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丁玲的创作生涯与中国近现代革命、思想与文学的现代性进程有着密切联系，她的生命轨迹与中国女性在解放道路上的缩影交织着。丁玲自始至终以现代女性的姿态将自己的生命体验与女性经验付诸文字与思想，塑造了一大批女性人物形象：觉醒的五四女儿梦珂、莎菲，在革命边缘生存的美琳、玛丽，从事革命工作的三小姐，处于革命体制中的贞贞，陷于阶级斗争中的黑妮等。表面上看是社会机制的不完善、革命体制的规约、阶级斗争等对女性造成压迫，给女性解放带来阻力，但丁玲自始至终为读者展现了一条男权中心主义的线索，不管披着何种外衣，男性主体的男权意识始终是压迫女性的最直接的武器。在对女性主体性的积极建构之外，丁玲对男权的解构、揭露与批判构成了丁玲思考妇女解放问题的另一个支点。
关键词：丁玲；男权文化；妇女解放；女性形象
丁玲作为五四以来现代文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星，在历史进程中激荡沉浮。她以女性特有的敏锐敏感心理，以热情却又充满狐疑的眼光审视着女性灵魂，在充满压抑的环境中以呐喊的姿态叫出“爱”与“性”两者都要的“反逆”话语，以“表现心灵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1]登上文坛。在丁玲的海量研究中，对于丁玲笔下的女性人物序列研究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就产生了一系列诸如“从莎菲到杜晚香”模式的研究，该研究集中于勾勒20世纪中国妇女前进的轨迹，挖掘不同时期女性人物的文化内涵，尤其是近年来学界对左翼文学、革命中国的关注，借丁玲笔下的女性讨论女性与政治／革命的纠葛成为新话题。需要指出的是，女性问题的提出最根本上还是来自与之构成对话的男性命题。以丁玲创作中的女性群体讨论妇女解放问题，男权正是不容忽视的要素之一。在已有的研究中，《男权文化的反讽——试析丁玲小说〈夜〉》[2]指明了丁玲对革命干部中男权中心主义的讽刺；董炳月的《男权与丁玲早期小说创作》[3]详细分析了丁玲早期创作(20世纪20年代）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在男／女二元对立的视角中揭示丁玲以“逆向性别歧视形式”构建女性的生活、思想图景，揭示了男权在丁玲创作中的作用；也有部分研究从丁玲小说中的男性形象出发回应这一问题，但整体上对丁玲妇女解放问题与男权关联的论述还不够充分。本文力图展现丁玲在时代进程中对女性命运的关照，从最初尝试掀翻父权社会下的男女不平等，到在荆棘中寻求构建女性平等新秩序的途径，展现女性在历史长河中寻求自身解放的艰难历程，并在此基础上探究丁玲在中国革命进程中对妇女解放问题与男权问题的潜在思考。
一
五四浪潮下的男权社会及“新男性”的缺失
自父权制社会建立以来，以男性为主导的男权文化成为人类社会的主流文化。“它们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与文化积淀中不仅建构起普遍而恒定的社会形态，也建构起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不仅影响着人类的经济活动、政治行为、日常生活，也制约着人类的一切精神创造。”[4]在中国传统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男尊女卑的封建伦理道德束缚下，中国古代女性尤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些道德规范被当作合理的自然属性，在社会制度的规制下，于一代代家族繁衍中继承并巩固加强。在家国同构的男主内、女主外的社会分工成为自然常态后，生活在家庭中的女性意识不到自己是被压迫的那一方，她们的生存状态在历史延续中成为了历史合理性，造成的结果是以男性为主的权利无限的扩大和以女性为主的权利无限的萎缩。“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样对女性而言不合理的历史合理性，赋予了女性不合理境遇以历史合理的传统肯定，并使这种肯定经由细密的传统礼教成为传统女性的合理存在。男尊女卑的伦理传统便世世代代地内化为女性的合理生存意识及合理存在的内在结构。”[5]结果便是女性在历史发展中始终处于失语状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到来，人道主义、个性解放、妇女解放、科学民主……这些从国外引进的概念，先是唤醒了中国的有识之士，继而掀起一场妇女解放运动，女性主体由此得以彰显。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自五四以来女性解放虽提上议程，但它始终是男性注视下的部分解放。鲁迅在《伤逝》中触及过这一问题，在涓生的思想灌输和知识灌输之下，子君终于和原生家庭决裂，发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宣言，然而最后的结局却是子君从“出走的娜拉”转变为“家庭的娜拉”再而变成“回去的娜拉”。即使说女性解放的动力来自男性，而最后的阻力同样与男性脱不开关系，女性解放的关键不仅在于后续而起的女性思想解放动力不足，还在于男性个体及整个社会男权思想革命的不彻底。
呼吸着五四新鲜空气迅速成长起来的丁玲，在沉寂的文坛上以《梦珂》亮相，随后发表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更是冲击了寂寞的文坛，喊出了女性爱欲的追求，赤裸坦诚地向男权社会进行话语权的挑战。丁玲将自己的生命体验诉诸对女性命运的探究中，小说中的女性在孤寂的社会中寻找着生命的可能性，在历史发展中寻找个人生命的价值。丁玲在谈到自己的创作缘由时说：“我那时为什么写小说。我以为是因为寂寞，对社会不满，自己生活无出路，有许多话需要说出来，却找不到人听，很想做些事，又找不到机会，于是便提起了笔，要替自己给这个社会一个分析。”[6]12处于青春躁动期的丁玲，目睹了社会的变动、人事的变迁，对人生道路上的种种遭遇和无奈只能诉诸文字。丁玲将自己的人生体验倾注在女性身上，通过对女性处境、地位、环境的审视来进行女性身份上的确认。
《梦珂》是丁玲以自我经历为原型创造的第一篇小说，初刊于叶圣陶主编的《小说月报》18卷12号。梦珂是走出家庭寻找出路的女性，她身上具有新女性的气质，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规训中冲破男性藩篱，不断探索新的道路。梦珂将自己的一腔热血付诸生活，但面对“污浊”的城市生活，梦珂只能从对遥远家乡的回忆中寻求心灵的慰藉，对老仆人幺妈的善良，三儿、四儿的纯真美好更加怀念，她在回去与留下间徘徊。随后在父亲来信中得知要婚嫁后，梦珂对家乡的想象幻灭，最后的退路也将失去，她只能在城市中继续找寻自己的出路。可迎面而来的社会现实是，新生的女性一步步走向历史的深渊。她在前进的路上陷入矛盾，一面是“繁华”带来的不安，一面是迷茫带来的忧愤。在人群中展览自己，梦珂像是受到了极大侮辱，她想要保持独立却又不得不周旋于各色人物之间，她拒绝暴露于“一群挤眉弄眼的男子”中，却被一群看似亲近却虚伪做作的人包围。
新式教育与时代环境激发了梦珂重视与实践女性自身存在意识的本能，却没有产生继续“发展”的空间和条件。生存处境与女性觉醒意识始终处于矛盾中，梦珂因找不到两者之间的平衡点而焦灼。姑妈一家，唯有表嫂是“繁华纷扰”下的清醒者，她意识到自己作为女性的悲剧命运，是旧时代的牺牲品，而她仍选择承受这无边的黑暗，在仅有的抱怨中度过终生。她从旧杂志上看到有关女性问题时，有着同情与思考：“我说是对的，尤其是讲到旧式婚姻中的女子，嫁人也等于卖淫，只不过是贱价而又整个的……”[7]28这是20多岁的表嫂对自身遭遇、处境的审视。“可是有时，我竟如此幻想，愿意把自己的命运弄得更坏些，更不可能收拾些，现在，一个妓女也比我好！也值得我去羡慕！”[7]29清醒的认识之后是对现实的失望，把应该实现的生活当作不可能实现的“幻想”。对于表嫂发表的言语：“梦珂听了这些从来未听过，如此大胆的，浪漫的表白……不禁大骇。”[7]29这种在思想与精神上的深刻洞察，还未能于梦珂心上留下痕迹。在看清表哥晓淞、图画教员澹明等人正直外表下虚伪的本质后，受到愚弄的梦珂选择了逃避。逃出虚伪公馆只是消解了表面矛盾，背后的根源依然顽固不动，梦珂可能会走投无路，于是结局便是“她是直向地狱的深渊坠去”。梦珂终究成了男性审视的“物体”，她被当作一件商品展示在形形色色的眼光中并进行明码标价。梦珂在这种纯肉感的社会中消磨着精神，她还没意识到这条明星之路只是再一次将她置于了囚笼之中，依然是依附于男性的玩偶，在没有取得与男性拥有的同等话语权和权利时，“女性是一个整体中的一半，但是强烈地依附着另一半，虽然在这一整体中是彼此互相需要的”[8]。
与梦珂一样体会着梦醒了无路可走的悲哀的是莎菲。莎菲在日记中尽情记录自己对情与肉的热烈追求，她将自己精神和生理上的追求直白吐露，在行动与思想上保持一致。莎菲对一切人和物都保持着怀疑和不亲近的态度，身边的人（父亲、姐妹、朋友）“都盲目的爱惜她”，而莎菲却只想“有人懂得我”。莎菲处在无限的焦虑与苦闷之中，她想逃离这个社会却又不得不生存其中。她努力寻求精神和心灵知己，想要找到能够引导她、支撑她的人，对待一切旧的、封建的想法全部摒弃，她想要灵魂与肉体上完美结合的男性。以前的男性享受三妻四妾与处处留情的权利，现在角色转变，丁玲赋予笔下女性尽情追求情欲的权利，她们意识到“我是我自己的”。对于莎菲来说，苇弟是“爱我”的，凌吉士是“我爱”的。苇弟给莎菲苦闷的生活带来一些陪伴，却给不了莎菲性欲上的想象，他像是生活中的“必需品”，是莎菲在情感上的保障；凌吉士是激荡莎菲少女心的“美男子”，是莎菲生活中的“奢侈品”，面对凌吉士有魅力的外表，莎菲陷入欣赏爱慕之中。她看清了凌吉士绅士外表下卑鄙的灵魂后，仍然愿意在凌吉士身上实现自己的爱欲。莎菲这些“大胆”的行为是几千年来对女性规约的一次彻底反叛。在追求灵与肉的过程中，莎菲经历着长期的痛苦，社会中男性的虚伪与无用注定莎菲的追求是失败的。同时，莎菲在寻找个人出路上也进入了迷茫期，身边的一切都是毫无把握的，她有的只是够她玩品的生命。
正如鲁迅先生所讲：“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9]与敏锐地感受到时代风气并被之唤醒的新女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多数还在沉酣不愿醒来的“旧”青年。敢于走出家庭主动追寻个人生命价值和探寻生命道路的梦珂、莎菲呼应着1920年代女性解放的召唤，但是梦珂、莎菲身边的男士是什么样的呢？丁玲在小说中塑造的几个男性形象大多还染着旧时代的风习。梦珂身边的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玩弄感情的表哥晓淞、图画教员澹明，而两人一个是接受了西方新式教育的青年，一个是教员，丁玲的这种身份设定明显带有几分反讽。莎菲身边的男子是柔弱化的乞情者苇弟、异化的诱惑者凌吉士、平庸化的失语者云霖[10]，显然，他们都不是理想的爱人，丁玲由此向读者展示新女性自由恋爱中遭受到的不仅是男权的压迫，还暗含着五四浪潮中新男性缺失的现实，同时对男权的解构也内在于男性人物塑造的构想之中。
丁玲在谈到莎菲等女性时说道：“她们要同家庭决裂，又要同旧社会决裂，新的东西要到哪里去找呢？她眼睛里看到的尽是黑暗，她对旧社会实在不喜欢，在这个社会中的人她也都不喜欢，不满意。她想寻找光明，但她看不到一个真正理想的东西，一个真正理想的人。她的全部不满是对着这个社会而发的。”[11]当然，新女性苦苦追寻找不到出路，不单单是对自由恋爱中恋爱对象男权中心的反抗，又跟整个社会的组织结构密切相关，即社会的整体还是在男权中心思想主导下运作。梦珂的几次走出去最后也没能逃脱被社会中的无名男性群体注视的遭遇。莎菲虽然能够抵抗身边的三个男性，但相对于整个男权主导的旧社会，其结局也只能是“悄悄地活下来，悄悄地死去”。
丁玲通过各种途径寻找女性在社会中的出路，探索鲁迅提出的“娜拉出走后怎么办”的问题。追求独立生存却一次次陷于男权社会中的梦珂，追求精神与爱欲结合却孤立无援的莎菲，《暑假中》脱离集体找不到心灵归处的一群女性恋者……这些女性生活在男性秩序维持的旧社会的边缘地带，她们随着历史的沉浮而行动，极少能够把握住自己，于是当她们进入到革命场域后又面临着似曾相识的境况。
二
革命话语形态下的男权及其对女性的重塑
在20世纪30年代革命呼声高涨的背景下，革命青年走上街头，在革命与恋爱的纠葛之中做出艰难抉择，女性在变动的社会中的位置也发生稍许的松动。对于丁玲而言，其思想向“左”转并不是有意为之或是“不得不”的态度，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丁玲在青年时代经历着革命的“余波”，却始终未能处于革命的热潮中。直到后来丈夫胡也频在国民党的残害下牺牲，丁玲才真正地意识到革命才是带给人希望的所在。丁玲这时的作品开始触及社会大众，表现社会的方方面面，知识分子与农民、城市与乡村、个人与革命……她将自己的一腔热血与对现实的孤寂苦痛转化为革命的动力。《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一、之二）《某夜》《一天》《田家冲》等都是丁玲创作转向的尝试之作。自觉响应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号召，创作要“必须注意中国现实社会生活中广大的题材。尤其是……分析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描写广大群众的数量的被压迫和被剥削的痛苦情境”[12]。对于组织的号召，丁玲积极响应，但她没有采用宏大的视角切入革命，而是在细微处审视革命的进程。这时期的丁玲将女性书写隐匿于集体之中，却又时时露出“端倪”。关注女性生存状态，描绘女性经验是她由表现“小我”到“大我”始终坚持的立场，也是丁玲作为女性的独特使命。
《韦护》《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一、之二）是丁玲创作转向的尝试之作。1980年丁玲在《序〈丁玲自选集〉写给香港的读者中》提道：“《一九三〇年春上海》是我参加左联后向读者的献礼。当时我很想描绘知识分子在大浪潮中的彷徨、苦闷、挣扎、斗争、前进和颓废。”[13]无论是韦护、丽嘉还是子彬、美琳、玛丽、望薇，“都普遍地困扰于自我个体生活与外部政治现实的多重关系的纠结之中，并由此完成了新知识青年从内心自我的体验和感知到关注现实世界的艰难过渡”[14]。两篇小说塑造了生命走向与追求完全不同的两位女性。美琳在子彬打造的温室里生活着，她只是作为子彬寂寞人生里的精神温存或是一种占有的享受，美琳在日复一日的虚度中，感受到生活的寂寞、无聊、无意义；若泉在群众运动中表现出的活力，“那种稳定，那种对生活的把握”，带来外面的“消息”。在对若泉与子彬两者的处处对比中，她开始审视自己所处的位置，思考人生意义。“她要在社会中占一个地位，她要同其他的人，许许多多的人发生关系。她不能只关在一个屋子里，为一个人工作后之娱乐。”[7]281美琳要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尽管这个过程很艰难，但她终究是踏出了寻找个人社会价值的一步。《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二）对（之一）人物行为进行了调转。望薇是革命者，但在爱情与革命中，似乎没有两者间的平衡点，只能是二选一的选择题。望薇面对情爱与事业陷入了纠结与矛盾，最终选择了革命。玛丽是城市小姐，她钟情地享受着物质生活带给她的一切。但无论是革命者还是个人主义者，丁玲都没有给予谴责，她正是通过笔下各色人物描绘出真实世界的参差。
转向期丁玲塑造的人物形象明显要比“莎菲们”逊色，但这正是丁玲探索女性生存的又一条道路，她们开始在集体中寻找人生价值，不再困顿于狭小的个人天地，但女性的身份依然未能逃过男性主体的审视。在革命的浪潮中，美琳似乎有机会在若泉的指引下接近革命，但是总觉得恋人子彬“在无形中处处在压制她。他不准她有一点自由，比一个旧式家庭还厉害”[7]281。而本就是革命者的望微对爱人玛丽，也产生诸如“只是玛丽不是一个乡下女人、工厂女工，或中学生，如果那样，他可以领导她，而她听从他……”[7]381的思想。社会似乎为女性留出了道路，但是在丁玲的描述中，无论是文艺青年还是革命青年，恋爱中的女性仍处在被潜在的男权意识压抑、支配的处境中。
值得欣喜的是，转型时期的丁玲塑造了女性革命者形象：三小姐。《田家冲》中的三小姐是革命群像中的一员，只是在三小姐的身上看不到女性所拥有的一切特质。作者将儿时的三小姐和参加革命后的三小姐进行对比，似乎是一接触到革命，女性就成为和男性一样不再区分性别属性的同类人。在幺妹的视角下，儿时的三小姐“多么体面，多么温柔的一个姑娘”“她有一个好看的、可爱的面孔，和一条人人都羡慕的发辫”，而现在幺妹眼中的三小姐“这不是她所想象的，完全不是，她穿着男人的衣裳”“她一点不矜持，不华贵，而且不美好。她不像一个小姐，或是一个仙女”[7]374。
三小姐因为参加革命而被送到乡下，乡下在作者笔下被描写成一幅田园画卷，远离革命浪潮，乡下人家艰苦却知足地生活着，没有感受到被压迫被剥削。三小姐的到来，使这个家庭掀起了微波，为大哥与姐姐对未来的懵懂拨开了云雾。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三小姐作为故事的主要人物，作者没有表现她细腻的心理及女性在革命道路上艰难前行的体验，也没有对幺妹一家进行反抗压迫革命思想启蒙的具体描写，她似乎是串联描绘幺妹一家生活的“工具人”，而最后的结局也只是“草草牺牲”。
正如丁玲敏锐感受到的，加入男权秩序后的女性革命者，其女性特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没有性别的革命者形象。丁玲借幺妹之眼道出了革命于女性带来的潜在的改变。不再受恋爱中男性主体左右的女性走向革命似乎获得了解放，但是其在整个革命运动中的位置不仅仅是边缘的，也变成了被抽空了女性气质的人。
三
延安体制下对女性地位的再审视
进入延安体制的丁玲，经历了深入前线的革命实践，以更加饱满的革命激情投入到创作中，而独特的经历也使得丁玲得以深入思考女性在新的社会秩序中的地位变化。解放区相较于国统区呈现出一种崭新的社会状态，一系列政策的颁布，如同工同酬、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的提倡与实施，在极大程度上将男女之间的差异缩小，也使两性之间的矛盾最小化。但法律条文所规定的平等，忽略了男女之间自然属性的差异。丁玲身上蕴含着发掘女性内心缠灼与深渊的独特能力，不囿于在狭小生存环境所体验的个人经历，而是放诸天地之间。
《“三八节”有感》丁玲以在解放区的生存体验，回归到女性视角与心态审视女性在开放平等的解放区所处的位置，以女性经验对社会上存在的问题进行揭示与批评。“丁玲对解放区生活的认识，在当时可以说已经超越了社会生活的表层结构，超越了一个真挚的歌颂生活的层次，而达到了一种严肃的、纵深的、整体的历史意识。在人们还在为解放区生活大唱赞歌的时候，她已经在用一种挑剔的批判的眼光看待生活了，虽然我们还不能把这完全看成为作家的一种超前意识，但由此体现出来的作家深邃的思想穿透力和敏锐的洞察力，却是极为难能可贵的。”[15]解放区的女性是被认为“比中国其他地方的妇女幸福的”，但是在丁玲的审视下，这些妇女仍然是生活在男性营造的“公平的”环境中。“女同志的结婚永远使人注意，而不会使人满意的。她们不能同一个男同志接近，更不能同几个都接近。”[6]61“女人总是要结婚的，不结婚更有罪，将会成为制造谣言的对象，永远地被诬蔑。而离婚的口实，一定是女同志的‘落后’。”[6]63继而尖锐地指出女性“落后”的两种现实：一是结婚后被逼着做了操劳的回到家庭的娜拉，因无法参与公共事务而“落后”；二是有工作能力并且也能兼做贤妻良母的人，因十多年后的年老色衰而“落后”。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被离婚的“落后”女性，曾怀有凌云的志向，经历过艰苦的斗争，是女性解放的代表，但是已经解放的妇女如何又堕入到悲惨的境遇中？这一问题，丁玲至少指明了其一部分的症结所在———男权主义。
伴随着延安整风运动，文章的被批判，丁玲对男权的批判与反抗被上升到政治的高度。正如李陀、贺桂梅等分析的那样，毛泽东关注“中国革命”，丁玲关注的是“妇女解放”[16]。中国革命和妇女解放两者虽有共同的诉求，但前者指向民族解放、社会解放，在革命事业的规划中，前两者的解放是妇女解放的前提，而只有在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宏伟目标后，妇女才能得以彻底解放。此时妇女问题属于次一等的问题，当丁玲意识到革命中男权中心思想对女性造成的潜在压迫无法得到解决，继而将问题回收到女性自身。她真诚地告诫女性要“强己”，“第一，不要让自己生病。第二，使自己愉快。第三，用脑子。第四，下吃苦的决心，坚持到底”[6]64。回到问题本身，丁玲并非针对革命，其矛头所向还是隐匿于革命制度中的男权思想。
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在《我在霞村的时候》有所体现。贞贞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以随军妓女身份潜伏在日本军营中，为革命获取情报。这满足了民族革命的要求，但是对作为女性的贞贞而言，却遭受着压在女性头上几千年的精神诅咒。丁玲选择以身体为代价工作的女性革命工作者展开故事，不能说这没有丁玲对民族解放和妇女解放之间巨大缝隙的反思。贞贞在日本军营中作为被玩弄的对象，最后成为“病体”，而回到村中，依然承受着男权思想规制下的乡土社会的“看杀”。革命体制中女性所受到的“无声的压迫”在此被展现得一览无余。
延安整风运动使丁玲将对性别问题的关注转移到对民族解放的大业上去，但是对男权的披露与反抗依然或隐或现地表现在其作品之中。以土改实践作为创作题材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被认为是因政治政策号召，反映土改历史进程的一部小说，但它依然隐秘地延续着丁玲对男权问题的审视与思考。暖水屯在土地改革过程中，改革的形式和既得利益相互交织，使得每个人各怀心思。但就整部长篇小说，也表现了不同生存状态下女性的遭遇，她们有被丈夫视为用二十只羊换来的“骚货”的周月英；有被当众踢打衣不蔽体的赵德禄女人，也有积极参与革命建设却被丈夫埋怨的董桂花。从三人的生存状况来看，她们始终是男性的对比物，最后的结局是归降于男性话语中。丁玲描写这些女性在被打或被骂后的反映：董桂花对丈夫讽刺话语的回答是“那时答应他们做个啥捞子妇女主任，张裕民还给你说来，你又没说不赞成，咱横竖是个妇道，嫁鸡随鸡……”[17]87,周月英被打后“慢慢地安静了，她会乖乖地去和荞面，她做偏食给他吃”[17]67,赵德禄女人对待丈夫的行为只能无声地抱怨“一个夏天，都光着膀子的，他就不让人有件衣服”[17]65。这些女性对待革命的行为或有些许差异，却都服膺于作为一家之主的男性主体的思想控制之下，她们在长久的桎梏下意识不到个体的存在及其意义以及能否脱离男性而独立生存。丁玲没能在文本中给出答案，却将这一命题在李子俊女人的身上进行了尝试性的探索，即使整体的命运走向和结局规制在延安文学体制之内，却是作者在现实与理想的交错徘徊中的一种尝试。李子俊的懦弱、胆小怕事，将本在深闺的女人推在了最前方。于是，她作为“地主婆”成为被指责的一方，李子俊的“消隐”，使男女性别更加突出，她作为女性拥有的特质在男性的窥视中表现出来，“这原本很嫩的手，捧着一盏高脚灯送到炕桌上去，擦根洋火点燃了它，红黄色的灯光便在那丰满的脸上跳跃着，眼睛便更灵活清澈得像一汪水”[17]60,“嘿，谁说李子俊只会养种梨，不会养葫芦冰？看，他养种了那末大一个葫芦冰，真真是又白又嫩又肥的香果啦”[17]187。这些男人看到这些，对她充满了可怜与同情，忘了来的目的，地契便也留下了。革命的到来，给被剥削的人们寻求到实现自身权利的正当途径，但除开李子俊女人的阶级身份，女性依然在男性的审视下生存，至少在语言上要接受男性的“色欲”调侃，而地位低下的女性，仍最容易受到压迫和歧视。丁玲在男性的话语中窥见了解放的本质仅仅停留在物质方面，即使男人身处“国家政策精神领会学习”的最前线，也依然不能尊重女性并给予女性尊严。在阶级斗争话语下，丁玲对各色女性形象的处理并没有归于单一，她对她们饱含着同情，在男权思想挤压下的狭小生存空间里，毫不吝啬地展露出女性的生存状态，作家的职责不在于单纯勾勒出乌托邦的美好幻境，而是要在不合理场景中警示人们思考女性在新的环境下该如何归置自己。
丁玲用情最深的黑妮这一人物形象深刻地表现了阶级压迫话语下潜在的男权压迫。黑妮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属性使她成为“孤独者”：钱文贵把她当作能够嫁给干部换来稳定地位的物，程仁因害怕黑妮的特殊身份（地主钱文贵的侄女）影响自己“仕途”而远离她并保持着观望的态度。黑妮不仅要忍受钱文贵家的使唤和交易，还要忍受程仁逐渐远离的情感折磨。而进一步思考，阶级压迫最本真的面目还是来自根深蒂固的男权思想，钱文贵的政治投机，程仁的逃避迟疑，丁玲展现给读者的是两个只顾自身利益的自私的男性形象，在处理个人利益与情感关系上，他们只把利益放在首位。丁玲笔下的黑妮像一只受伤的羔羊，她天真而坚韧地等待着解救自己的人出现，结果不是人而是政策让她看见了光明。如果没有作者“向上光明”结尾的存在，那黑妮将如何在社会中自处，等待她的结局又将是什么？丁玲在革命看似正走向康庄大道的路途中，给人们指示出太阳下的阴影，对下层女性的生存表示担忧。在这里，丁玲不再是单纯的“呐喊者”，而是尝试在主流社会中建构女性话语，为争取男女平等新秩序提供了思考的空间。
丁玲是一位复杂的女性作家与革命家，她以超乎常人的视角结构小说，用整体的思维探究事物的深刻成因。她既是中国现代性过程文学革命的重要参与者，也是现代中国多元文学的构建者。她将独特的女性自我意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以建构文学，既在“五四”浪潮里汲取现代营养，又及时感知现代社会精神，以现代女性的姿态进入到文本创造中，为扩大女性生存空间不断努力着。她虽然不承认女权主义者的身份，但对于妇女解放问题的思考始终贯穿于她的文学创作中，而对男权文化的深刻反思和对独立女性的呼唤正是丁玲对中国妇女解放问题总结出来的不可多得的历史经验。
参考文献
[1]袁良骏．丁玲研究资料[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2]钱少武．男权文化的反讽———试析丁玲小说《夜》[J].江西社会科学，2003(3):109-110.[3]董炳月．男权与丁玲早期小说创作[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3(4):66-82.
[4]叶文振．女性学导论[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
[5]卢云峰．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专题研究[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6.[6]张炯．丁玲全集：第7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7]张炯．丁玲全集：第3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8]DEBEAUVOIRS.第二性：女人[M].桑竹影，南姗，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9]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0]顾今．被扭曲的“他们”———浅谈《莎菲女士的日记》的男性形象[J].大众文艺，2021(9):29-30.[11]冬晓．走访丁玲[J].开卷，1979(5).
[12]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执行委员会的决议[J].文学导报，1931(8).[13]张炯．丁玲全集：第9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14]杨洪承．现代中国革命文学发展期的价值调适———以作家丁玲为例[J].齐鲁学刊，2021(2):147-160.[15]李晓峰．批判意识：丁玲四十年代的小说意蕴[J].抗战文艺研究，1998(3):88-98.
[16]贺桂梅．知识分子、女性与革命———从丁玲个案看延安另类实践中的身份政治[J].当代作家评论，2004(3):112-127.
[17]张炯．丁玲全集：第2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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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简 介
刘相美，河北昌黎人，编审，文学博士，现任河北大学期刊社社长。曾任河北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兼工会主席、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兵团日报社专刊部主任（援疆）。从事出版工作20余年，荣获20余项各类国家级、省级图书奖项。
个人先后入选“中宣部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柔性援疆专家人才”“燕赵文化名家”“河北省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中国好编辑”“河北省新世纪三三三”人才工程二层次人选及“省直青年岗位能手”“鲁迅文学奖优秀编辑奖”等。
荣获河北省社科奖二等奖1项，主持中宣部专项资助课题《宋词里的植物世界》、河北省社科基金资助课题《丁玲在张家口的文学活动与文学创作研究》等各级课题多项。在《河北学刊》《出版科学》《中国编辑》《编辑学刊》等核心期刊及《光明日报》《中国新闻出版报》等各类报纸发表论文书评50余篇，其中3篇文章被《新华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转载摘编。
责任编辑：朱田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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