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元代江南士人的研究，是元史学界长期以来的一个热点问题。无论是从宏观方面的把握，还是具体个案的探讨，抑或士人群体的考察，均取得了非常丰富的成果吗？
«——【·社会的中下层·】——»
在“江南儒士的处境、地位、家族与科举、社会网络、仕宦等方面”，均有比较深人的探讨，“一些关于某一特定地区的江南儒士的个案研究以及某些特定儒士的个案研究，同样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
元中期江南士人尤其是中下层士人中，任士林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位。目前学界关于任士林的研究，最重要的成果是张利军的硕士学位论文。
石勖言《元代杭州宗阳宫文人群体考述》是涉及任士林的比较重要的一篇论文文章对活跃于元大德。至大年间杭州宗阳宫文人群体进行考述，指出这个群体的核心人物是杜道坚、赵孟频和任士林。
任士林的心态变化作为考察对象，并将其与所处时代联系起来，进一步窥视以任士林为代表的元中期江南士人的精神世界，以期对元代江南士人的研究有所助益。
《任士林传》的内容十分简要，主要介绍了任士林所著《中易》的成就：从元至清，历代文人对任士林亦多有褒扬任士林的好友赵孟频称其文“沈厚正大，一以理为主，不作廋语棘人喉舌。”
而含蓄顿挫后至元三年（1337），邢泰在他为任士林文集所作的序言中，称赞任士林明初人胡俨称。清乾隆时期，清人王家振在《松乡文集后序》中也称誉，帅初指戴表元，牧庵指姚燧，道园指虞集。
三人均为元时名儒文章大家。在王家振看来，能与戴表元齐名，开启姚燧、虞集先声者，正是任士林。由此可见，任士林亦元中期一名儒也，全祖望所谓四明宋元五家殆非虚言。
除了以上称赞之外，四库馆臣亦指责任士林所撰碑志，可见，后人对任士林并非全是赞美之词，也批评其有刻意模仿、矫枉过正之弊病。至元十六年（1279）南宋最终灭亡，元朝完成了统一。
至大年间，郝天挺推荐他做安定书院山长，他未及赴任免卒，可见他一生未仕元朝。作为一位在南宋生活了20多年的宋遗民，又在新朝度过了大半生的江南需士，任士林一生的心态十分复杂。
徐子方将元代文人的心态史划分为三个阶段，以鼓吹汉法、变革陋俗为中心的文化反征服和以淡化传统投身世俗寻求人生新价值选择。这是第一代文人的心态表征。
第二代文人的心态是，南北文人由于接受传统的不同，面对元王朝作出了不同的人生选择，以及由于统治者的政策重心向着钳制汉人的转变而导致的痛苦和矛盾。
第三个发展时期，则是元仁宗重开科举以后元代文人形成的比较统一的价值取向。如果以上述三个阶段的划分来看任士林的话，他更符合第二阶段的文人心态。
这一时期，元朝已完成统一，但尚未开科，同时对江南士人采取钳制政策。在这种不被信任和难以重用的时代背景下，任士林既不愿做对抗新朝进行文化反征服的抵制派
但他又不甘于做一个碌碌终生，一生无所作为的宋遗民，同时他又清贫困苦，时时需要为生计筹谋。因此，他的一生内心充满了苦闷、惆怅、矛盾和挣扎。
«——【·文人心态·】——»
任士林有很浓重的宋遗民情结。他在南宋生活了将近半生，不能说对胜国毫无感情，更何况元初停废科举，从任士林的交游圈来看，交往者基本以南人为主，蒙古人和色目人极少。
任士林很推崇此二人，而他们均是宋遗民，文集刊刻时将谢与吴思齐排在最前面，显然与任士林对待他们的态度有关，谢曾跟随文天祥参加抗元斗争。
宋亡后隐居不仕任士林以鸟作比响，抒发了谢翱亡国之后的悲痛，吴思齐于宋亡后隐居浦阳，自号全归子。有人劝他出仕元朝，赖不与世接，独婺方凤闽谢翱、方焘友善。
与任士林关系比较密切的杜本、杨载、刘汶等人，虽然都不是宋遗民，但对亡宋均有着深厚的感情。杜本是元代有名的隐士，武宗、文宗、顺帝时多次征召，均不就任。
他在给任士林文集所作的序言中，说明杜本曾追随南宋遗民问学而任士林正是他请教的遗老之一，并且杜本与任士林的关系十分亲近。杨载诗歌悲壮慷慨，歌颂宋末抗元的谢枋得等人的忠义事迹。
刘汶是南宋中兴名将刘锜后裔，所撰诗文豪迈激昂，深得任士林赏识。可见，任士林对谢翱、吴思齐的推崇，与杜本、杨载、刘汶等人的友善，都是其遗民情结的流露和体现。
正是因为任士林的这种遗民情结，至明代后期，他甚至被人塑造为绝不什元的忠义之士。当然，这只是邬鸣雷、蒋学镛个人对任士林的描写和塑造，而现实中的任士林。
随着元朝在江南地区统治的日渐深人和自己抱负的难以实现，他的内心充满了矛盾、苦闷甚至抱怨，而这种心态是他对仕途和功名依然充满了期许和憬的反映。
尽管任士林有比较浓重的遗民情结，但他的后半生又是在元朝度过的。与那些追随文天祥、陆秀夫等抗元的南宋士人，或者在南宋获取功名的士人相比，任士林对南宋的感情要淡漠得多。
到了元朝中期，随着时间的推移，老一辈宋遗民的逐渐故去，易代之际的江南士人对元朝则多了一份期盼和逢迎。作为其中一员，任士林也不例外。
任士林虽然十分推崇追随文天祥抗元的谢翱，但在《谢翱传》中，他并没有任何批判元朝统治者的话语，显然是有意识褪去了自己遗民情结中的色彩。
显而易见，他并不想得罪朝廷，相反，他对仕途还是抱着积极争取的态度，不仅是歌颂元朝统治者，即便是他在歌颂忠义气节之事的同时，也能话锋一转，不忘赞美当地的官员。
至大元年（1308），咸阳王赛典赤·赡思丁之孙，时任江浙行省平章的乌马儿受命海运粮食接济大都，为纪念这一功勋，任士林先后写了两篇文章
这两篇文章，任士林是应乌马儿之邀而作，这才提出了请他撰写碑、记的邀请。因此，在碑铭中，任士林不仅称颂乌马儿海运粮食的功劳，还历数乌马儿的各项政绩。
任士林曾立志不出里间，以求无愧于乡人，但最终还是违背了自己的诺言。在大德中后期.受到元朝在江南求贤的影响，以及自己与江南文人交往的鼓舞
任士林离开家乡奉元，前往当时南方文人聚集交游的中心、亡宋故都杭州。这是任士林一生中所作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抉择，也是他心态变化的一个重要体现。
«——【·结语·】——»
大概任士林对自己在家多的前途已然失望，所以决定到充满机遇的杭州放手一搏，或许能谋取一官半职，或许可以谋到一份差事，或许可以提升自己在江南士人中的声望和地位
种种机遇都可以改变自己困踬落魄的窘状。从奉化到杭州，任士林显然是对自己命运的不甘和挣扎，是为自己前途所作的努力和进取。
信息来源：
《任士林及其《松乡先生文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