緣。

七

1943年10月初，饑荒處于最嚴酷階段時，我随父親前往加爾各答數日。他在那裡有公幹，而我在上一年12月曾在加爾各答度過一段非常有趣的時光，因而也想再看看這座大城（盡管日本人的炸彈落在了遠處的吉迪爾布爾碼頭）。可是，此時看到的加爾各答已經全然不同，令人恐懼。所有的街道上都是饑腸辘辘的窮人，而我則是平生第一次見到因為饑餓而實際上已經奄奄一息的活人。 在城市的不同地區有供應食物的安排，是由私人慈善機構組織的，确實提供數量有限的食物。所有這些施舍食物的場所在同一時刻開門，是以無人可以吃完一家又去吃另一家。饑民為了得到隊列截止号之前的一個位置而互相打鬥。

這場饑荒導緻人的道德淪喪。這是由困境造成的，非人力所能控制。饑民推推搡搡，争先恐後，讓人難以看下去。可是，我盡管還隻是個十歲的孩子，卻能了解這一現象在當時境況下是不可避免的。

這場孟加拉饑荒的夢魇讓我下定決心去盡我所能防止饑荒再度發生。當我把這種想法告訴學校的一位老師時，他微笑着贊許了我的志向，但也力促我“面對現實”（這是他的原話）。他說，饑荒是幾乎不可能消滅的。到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我懷着希望開始分析饑荒問題，以圖找到一種解決之道，至少也要對局部饑荒預防有所裨益。那時，我記起了我與老師的那次令人沮喪的交談。

—End—

本文選編自《四海為家：阿馬蒂亞·森回憶錄》，注釋從略。該文由出版機構提供，隻做推薦作者相關研究的書目參考，不得用于商業用途，版權歸原出版機構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