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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戰争中被遺忘的英雄左寶貴/每周五更新/廉克飛（撰文）|
上一篇：葉志超真的是平壤戰役失敗的罪魁禍首嗎？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77">第二十四章：糧絕無妄言 功過任評說</h1>
“彈盡糧絕”四個字無論對個人而言，還是對團體而言，這都是屬于陷入退無可退的絕境了。一個人或者一個武裝集體團在戰場上出現彈盡糧絕的危機時，隻能有三種選擇：以身殉國、變節投降、全力撤退。而葉志超選擇了後兩種，名為投降，實則撤退，可是由于安排不當，撤退變成了潰退，導緻清軍在潰退時傷亡1500多人。
是以評價“撤退”這一軍事行為時，清軍是否“彈盡糧絕”成為評價葉志超的因素，如果屬實，從道德層面來評價尚“情有可原”，如果謊報，那就更加罪無可恕！
前文已經說過，“彈盡”确實是實情，那麼“糧絕”是否屬實呢？我們撥開曆史的迷霧去一探究竟。
在1894年7月末8月初期間，盛軍、毅軍、奉軍以及東北練軍各部陸續進人北韓時，事機緊迫，為加快軍隊集結、出發的速度，類似軍火、糧食、辎重這類大宗物資，并沒有能夠随軍大量攜帶，主要留待後路陸續籌措後向前轉運。
甲午時期的中國軍隊，并沒有像日軍那樣是近代化後勤制度，日軍是沿途設立兵站進行運輸。而清軍依賴的是背後一套拖沓、 漫長的原始補給系統。盛軍等勇營軍隊，此刻雖然出現在對外的國防第一線上，然而他們不具有國家編制，并得不到國家後勤的支援，他們所依賴的物資、糧械都需要組建他們的地方省份自行籌措、供給。因而幾支軍隊雖然駐紮在同一座平壤城，背後的後勤補給卻是各自一套賬目，互相之間并不接濟。
此次出兵涉及境外，掌管着輪船、電報等近代化運輸、通訊手段的盛宣懷，理所當然地被李鴻章任命為總理後路轉運事宜，當起了北洋各支出征軍隊的總管家，将國内的各股後勤線，協調歸并到通往北韓這一條幹線上來。
從中國北方向北韓平壤運兵，運物資，距離最近、效率最高的線路，就是用輪船從天津、旅順等北方港口，直接橫渡黃海，進入大同江解除安裝。然而，豐島海戰後這條橫渡黃海的路線，被認為過于危險而放棄使用。北洋各路軍隊增兵北韓時，除了原駐防東北的奉軍、東北練軍可以直接從陸路運輸物資前往北韓外，駐防天津，旅順的盛軍、毅軍等軍隊，仍需要走海路，被迫采用的是由輪船從天津、旅順載渡，航行到鴨綠江大東溝卻載的路線。後來因為日本海軍活動日益頻繁，北洋海軍軍艦船隻有限，無法四處撲擊，天津、旅順至大東溝的海輸線，被縮短成隻運輸到營口，以此盡量規避海上風險。
素有洋務之城美譽的天津，還是當時北洋一帶重要的軍火、 物資集散地。為供應派朝軍隊，除各支軍隊組建地提供供給外，李鴻章憑借自己的關系，通過各種管道從各地購買、借用西式武器以及補給物資，起初也是通過這條海上之路運道，盛宣懷考慮到運輸的安全性、進一步“改良”北洋沿海運輸線，改成從天津用輪船将物資首先運到旅順，再解除安裝，過駁到雇傭的百姓木船上，由這些采用風帆或者小拖輪施帶的民船，沿着日本軍艦無法進人的近海淺水，運往大東溝。以盛軍的一次物資運輸為例。
1894年8月16日包括糧食、軍械等物資自天津新城用輪船運載出發。18日到達旅順，因為民船一時沒有雇齊，看押物資的盛軍軍官又出不起高價，隻能解除安裝堆積到旅順，直到9月初才部分運到鴨綠江畔的義州，單程竟耗費半月之久。
天津、旅順、東北等海陸路運輸的物資，抵達鴨綠江畔後，還需要再雇傭鴨綠江一帶的民船幫助渡到對岸的北韓，江邊的城市義州成了各路中國物資的彙聚之地，盛宣懷就近設立義州轉運局幫助照料，由接收物資的各支軍隊自行派人到義州運往平壤。義州通往平壤的道路崎岖難行。運力主要依賴雇傭的北韓牛車，行進速度緩慢，加之9月10日左右日本陸軍就已經包抄向平壤後路、威脅到陸地運輸線。因而駐平壤的一些軍隊，從出征到平壤潰敗，期間通過這條低效的補給線僅僅隻獲得過一次補給。
從後來日軍在鴨綠江之戰繳獲的戰利品情況分析。因為清政府長年不修武備，地方财力又無力維持大規模的近代化戰争物資儲備，是以當大戰臨頭，在義州堆積成山的待運物資裡，槍炮彈藥所占的比重并不大，從這一點來說落後的運輸并不是造成軍火短缺的直接原因，但葉志超所說的“糧完”，主要原因卻是出在這條運輸線上。沒有彈藥，會嚴重削弱一支軍隊的戰鬥力，沒有糧食，則幾乎會斷送這支軍隊的生命，尤其是對于當時士卒們而言，他們并沒有太多崇高的理想，他們當兵的目的就是純粹為了養家糊口吃飽飯。
協調各路後勤運輸的盛宣懷與各處的公文往來中不乏軍糧運輸的細節，通過逐一分析這些檔案，我們不難理清平壤駐軍的糧食供應情況。
盛軍出發後，統領衛汝貴的兒子衛本良在天津老營于8月初備要300 石大米作為首批軍糧。16日起運，9月初到達義州。旋即因為義州通向平壤的路上，已經出現日本軍隊前哨蹤迹，這批軍糧陷入積壓狀态。直到平壤之戰結束多天後，9月21日義州轉運局彙報軍糧存量時，仍然還在義州，“義州盛軍糧台實存三千餘包”，葉志超率領的直隸練軍和武毅軍是最先進人北韓的中國軍隊，牙山戰敗後，辎重糧草幾乎遺失一空，退到平壤時幾乎沒有任何補給。8月27日，補充葉志超軍的200 石大米從天津用輪船啟運，9月9日左右運抵義州，和盛軍的軍糧遭遇同樣命運，顆粒沒有運到平壤。
馬玉昆統率的毅軍是平壤另外一支主要駐軍，由于原駐地就在旅順，不需要像直隸軍隊一樣把糧食通過輪船運過渤海，是以毅軍軍糧可以直接從旅順雇民船運往大東溝。雖然在盛宣懷主管下的招商局船運記錄中查不到蹤迹，不過平壤戰後在義州轉運局裡也堆積着100石毅軍的軍糧，聯系赴朝毅軍總數隻有4營的情況，由此大緻可以判斷，這1000石也是毅軍的全部補給軍糧，并沒有運到平壤。
唯獨有軍糧運輸成功記錄可尋的是左寶貴部奉軍，8月28日奉軍冒險使用舟船從義州解運到了一批軍糧，“奉軍米糧由義州裝船運平壤，走八天，甚平安。”駐守平壤的奉軍包括左寶貴奉軍和奉軍靖邊軍兩部，共六營兵力，所解運的軍糧大緻的2000石規模。
總數約7000石的軍糧堆積在義州無法前運，平壤城裡的大部厘清軍除了出征時自行攜帶的軍糧外，沒有得到後方運來的任何補給。面對嗷嗷待哺的上萬軍隊，統兵大将葉志超隻得商量北韓地方官幫助就近籌措。北韓北部土地貧瘠，人口稀少，重鎮平壤不過隻有兩萬人口，要為一萬多中國軍隊組織軍糧，難度之大可想而知。軍糧吃緊的窘迫境況中，清軍不再挑剔，無論小米、玉米，隻要是糧食都一概接受。
平壤之戰後，日軍統計的戰利品清單中，記錄到繳獲的軍糧種類五花八門，共有大米2600餘石，未脫殼的稻谷302石，大麥4石，粟米817石，小麥317石，玉米102石，這也印證了平壤清軍後期軍糧供應主要依賴自北韓當地的情況。
盡管得不到自己後勤系統的軍糧供應，但按照清代1石約折合50斤來計算，日軍俘虜的各類軍糧總和有約20餘萬斤，以平壤守軍兵力1萬5千人粗算，這些糧食還可以勉強維持十餘天。不過，日軍統計的戰利品數字不僅指在平壤城中虜獲的數字，而是整個平壤戰役期間繳獲的數量，不能簡單視作是平壤清軍潰敗前的儲量。平壤大戰三天前，1894年9月12日，李鴻章接到葉志超萬分緊急的電報。因在平壤“百事創設，心力交瘁”陷入病中的葉志超，報告了一樁極為危急的軍情。北韓鹹鏡道地方幫助籌措的軍糧，11 日在大同江内被日軍全部擄走，“現五大軍隻存軍糧數……後路轉運，至今未到。”在日軍檔案中，這消息得到完全證明，月11日日本第五師團主力在大同江上遊，即成鏡道來路方向俘獲了25艘船隻。以1艘船載運100石計算，扣除去這批根本沒有送到平壤城内的軍糧後，9月15日大戰當天平壤城内的軍糧數目隻有1600餘石，約8萬斤，僅夠軍隊勉強維持一周左右，如果算上城中兩萬居民也要求食，則僅夠維持三天左右，足令人觸目驚心。在後路轉運無望，周邊北韓地方籌糧又無法運至，城中僅僅剩下夠軍民維持幾天糧食的情況下，平壤城的的确确已經“糧盡"。
總攬全局，“彈盡糧絕”确實是葉志超面臨的殘局，其他方面勿論，隻說此點，誠無欺人。一場戰争的勝負之後，總有人被旌揚，有人被貶斥。如同黃遵憲在詩裡所說：一夕狂馳三百裡，敵軍便渡鴨綠水。一将囚拘一将誅，萬五千人作降奴。
平壤之役後，清廷诏谕革葉志超之職，李鴻章奏請留營效力，清廷不準。次年解送京師，經刑部審判，定斬監候。這就是“一将囚拘”。光緒二十六年，赦歸。光緒二十七年，病死鄉裡。
而衛汝貴罪責嚴重，清廷将其革職逮問。李鴻章為其說情，未成，後械送京師。1895年1月16日，清政府釋出上渝：“衛汝貴平日待兵刻薄寡恩，毫無限制，此次統帶盛軍，臨敵節節退縮，贻誤大局，并有克扣軍饷，縱兵搶掠情事，罪狀甚重，若不從嚴懲辦，何以肅軍律而儆效尤？衛汝貴著倚律論斬，即行處決”。一月十六日被斬于北京菜市口。此即是黃遵憲所言“一将誅”。
甲午戰争還在繼續，但是左寶貴的故事已經拉下帷幕，左寶貴的尚有幾房夫人和後代子孫，他們在清末、民國以及新中國的建設中也曾熠熠閃光，後面幾章我們将陸續給大家滄海撷珠，看一看左寶貴後人那些傑出的成就和事迹，左寶貴的愛國精神仍舊流淌在根植在他們血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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